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羅基:識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聶紺弩被友人「寫」進了監牢，馮亦代到章伯鈞家當坐探，這些令人難以置信而又不得不信的故事，震撼著善良的人們。這些故事僅僅發生在過去嗎？當然不是，還在中國的大地上繼續上演，甚至愈演愈烈。人們在吃驚之餘，應當警惕起來，同這種醜惡現象作鬥爭，識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我想起了往事中的若乾花絮。

（一）

一九八〇年九月，一天下午，兩個年輕人闖進了我在北大蔚秀園的家中。其中一個自我介紹，名鐘粵秋，廣東韶關的工人。他說：「從韶關一路北上，與各地的民刊負責人串聯，大家都要求成立‘全國民刊協會’。我們想請你作指導。」

「民刊」，即民辦刊物，是與西單民主牆同一時期的產物。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禁止在西單牆貼大字報，民辦刊物反而有所發展。一九八〇年，北京有民辦刊物五十五種，全國二十六個城市有民辦刊物一百二十七種。後來，官方改稱為「自發刊物」。「自發」者，脫離「黨的領導」也。再後來，直呼為「非法刊物」。

我對鐘粵秋調侃道：你的名字的意思是：鍾愛廣東的秋天。北京的秋天不如廣東，你回去吧，不要成立什麼「全國民刊協會」，還是各自為戰，全面開花為好。成立了全國性的組織，很可能被一網打盡。他說，成立了「全國民刊協會」才能有力地促進改革，推動民主事業。那時，鄧小平剛發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我說，這個講話比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還要好。現在正是大好時機。為了自下而上地促進鄧小平提出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我們要在各地、各單位當改革派。

他不同意，說，你不瞭解我們工人的痛苦，每天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在本單位沒法當改革派。他越說越激動，音調高亢，唾沫四濺。還說，你不要以為只有你們大知識份子能夠研究理論、創辦刊物，我們工人照樣能搞。

那個與他同來的夥伴倒是很冷靜，他只是向我提問題，不談自己的看法。他提的問題傾向性很明顯，例如：你認為民刊是否需要有人作指導？你如果不願意作指導，是否可以推薦別人？過去鬧革命強調知識份子和工農相結合，現在搞改革是否也要強調知識份子和工農相結合？他大概從我的神情已覺察到對他的不信任，特意向我出示工作證：北京齒輪廠，馬XX。

我對姓馬的有所警惕，所以說話很謹慎。我說的也是內心真實的想法。我對鐘粵秋這樣的人是愛護的，不在乎他的言語衝撞，而是好心相勸，無奈聽不進去。果然不出我所料。一九八〇年九月，他們成立了「全國民刊協會」。一九八一年四月十日，全國統一行動，把所有的成員都抓了起來。這個鐘粵秋被判了十幾年徒刑，而那個姓馬的卻平安無事。

過了幾天，得知王若水也有同樣的遭遇。民刊《四五論壇》的負責人徐文立（豐臺機務段工人）帶了幾個人去人民日報，與王若水談話。王對他們有所同情和鼓勵。哪知這幾個人中混進了一個公安部的偵探，用微型錄音機將王若水的談話偷偷地錄了音。第二天，公安部就將談話記錄上報鄧小平。鄧小平批示：要王若水說清楚。王若水當時是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根據《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他控告公安部，在黨內使用對敵鬥爭的偵察手段是違反黨紀的。問題是這種違反黨紀的做法得到鄧小平的首肯，什麼《準則》都不管用了。極權主義的特徵就是制定規則的人不守規則，無可奈其何。

王若水是不難「說清楚」的，但後來還是給他按上一個「與非法刊物、非法組織有聯繫」的罪名。

我想起來，鐘粵秋來訪時，那個姓馬的將一個背包放在桌上，離我很近，說不定裡面也有微型錄音機。即使錄了音也不會上報鄧小平了，因為我的談話不合乎公安部的需要；非但如此，我勸導他們不要成立「全國民刊協會」，應該說是符合「上意」的。這一次我沒有上鉤，後來找了別的由頭還是給我按上一個「與西單牆和非法刊物有聯繫」的罪名。

