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7-09 00:59:02作者：
中國經濟改革固然獲得極大的成就，但在此制度轉換的過程中，顯然出現一些改革的「副產品」，其中最明顯的就是收入分配急遽惡化。目前國際上在測度收入分配差距最常使用的指標工具為「基尼係數」，此係數介於0與1之間，數值愈大表示社會貧富差距愈大，根據跨國調查的經驗顯示，「基尼係數」在0.2以下為絕對平均，0.2至0.3之間為比較平均，0.3至0.4為合理區間，0.4至0.5為差距較大，超過0.5則代表貧富差距懸殊，而到達0.6則屬社會動亂隨時會發生的危險狀態。就中國看來，在改革初期此數值約為0.29左右，屬較為平均的範圍，而改革開放「讓一部分人與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戰略確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急遽擴大，到九０年代初期已超過0.4的警戒線，而根據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的估算，到2006年此一數值已逼近0.5大關，為 0.496。
任何的改革都是利益重新分配的過程，中國為了扭轉毛澤東時期過度強調「公平」而忽略「效率」的弊端，卻矯枉過正，卻使得此種分配嚴重失衡，甚至失控，雖中共中央一再宣示要極力消弭貧富差距，總是徒勞無功，此從上述「基尼係數」數值不斷擴大可見端倪。因此我們發現，當前中國社會出現嚴重的「斷裂」，形成「菁英」與「底層」間的割裂，菁英階層包括：掌握組織資源的「政治菁英」、掌握經濟資源的「經濟菁英」以及掌握文化資源的「知識菁英」等，此三者形成統治集團，各種改革政策多獨厚此些特定人群，使其成為絕對受益族群。在過去關於改革效應的討論中，經常會出現一種「西方式」的假設，即經濟發展過程中會出現社會結構分化，隨之而來的便是造就出一批所謂的「中產階級」，其將有助於政治民主化的出現。然而，就中國的狀況看來，在改革過程中「發跡致富」的人群往往與黨國脫離不了關係，若將中國民主化的希望寄託於此一階層，簡直是緣木求魚。
就另一方面看來，有一群人屬於社會底層，其為改革開放下的絕對被剝削者，包括廣大的貧困農民、偏遠地區居民以及農民工等。其與菁英階層間貧富差距的兩極化，造成「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現象，而此種「相對剝削感」廣泛存在於社會之中，再加上各種複雜難解的問題，諸如貪污腐敗、工人與農民抗爭等現象交織在一起，從而加深社會的矛盾與張力，此即為何在當前中國各種社會抗議事件中，均會出現一群與抗議主題無關的人群，不僅旁觀、且亦會加入的緣故，此種現象目前由於經濟持續成長而不致擴大，一旦經濟成長趨緩將會使各種社會議題串連，從而使得問題更加難以收拾。
任何的改革都是利益重新分配的過程，中國為了扭轉毛澤東時期過度強調「公平」而忽略「效率」的弊端，卻矯枉過正，卻使得此種分配嚴重失衡，甚至失控，雖中共中央一再宣示要極力消弭貧富差距，總是徒勞無功，此從上述「基尼係數」數值不斷擴大可見端倪。因此我們發現，當前中國社會出現嚴重的「斷裂」，形成「菁英」與「底層」間的割裂，菁英階層包括：掌握組織資源的「政治菁英」、掌握經濟資源的「經濟菁英」以及掌握文化資源的「知識菁英」等，此三者形成統治集團，各種改革政策多獨厚此些特定人群，使其成為絕對受益族群。在過去關於改革效應的討論中，經常會出現一種「西方式」的假設，即經濟發展過程中會出現社會結構分化，隨之而來的便是造就出一批所謂的「中產階級」，其將有助於政治民主化的出現。然而，就中國的狀況看來，在改革過程中「發跡致富」的人群往往與黨國脫離不了關係，若將中國民主化的希望寄託於此一階層，簡直是緣木求魚。
就另一方面看來，有一群人屬於社會底層，其為改革開放下的絕對被剝削者，包括廣大的貧困農民、偏遠地區居民以及農民工等。其與菁英階層間貧富差距的兩極化，造成「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現象，而此種「相對剝削感」廣泛存在於社會之中，再加上各種複雜難解的問題，諸如貪污腐敗、工人與農民抗爭等現象交織在一起，從而加深社會的矛盾與張力，此即為何在當前中國各種社會抗議事件中，均會出現一群與抗議主題無關的人群，不僅旁觀、且亦會加入的緣故，此種現象目前由於經濟持續成長而不致擴大，一旦經濟成長趨緩將會使各種社會議題串連，從而使得問題更加難以收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