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抵達美國的高耀潔作為美國國務卿希拉莉的朋友，於2009年11月30日在其辦公室與之會面。高耀潔稱讚希拉莉比她的丈夫、前美國總統克林頓聰明，希拉莉放聲大笑之餘，則對高耀潔的一雙纏裹又放過的小腳好奇地瞪大眼睛。這一對忘年交除了性別與人道關懷除外，在其他一切方面均大相逕庭，丈夫與小腳的故事遂為二人坊間趣聞。圖轉自美國Persecution blog網。
穿行於遍佈31個省區的「中國的脈管中國血」，看過高耀潔醫生在那個人間地獄的「一個人的戰爭」（兩文另見）之後，本文深入高耀潔的精神人格，探究她對於當代的意義。
高耀潔出身於民國時期名門望族，這個高氏家族傳脈深遠，可以上溯到四十幾代以前《宋史》記載的冀國公高懷德鎮守曹州的北宋年間。這個家族人丁興旺，人口眾多，關係繁複，不仔細梳理，外人難以釐清；這個家族財產豐厚，高耀潔父親這一家祖上僅田地就有36公頃。她家的房屋居舍院落，非用圖紙描畫難以說清。她父親家並不是最富有的，兩度喪妻之後，他娶的第三任妻子呂氏「娘家有土地600餘傾」。
那個社會雖然動盪戰亂，但是文明的物質基礎私有產權穩固，社會結構、文化傳統、精神道德、人格操守、生活習俗、人倫觀念均法天地承舊制，禮樂不崩。那是一個「邦有道」的舊社會，高氏家族是一個辛苦勞動，勤奮致富，財產取之有道的光榮家族。那時富豪有情有義，窮人安貧樂道，世人不為殺貧濟富的強盜邏輯所蠱惑。高耀潔家族人死興喪，排場闊綽，圍觀者發的議論是同情：「死者留下的孩子太小了！有人還留下了眼淚」。
高氏家族雖不是書香門第，在三千年傳承的文化大國做富人，不免詩書飄香。據《曹縣誌》和《山東省人物誌》記載，這個家族的男人中有前清舉人、清末進士，以及30年代國民黨要員。當時文人同道有嫉妒者留詩為證：「可惜當年偃月刀，華融道上不斬曹，留下一點姦雄種，竟然文章貫英豪。」。高耀潔的大姐夫家姓曹。
追蹤高耀潔的文化背景，可以追到清末進士、山西巡撫徐繼孺（1858-1917）名下。史料記載，這是一位飽學之士，翰林院修編，陝西省主考，著述等身的學者和詩人，也是一位載入縣誌的「剛直不阿、清正廉明的循吏」。徐繼孺的女兒徐氏嫁給了高家長子，高耀潔大伯父，是長媳。她是位知書達理，不施粉黛，卻被埋沒的巾幗，從小受父親影響，受過嚴格的儒學教育，有句自勉曰：「燈前不到妝台上，不擦官粉秀花蘭，不比粗存不打扮，絲布綾羅不耐穿。……」不幸這名門閨秀28歲守寡，隨後又英年喪女。為了安撫她的不幸，高耀潔出生不久就被其父過繼給自己的這位嫂子成為養女。高耀潔在這位養母膝下長大，稱她為娘，她娘愛她「如同己出」。
那是戰亂初起，古風依舊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和家族中，高耀潔3歲多開始識字，4歲後開始背古詩，5歲纏小腳走路麻煩，乾脆正式靜坐讀書，《論語》、《中庸》、《大學》、《孟子》，7歲，她讀完了四書，接著讀五經。高耀潔天生記憶非凡，讀書過目不忘，初學表達的年齡，她就已經學會了上千漢字，4歲時一個月就把《三字經》背得滾瓜爛熟。5年多私塾，許多詩、詞、歌、賦爛熟於心，詩經至今朗朗上口，經書典章名句遇有需要便脫口而出，古文水平遠勝於當代中文系古文專業的畢業生水平。
