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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了民主社會機制的合理性
從5月26日毅然離開中領館到7月8日拿到澳大利亞的保護簽證，陳用林說這期間的43天令他終生難忘。
出逃之前陳用林不是沒有考慮到會有挫折，但澳洲移民局接到庇護申請後當即與中領館聯繫，申請如此快就遭到拒絕，卻是他始料未及的。遞交申請後第五天，澳洲外交部派一名官員找到陳用林，告訴他政治庇護申請已被拒絕，保護簽證是絕對不可能的。來人勸陳回中領館，另外給他幾個選擇：離開澳大利亞，在海外重新申請；商業、技術移民；申請旅遊簽證。這幾個「方案」，沒有一個能讓陳及其妻兒的生命得到保障。陳用林說他當時很絕望，「我意識到別無選擇了，只有往前走才能拯救自己。」
陳用林回憶，6月4日他站在悉尼市中心的馬丁廣場當眾宣布脫離中共，那是很關鍵的一步，那一刻他看到了民主自由的理念在西方社會是如此的深入人心，在此之後，他又親眼目睹了西方媒體如何監督政府，印證了民主社會機制的合理性。
領館裡面沒有自由
外人看來很風光體面的領事生活，對陳用林來說跟囚徒沒有太大區別。
為了互相監督，領館官員都得住在一起。館內裝了很多攝像頭，24小時錄像。除了在領館附近散步，外出活動要兩人以上同行，單獨外出，哪怕是從澳領館到唐人街，去見一個人，到銀行辦點事等，都必須事先徵得領導批准，回館後再向上級口頭或書面匯報。工作人員基本上不允許有私人朋友，不允許帶外人進內。私下跟人來往就有假公濟私，甚至出賣國家機密的嫌疑。級別高的官員，包括總領事，副總領事，他們就更是小心翼翼了。
陳用林說領館裡面還經常開會，討論領會中央很多的指示、精神，統一思想。近期每星期必須抽出半天時間進行「保鮮」教育。所有重大事件上面會下來一個表態口徑，大家都得背熟了，出了問題就要受到批評，處罰。
海外華人有兩個政府
生活在海外的中國人，只要曾經生活在中共的統治下，思維、血液裡多多少少滲透了中共邪惡的成分，他們一邊對殘暴的中共高唱讚歌，一邊卻對所在國的政府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甚至破口大罵，用陳用林的話講，這是華人的悲哀。到了自由社會，也不知道自己已經自由了。陳認為導致這種極不正常的現象長期存在的原因，除了國內的洗腦外，還因為中共不斷加強它對海外華人思想的控制。
關於中領館對海外華人的控制，陳用林披露主要有幾個手段。
第一，以加強華人團結為由，沒有社團的地方建立社團，有小社團的地方弄成大社團；推動成立學生會，授意任命學生會頭目，然後通過操控這些社團來控制整個華人社會。你以為是加入了一個華人社團，實際上已經在中領館的掌握之中了。
比如中央代表團要來，上面的要求是「看不見，聽不見」，就是現場不能出現法輪功、異議人士的抗議。給學生會點好處，包括活動經費，留學生獎學金，請他們的頭目來領館看演出，參加領館的活動，學生會的人就去列隊歡迎，主要是來搗亂異議人士的抗議活動。
第二，控制媒體。海外華人媒體通常規模很小，很難保持獨立性，通過誘惑、打拉和滲透，控制其輿論。
第三，打壓異議人士，「擠壓其生存空間」，這也是身為政治領事的陳用林主要負責的工作。中共將五類人視作是對其政權的威脅，稱之為「五毒」，包括法輪功、民運、台獨、藏獨、疆獨。
陳用林認為，長期控制的結果，讓很多華人感覺到有兩個政府，而中共政府比當地政府還要厲害。
傅瑩的「洪水」之說有兩層意思
中共駐澳大利亞大使傅瑩曾就陳用林出逃一事發表言論，說如果澳州政府給陳簽證，就像打開洪水的閘門。陳分析傅瑩的說話兩層意思，首先是恐嚇澳洲公眾，中國會有大批人進來，另外也證明了堂堂的大使對中共沒有信心。
據陳用林瞭解，中國駐外人員大多對中共體制不滿，有出逃的想法。包括傅瑩本人在許多場合的講話也是言不由衷的。傅瑩的父親曾任內蒙軍區宣傳部副部長，文革中遭到迫害，之後病重而死。傅瑩曾慨嘆當年被下放到內蒙生產建設兵團時所受到的飢餓、寒冷、極度的體力超支，精神壓力和政治壓力。傅瑩後期曾為鄧小平、楊尚昆、李鵬當過翻譯，受到這些中共元老的器重，很快就青雲直上，1999年當了中國最年輕的少數民族女大使。陳用林希望這個跟他有類似童年經歷的大使不要再干違背自己良心和理念的事，早日脫離中共，走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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