共產黨的工作方法是抓典型。原來王若水和我被他們派定為典型了。

一九八〇年，波蘭發生了聲勢浩大的「團結工會」運動。「團結工會」興起時，鄧小平等人是興高采烈的，認為它是抗議波蘭政府、向蘇聯霸權主義的挑戰。隨著事態的發展，「團結工會」與共產黨和波蘭政府的對立，刺激了中國領導人。胡喬木寫了一件《關於波蘭危機》的策論。他認為，中國也有可能爆發像波蘭那樣的事件，必須進行研究，制定對策。波蘭「團結工會」的工人後面站著知識份子。為了防止中國的「團結工會」，首先必須搜索工人後面的知識份子。他們打開探照燈，一下子就鎖定王若水和我。所以不管王若水是否「說清楚」，也不管我是否支持「全國民刊協會」，總是在劫難逃。

（二）

一九八〇年初，教育部下了一個調令，調我去南京大學當教師。按中國的傳統，文人被貶出京城是一種懲罰。韓愈「夕貶潮陽路八千」的時候，感嘆：「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根據條例，教育部只能調動重點大學的校長。在這方面我破格享受到了重點大學校長的待遇。不過這種待遇顯然是不正常的。我自己和別人都認為，這是教育部長蔣南翔濫用職權，挾嫌報復，因為不久前我在真理標準討論中寫文章批評了教育部。當時，思想解放派氣焰頗盛，我在北大也有群眾基礎。在校內外的合力支持下，我拒不執行。北京人在「文革」中下放外地時都吃過苦頭，所以害怕被調出北京。對這種惡劣的做法，大家都希望我頂住，說：「你要是頂不住，說不定下面就輪到我們了。」我抵制了兩年，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教育部的調令一個又一個，雖不足十二道金牌，也有七八道。一九八二年初，鄧小平發話了：「我已經說了兩年，叫郭羅基去南京，怎麼還不去？再不去就開除黨籍，開除了黨籍還要去，再不去就開除公職。」這才知道，原來蔣南翔是執行鄧小平的旨意。

鄧小平的這幾句渾話，居然載入中央書記處會議紀要，於是「郭羅基問題」成了林彪所說的「頭等大事」，上上下下都忙碌起來了。中宣部召開的理論工作座談會對我進行缺席裁判。因中宣部長王任重不得力，中途換馬。鄧力群一上臺，理論工作座談會就演變成批郭大會。接著，以韓天石為書記的北大黨委又組織力量對我進行批判。他們要求在教師中造成批判的聲勢，卻要求在學生中保密，怕支持我的學生起來鬧事。

北大黨委成立了一個三人小組，專門處理「郭羅基問題」，成員是黨委副書記張學書、紀委書記巫宇蘇、組織部副部長楊福旺。他們每天要向中央組織部、每週要向中央書記處匯報「郭羅基動態」。

除了對我本人大會批、小會擠以外，對於支持我的人也無情打擊。中文系副主任、黨總支副書記費振剛公開聲明：「凡是批判郭羅基的大會小會，我一律不參加。」結果把他的職務給撤了。

按照運動的常規，有些人就與我「劃清界限」了，路上見了面都不打招呼。但志同道合的朋友們更加關心和愛護，每天都有許多人來看望我們全家，絡繹不絕。

有一天，我對妻子說：「這些日子來看望我們的朋友中，有一個人是帶著任務來的。」

她很吃驚：「誰？」

我說：「那就是M。」

「她和你不是二、三十年的老朋友嗎？怎麼會幹那種事？」

「不是老朋友還幹不了那種事。」

「你怎麼看出來的？」

「第一，到我們家來的朋友，或是夜深人靜時來，或是來的時候東張西望、左顧右盼，他們怕被人發現。而M是冠冕堂皇而來，大搖大擺而去，這就是說，她不怕上面知道她和我們家的來往。而且，只有她每天都來，看來她的任務需要每天匯報。」

「那麼，第二呢？」

「第二，她和我們交談，老是提問題，十萬個為什麼，從來不說自己的看法。提的問題都是很毒辣的，例如，周揚對你的問題怎麼看？周培源怎麼看？你們井岡山的老部下有沒有採取行動？大學生有沒有人對你表示支持？等等。這些問題是為了搞清楚圍繞‘郭羅基問題’上下左右的動態，上面需要掌握。」

