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臺灣時報》出版公司1993年版的李銳著作《三十歲以前的毛澤東》。李銳是中共的秀才，曾先後擔任中共高級領導人高崗、陳雲、毛澤東的祕書，在廬山會議後經歷了20年的坎坷磨難，深諳中共的政治運作與權威領袖的個人稟性。在李銳的筆下，我們看到了毛澤東的另外一面，也就是與世人耳熟能詳的毛澤東完全不同的一個青年毛澤東。他的思想、行為表明，青年的毛澤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民運人士」，而且有些觀念甚至比現今的中國民運人士都還要「先進」。
1920年，毛澤東在長沙倡導湖南自治運動。他認為當時中國還未像蘇聯10月革命那樣具備全國性革命的條件，因此提出，當時的中國應先做打基礎的工作：各地革命力量應該努力推動民主運動、文化運動、學生運動和工農群眾運動，以壯大革命力量。千里之行，始於硅步﹔萬丈高樓從地起──什麼事情不是一幵始便可成功、便見大效、便可爭取到多數群眾的。只要大家堅決地、耐心地從近及遠、從小到大做去，不因目前人數少而動搖，革命力量就會逐漸壯大起來的。他認為中國的事，目前既不能從全國、總處下手，就從地方、分處下手。他讚賞楊昌濟說的「不謀之總謀之散，不謀之上謀之下，不謀之己謀之人」。毛說，謀之總、謀之上、謀之己是中國幾千年來的老辦法，現在應當倒過來，先從分處、從基礎、從發動人民群眾著手。
從那年的9月3日到10月7日一個多月的時間裏，毛連續在湖南《大公報》上發表了10多篇文章，主要談的是，湖南的根本問題是如何實現湖南人民真正的自主。他自己後來在回顧這段歷史時說，「那時新民學會的綱領要爭取湖南‘獨立’，所謂獨立，實際上是指自治。我們的團體對於北洋政府感到厭惡。認為湖南如果同北京脫離關係，可以更加迅速現代化，所以主張同北京分離。」他還提出「建立湖南共和國」的主張。他坦承「那時候，我是美國門羅主義和門戶幵放的堅決擁護者。」
毛當時撰文對全國政局發表看法：「全國的總建設在一個時期內完全無望。最好辦法是索性不謀總建設，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22行省、3特區、兩藩地，合共27個地方，最好分為27個國。」當時他還在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上寫過一篇兩千字的文章，題目就是《反對統一》。文章幵頭就說，「中國的事，不是統一能夠辦得好的。」「中國24朝，算是24個建在沙堵（渚）上的樓，個個要傾倒，就是因為個個沒有基礎。4,000年的中國只是一個空架子，多少政治家的經營，多少學者的論究，都只在一個空架子上面描寫。」「中國人生息了4,000多年，不知幹什麼去了？一點沒有組織，一個有組織的社會看不見，一塊有組織的地方看不見。」「推究原因，吃虧就在‘中國’兩字，就在這中國的統一。現在唯一救濟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國，反對統一。」「我是極端反對和議的，我以為和議是一個頂大的危險，我的理由，不是段祺瑞的統一。也不是章太炎、孫洪伊的法律論，我只為要建設一個將來的真中國，其手段便要打破現在的假中國，起碼一點，就是南北不應複合，進一層則為各省自決自治。各省自決自治，為改建真中國唯一法子，好多人業已明白了。這是這次南北戰役的意外的收果。」如果全國「統一」了，各省又要受這種「統一」的約束。「中國人看上不看下，務虛不務實的老癖要大大發作。」「我覺得中國現在的徵象，竟如清末一樣，國人對之，不要望他改良，要望他越糟越壞。我看此際尚未壞到極處，我們不能用自力加增其壞度，卻盡可不必替它減少壞度。我們最好採不理主義。」「胡適之先生有20年不談政治的主張，我現在主張20年不談中央政治。」
其實，「統一還是分離」並不是問題的根本，關鍵是人民要有自主的權利，並由人民來作出選擇。現在有學者把黑格爾的早年與晚年加以區分。也有研究隧克思主義理論的學者提出了青年馬克思的概念。一般來說，他們的思想理論中青年時期更多一些真理的火花。李銳把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加以對照研究，使人們清楚地看到毛澤東從青年時倡導「湖南獨立」到老年時「一定要解放臺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