我是在上下班途中的華盛頓地鐵上將高耀潔教授的《高潔的靈魂•高耀潔回憶錄》一書讀畢的。每個字都讀了。此書最初吸引我的，是高耀潔的文字。作為一個治病救人的醫生，她行文平實直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這些文字不大聞得見時下貫通大陸的新華書面語體的氣味，令人驚訝。另一方面，她的文字也沒有作家們的矯揉造作之風，也令人驚訝。最讓我感到驚訝的是，她那些如高原般走勢平坦的文字，每行到地韻氣脈飽滿處，就會凸顯出一兩株、三五株兀自矗立的蒼天老樹。那些老樹，是儒家典章，表達她的悲嘆與憤怒。——她的情感和思維方式是經典儒家式的。
對於這個未來歲月裡的醫生，優秀的古文水平是她私塾生活的「副產品」。重要的在於這些典籍中蘊涵的價值深埋在她幼年心中，後來形成了她的人格精神。觀高耀潔一生，除了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孔孟之道，沒有別的資源影響她的人格思想和行為方式。正如她所言：「我讀了5年多私塾，得到很多東西」，「接受儒學教育，奠定了我的人生觀和以後要走的道路」。
仁愛與悲憫，是她一生道路的起點。她自述說：「儒學文化在的我腦海中根深蒂固，它培育出本人一顆善良的心，真誠的心。」在她抗擊中國血禍的一個人的戰爭中，所有的困厄艱危都是緣此而派生的，她於困厄艱危抗衡的力量也是由此而產生的。起初，高耀潔驚訝地發現愛滋病是一場「國難」時，她寫道：「但是我不知道愛滋病的傳播、流行的背後蘊藏著多麼令人不可想像的問題。否則我沒有那麼大的膽量、勇氣！」雖然如此，後來來自權勢的明槍暗箭和炮火飛彈，並沒有像打壓前三位發出聲音的醫生那樣把她也打壓下去。如她坦言的，她不是天生鬥士，要找一片高地一展武功；甚至也不僅僅因為她是一個醫生，要恪守醫道責任——當時她人已退休，理所當然不在其位，不司其職。在我看來，重要的在於她是一位賢良，無法忍看眼前在悲涼絕望中掙扎的生命。她的仁愛之心、悲憫之情足夠廣大足夠深厚，一旦被一個個臨床具體病例激發，就拖著她上路，來到救助窮疾的起點，又不期然走進荊棘橫生的叢林。於是，仁愛之心替代了頤養天年的夙願；悲憫之情不斷兌換著與黑勢力對抗的膽量和勇氣。一個人的博愛能有多麼深沉寬廣，儲藏多少勇氣，蘊含多大的能量？高耀潔教授和她的行為方式是一個例證。
高耀潔的文字裡保有中國傳統文化遺風，不似新中國大學中文系課堂上武裝頭腦的知識，卻像是通過心靈遺傳到她生命的基因。她自己就是中國走過來最後一位名門閨秀，踽踽獨行在日漸蒼茫的非人之地。她的家已經不復存在。「1939年2月12日八路軍冀豫魯邊區支隊崔田民部二大隊進佔高新莊村，綁走二伯父高聖君、父親高聖坦、等三人，對其用盡了酷刑，幾天之後我家用30萬塊大洋把他們贖回（見曹縣誌）。高新莊的全部地上、地下財產被搶劫一空，不久又把高新莊建築痛付一炬，變成了一片廢墟，其中不乏徐氏的所有遺產，當然也包括徐繼孺老先生的遺物在內，也全部化為灰燼。」
中國思想史泰斗余英時在論及中國文化危機和激進與保守問題時，清晰地描述過高耀潔所生長於斯的中國民間社會被犁庭掃穴而徹底消失的情況，茲不贅述。另一個嚴重的情況是，經過文化大革命對傳統儒學的徹底批判與禁絕，再經過全面世俗化的三十年經濟改革開放，中國不僅將百分之七十的國家財富再分配於不到百分之一的權貴手中，而且族群的傳統道德觀念悉遭解體，虛無主義大行其道。