周揚曾找周培源商量「郭羅基問題」，有關方面需要知道商量的結果如何。「文化大革命」中，北大反對聶元梓的一派叫做「井岡山兵團」，我是反聶的號召人物。隨著聶元梓的被捕，他們這一派已經垮了，而教師中的「井岡山」勢力依舊。有人擔心，「井岡山」勢力是否會有所動作，當然更擔心學生會鬧事。

妻子說：「那我們上當了。」

我說：「也沒有上什麼大當。重要問題沒有對她講過。要提供一些情況，讓她去匯報。如果她不能完成任務，就會派別人來。我相信，她的匯報不會太離譜。換了別人，很可能添油加醋，更糟。與其如此，還是讓她幹下去。」

妻子是一個沉不住氣的人。有一次，M來時我不在。妻子和她話不投機，馬上就給她臉色看：「你要什麼情況？說，我告訴你，讓你去匯報。」M很尷尬，從此不來了。

看來上面派不出合適的人來了，以後就找我們教研室的黨支部書記，要他匯報「郭羅基動態」。

（三）

我人還沒有到南京，南京大學黨委書記章德在全校教師大會上說：「郭羅基要來了，大家提高警惕！」好像喊「狼來了！」相當多的人不知道郭羅基是何許人，於是互相打聽。

教育部向南大說明調動的原因時，強調「郭羅基是北京的不安定因素，中央決定把他調出北京。」南大的負責人一聽，嚇壞了：「他到了我們這裡不還是不安定因素嗎？你們北京都對付不了，我們怎麼對付得了？」不願接受。中央組織部下了命令，一定要接受。由於教育部把我說得很可怕，在南大的傳說中，我幾乎成了恐怖份子。我到南大後，在校園裡走動，背後總有人指指戳戳：「這就是郭羅基！」還有人說：「不像嘛！」本人是文弱書生一個，不像傳說中凶神惡煞似的「郭羅基」。真李逵，假李逵，真李逵反而不像李逵了。

我到南大之前，黨委已經採取了種種防範措施。

我們的住房早已分配好了，在南秀村二十五號，同一層樓的鄰居是數學系的一對夫婦，男的姓王，女的姓李，都是共產黨員。兩家相處甚好。過了幾個月，我又發現問題了。我對妻子說：「這一家是監視我們的。」

「你怎麼又看出來了？」

「第一，我在南京是腦門上刺了字的，誰都知道我是北京下來的‘有問題的人’。一般人不是敬而遠之，就是畏而避之，只有這一家反而和我們套近乎。否則，他們什麼情況都得不到。」

妻子說：「對了，有時套近乎很不自然。」

「第二，我們家來了客人，他們家不是大人就是小孩總是開門探頭張望。」

妻子說：「沒錯，李XX在廚房裡老是問我，什麼人，從哪裡來。」

我叮囑妻子，千萬不要翻臉。識破了，沒有什麼危險，反而有好處。如果我們有什麼事要讓上面知道，可以故意向他們吹風。

周培源到南京作學術報告，周夫人王蒂澂和女兒周如萍來看我們。李XX問妻子：「他們從哪裡來？」答曰:「北京。」還要刨根問底：「那位年紀大的好像蠻有身份的嘛，做什麼工作呀？」妻子說：「教授夫人。」沒有如實相告。

北京的朋友傳來一個口信，鄧力群在一個會議上說：「郭羅基人到了南京，北京還有很多人去看他，值得注意。」北京的朋友一下子就斷定：「你們家的鄰居有問題。」看來，從南大到鄧力群有一條熱線，消息的來源就是我們的鄰居。

妻子又沉不住氣了，在廚房裡同李XX吵起來，說：「你們還要什麼情況？拿筆來，我說，你記下來，向北京匯報。」

畢竟他們不是老練的告密者。被揭穿以後，他們夫婦倆很不好意思。王XX約我「好好談一次」，表示歉意。他說，決沒有向北京匯報，是黨委佈置的任務，總共匯報過三次。我告訴他，鄧力群點了我的名。他說沒有想到後果這樣嚴重，真對不起。他還說：「我們家是八代貧農，總認為要聽黨的話。幹這種事是不光彩的，以後不幹了。我們決定馬上搬家。」