社會習俗和人倫道德的破產滯後於社會結構的瓦解和生活方式的裂變。中國「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經過文革正式落幕。而此前這個國族殘留的最後一縷溫馨之光，仍然存留在高耀潔的記憶中：農民只想安居樂業，滿足於「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田園生活。開會鬥爭地主，多數農民保持沉默。即便荒年發大水，農民沒有外流趨勢。地方官員出門的交通工具乃是自行車或毛驢，他們衣著簡樸，油不肥肚，說起話來滿口民生，非常具體：種地、建水池……。「沒發現任何人貪污，也沒有大吃大喝的行為，更沒有什麼包‘二奶’、‘三奶’之類的醜聞」。悲嘆的是五反宣傳隊自編自演的揭露商人偷工減料、棉花裡摻水、肉裡打水，藥裡摻白陶土，包養女人的節目，所挖苦諷刺的無一不是今日中國社會之寫照。高耀潔作為一名醫生，即便不做社會調查，也能從自己周圍的環境中真實而深刻地感到：「社會變了」！
高耀潔在這變局中所遭遇的厄運，無一不是一個文化大國徹底倒下的標誌：她被「揪出來了」，她被頭戴高帽，頸上挂鞋，赤腳走過煤渣石子路，忍受滿街的羞辱嘲罵；她被關進太平間，不人不鬼地與醫院的屍體作伴，這些屍體中有不堪屈辱而自盡的市委官員。她在那裡聽到過窗外自己親生骨肉，剛滿13歲的兒子被強行抓走的慘叫。她被送往勞教場，以年近五十、一雙小腳、殘疾人的身體，在露天採石場接受懲罰性勞動。在經歷過三次淪為芻豢的遊街後，「首如飛蓬、遍體傷痕」的高耀潔決意自裁。士可殺，不可辱，那是清末以降，自革命黨人到抗日將士一以貫之的優雅與剛烈之民風的最後一現：高耀潔不是因為不堪忍受苦痛而逃避生命，是因為不堪忍受屈辱而求死。「我已經記不清那漫長的遊街之路是如何走下來的，只記得當時，充滿我腦海的只有一個念頭：死、死、死……」。
1966年8月26日那天，她吞下了30多片麻醉藥。她沒能死成，純屬天意。被救醒來後，三個哭成淚人的孩子無助的呼喊，使她從民國女子的剛烈中找回天下母親的韌性，她發誓要保護自己的孩子，忍辱負重，絕不再輕生。不過，掛著「破鞋」遊街的人格侮辱，為她留下一個不輕不重的後遺症，她如司馬遷受宮刑之辱感受一樣：「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
人生識字憂患始。讀過聖賢書，一身民國氣的高耀潔走出了文革的殘忍、狂妄、跋扈、暴力的地獄，經過了20年重返醫壇治病救人的相對寧靜之後，借勢走進性病、愛滋病區。她感受到的是這個國族已經被改造過一次的國民性，再度被改革開放所改造：寡廉鮮恥，貪婪無度、道德虛無，「‘一切向錢看’，死人對他們不算什麼……」。「醫騙子多得像蒼蠅，翩翩起舞」。在她的文字高原上，除了行文到氣韻飽滿處而凸顯的那些老樹，那一簇簇借儒家典籍文句抒發的憤懣之情，她的高原上也生長一簇簇的灌木，大概受《詩經》質樸詩風的影響，它們是老人在孤獨的抗艾戰爭中隨時寫下的白話詩。單是詩的標題就可以看出老人交戰愛滋病時，對這個社會的感受：《奴隸》、《貪騙病人》、《愛滋病誰都不遠》、《災難》、《心懷悲傷赴墳塋》、《誰之罪》、《你太累》、《悲傷的艾滋疫情》、《問蒼天》、《深夜的孤老》、《滿江紅•血禍》、《夜泣》、《災難》。這些詩文所表達的，除了面對無辜血禍的天使般的哀嘆，就是對人心不古的「仁者之怒」。
四顧蒼茫，一無憑籍，在那個全面惡俗化的社會裏，高耀潔踽踽獨行。「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可是高耀潔無法隱退，她舊時的家族豪門已經不復存在，她心中的聖賢理念悲憫之心也不讓她隱退。等到當局把她當成異類，實施監控的時候，她更不隱退了。老伴兒去世，兒女遠離，成千上萬的愛滋病人變成了她的家庭成員，她已然成了他們的守護人，與他們生息與共。
2006年傳來了她榮獲美國「生命之音」組織頒發的「環球女性領袖獎」。這喜慶的消息並不能使老人有絲毫輕鬆和喜色。那時候，她已經充分瞭解到中國血禍的嚴峻程度，同時從患者維護自身權益的艱難中，親眼看見了這個弱勢群體投訴無門的困境。行前準備在即，她從各方友人為她購置的領獎禮服中，執意選擇了一件中式外套，那是她家人親手為她縫製，愛滋病人親自送到她門上的。不合禮賓規矩，但是合乎她的使命：「我是代表中國愛滋病患者去的，我要為那千千萬萬死者服喪。」