不久，他們就搬走了。

有一次，在路上遇見王XX，他說：「告訴你一個好消息，那個佈置我們任務的紀委書記得了失語症，這是老天對她的懲罰！叫她一肚子壞水倒不出來。」我說：「這不算好消息。這個懲罰也太殘酷了，希望老天能寬恕她。幹了不夠光明正大的事，只要改正就行了。」

（四）

有一種人最可惡，既不是職業偵探，也不是上面交待了什麼任務，而是自覺自願自主自動地充當告密者。我在北大哲學系的時候，有一位同事，名施德福，大家都說他是「打小報告專業戶」。

平時，無論開什麼會，他都忙於作記錄；哪怕是黨小組會，他也孜孜矻矻記下每個人的發言。大家都不理解他的勤勞。有人說：「你太辛苦了！」有人嘲笑他是「無事忙」。一搞運動，他的小本子成了寶貝，全都派上用場了。

他的床底下裝了一箱小本子。必要時他就拖出箱子，翻閱小本子，整成一份一份的材料。某人，某年某月某日，在什麼會議上講了什麼什麼。一看，確實有問題，而發言者本人已不記得當時是怎麼講的了，有口難辯。別人都沒有記錄，獨此一份。因為他存心不良，記的時候就按下釘子了。許多同事都吃過他的苦頭。像我這樣的自由化分子，更是他的重點對象。

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大會，毛澤東作了象徵性的檢討。之後，為了消除怨氣，籠絡人心，搞了一個甄別平反運動。我在一九五九年被作為右傾機會主義受到批判，也屬於甄別平反之列。黨委的決定中說：「郭羅基同志的言論非但不是右傾機會主義，而且是完全正確的。」我以為從此就可以無所顧忌了。

接著，在黨內討論形勢，統一思想。為了讓大家暢所欲言，規定「三不」——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再加「一不」——不做記錄。心想，那位「打小報告專業戶」沒有用武之地了。通過討論，要求思想統一到如下一套說辭：大躍進的成績是主要的，缺點和錯誤是次要的；不要算經濟賬，要算政治賬；發生缺點、錯誤的原因是經驗不足；等等。我的發言大放厥詞：如果說大躍進的成績是主要的，那麼取得成績的大躍進的一套做法就應當堅持，現在為什麼拋棄了這一套做法？如果說大躍進的成績是主要的，那麼拋棄了取得成績的大躍進的一套做法，今後怎麼能說成績是主要的？我並沒有直截了當否定「成績是主要的」，但揭示了邏輯矛盾，結論不言自明。關於犯錯誤的原因，我說經驗不足只是犯錯誤的條件，不是原因。同樣在經驗不足的條件下，可以犯錯誤、也可以不犯錯誤，可以犯大錯誤、也可以犯小錯誤。分析真正的原因，迴避了一個「左」字。據說「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危險是右傾」，難道就沒有左傾的問題？另一位教師孫伯鍨附和我的意見。我們相信了那「三不」再加「一不」，以為講過就沒事了。

北大黨委常常指責「哲學系有人反對‘三面紅旗’」。不知說的是誰。一九六四年暑期，黨委要哲學系整風，指出五個方面的嚴重問題，最嚴重的問題是「反對‘三面紅旗’」，代表人物為郭羅基、孫伯鍨，根據就是一九六二年在討論形勢時的發言。我們兩人被戴了「反對‘三面紅旗’的代表人物」的帽子，自己還不知道。我剛摘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又被戴上「反對‘三面紅旗’」的帽子。當時，沒有比這更嚴重的罪名了。

黨委要我檢討。我反過來說黨委違反了自己的規定，規定是「三不」，現在為什麼抓辮子、戴帽子、打棍子？共產黨就是這樣失信於民的，「三不」又成了「引蛇出洞」。而且還有「一不」——不做記錄，我問：現在關於我的發言記錄是哪裡來的？那個「打小報告專業戶」挺身而出：「是我會後打電話向黨委宣傳部匯報的，鐘哲明（副部長）作了記錄。」他自以為對黨立了功，而為哲學系的教師所不齒。

他們要我交待思想，我要他們拿出記錄，他們暗中的勾當又不敢見人。我既不交待思想，也不檢討錯誤。附和我的孫伯鍨作了誠懇的檢討，算是過了關。「反對‘三面紅旗’的代表人物」唯我獨尊，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北大黨委改組，才風吹帽落。

那個令人痛恨的「打小報告專業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衝擊，一箱小本子也作為黑材料被燒了。

（五）

有人認為，受命充當告密者不應追究，罪在制度。如果把具體的人的活動排除了，制度就成為虛無。有人培植告密者，有人充當告密者，這就是一種制度；只有培植者，沒有充當者，不成其為制度。即使在惡劣的制度下，個人的活動也負有法律責任和道義責任，不同的個人負有不同的責任。有人不受命也干，有人受命也不干，更不是決定於制度。上述「打小報告專業戶」是不受命也干，我還要說一個受命也不干的故事。

一九八三年三月，我在南大參加招考研究生的政治課閱卷。幾十個教師關在一間大屋子裡，埋頭苦幹。有一位年輕的女教師小李，總是坐在我旁邊，端茶倒水，非常熱情。十天閱卷結束，小李送我回家，對我說：「郭老師，是有人派我坐在你旁邊的，要我來摸你的底，對周揚的報告是什麼態度？」

三月七日，周揚在中共中央黨校作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的學術報告，題為《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周揚針對中國的現實闡述了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的理論，發人深省。中共黨內的保守派，在胡喬木、鄧力群的帶頭下，群起而攻之。他們不以批判周揚為滿足，而是要圍剿一股自由化勢力。所以派人來摸我這個「自由化冒尖人物」的底，以便與周揚掛鉤。

我說：「對周揚報告的態度又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我可以公開談論一下。」

小李說：「不要，不要，你不知道他們把你的言論作什麼用。派我來摸你的底，看樣子事情挺嚴重的。」

她還說：「通過十天的相處，從你討論問題的深度，為人的風度，工作的態度，我看不出你是‘有問題的人’。我的媽媽是老幹部。她對我說，你這是當特務，不能幹傷天害理的事情。郭老師，你放心，我決不會做有損於你的事。」

我說：「你怎麼向他們匯報呢？」

她說：「你不用擔心，我會應付。不過，他們沒有從我這裡摸到你的底，還會派別人來，你千萬要小心！」

我對她的保護表示感謝。這就是對惡劣的制度不盲從、不合作、不受命的人。後來聽說，她在政治系講課講了五年，連個講師都沒有評上。

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又搞了一場批判運動。胡喬木親自出馬，發表文章，胡攪蠻纏。鄧小平居然說，要把他的文章「當作教科書」。新華社寫了一個稿子，讓周揚看過後播發，就算周揚的公開檢討。周揚鬱鬱寡歡，一病不起，以至成了植物人。周揚的講稿是王若水協助起草的。王若水被撤銷了人民日報副總編的職務。

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清除精神污染」問題，鄧力群作補充發言，點了六個人的名：周揚、胡績偉、王若水、郭羅基、李洪林、阮銘，作為重點對象。雖然沒有從我這裡摸到底，結果還是把我和周揚掛上了鉤。

現在暗中告密，算是文明的了，還有赤裸裸的手段。派人探聽，嫌不利索、不及時，乾脆請你來「喝茶」，做下筆錄，簽字畫押。要不然，警車開到門口，要什麼材料進去抄家。再不識相，打斷三根肋骨。一個政權喪失了存在的現實性，只好靠恐怖統治；以恐怖統治維護的政權，更加喪失存在的現實性。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明朝亡於東廠、西廠，國民黨亡於中統、軍統，共產黨弄不好就會亡於國安、公安。

二〇〇九年四月十五日於哈佛大學

（原載《爭鳴》雜誌2009年5月號）(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来源:《爭鳴》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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