接下來，她在自己的家裡遭到軟禁和封鎖。河南當局所要阻止的正是這位首次出國的老人決心要做的：借領獎的機會為中國愛滋病群體代言，「把他們的苦難和不平告訴世界，要喚起全人類對他們的關注和同情，要為他們帶回與病魔和社會不公抗爭的希望。」。幸得美國前第一夫人，國會議員，現任的國務卿希拉莉連續給北京當局發出十幾封言辭懇切的信，要求放行。半個月間說客盈門、輪番鼓譟、軟硬兼施中守死善道、不肯退讓的高耀潔終得成行。
2007年2月26日，她踏上了美國大陸航空公司客機的舷梯。行囊裡裝著那件自家特製的「禮服」。那身中式外套黑底白花，普通麵料，價值不到兩美元。
「生於斯，長於斯，老於斯」，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了整整八十年的這位老人，六十餘年歲月中，歷經政治運動、忙於救助病人，劫波度盡，草心不泯，「奉獻於斯，受難於斯，拚搏於斯」，卻很少能安睡於斯。出國前半個月的軟禁監視、圍堵封鎖和遊說纏磨，加上登機前的長途奔波和緊張，進入機艙，老人已精疲力竭。這時她鬆了一口氣，終於成行了。
托希拉莉的美國福，老人坐頭等艙，座椅寬敞舒適，勝過她那堆滿了防艾資料的簡易床。
她難得地心寬意安，吃下了一片安定，在遠離血禍故土的空中，在遼闊雲端之上，她沉沉睡去。期間飛行十幾個小時，只在日本上空吃了一頓西餐麵條，接著再一覺睡到新大陸。
醒來後，她有一段時間迷離恍惚，不知身在何處，不知所見虛實真假。她那古典式思維中出現了莊周夢蝶的典故，她臉上的滄桑舒展為明朗的微笑。這位老人是一名醫生，她沒有等身著作論述中國傳統，卻以入世救人的一生演為儒教精神的血肉文本。人在天上那一刻，念及莊子念及蝴蝶，該是是她一生躬行直道的困頓中短暫的休養生息，一如她只能在飛離血禍之地的空中酣睡。
其實老人太知道自己是誰了。她既不是莊子也不是蝴蝶，她是為千萬愛滋病患者下地獄的地藏王菩薩，她知道自己身後只有，而且全是她的無辜無助的愛滋病受苦人。
當她穿著那件黑底白花、不值兩美元的中式外套在長時間的、熱烈的掌聲中走上頒獎臺的時候，她的老眼裡充滿了淚水。——在中原大地的道路上、村莊裡、光禿禿的房樑下、黑黢黢的土炕前、歪脖子的柳樹下、漆黑的無眠的深夜和無風的勞頓的白天，她曾經留下過無數次眼淚。然而這一次，伴著同情、理解、敬仰、欽佩的目光注視，老人為自己的命運熱淚盈眶。相濡以沫一生的老伴先她走了，孩子不甚理解也疏遠了，她得罪假醫、官商無數，順便有時也會得罪朋友，「得罪人太多嘍」。沒得罪的、真誠受她鼓舞的人們來來去去，一批批遭到打壓，不得不偃旗息鼓，只有她挺立著。她強行出國，根本就違背河南官方的意志，但是她的根在中國，她的家在中國，她的價值在中國，她必須回到血禍之地。如此一來，面臨什麼她雖然無從知曉，但是必須承受。頒獎是他人的事，苦難困厄要自己承擔。然而她已經八十高齡了！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我的憂是‘血禍’未止，‘艾魔’未滅；我求的是這個‘世紀災難’早日結束，苦難的人民早日擺脫苦海。
「我為愛滋病患者的命運而憂，又為那些惡毒小人的逼害而怒。在遭遇無數的痛苦和侮辱以後，我靜下心來思前想後，心潮難平。我怨天上的日月，你們都幹什麼去了？為啥不放射光芒照亮人間？我心中的憂愁抹不掉，好像沒洗的髒衣服。我只恨自己沒有一雙翅膀，帶我飛離這苦難的大地……」
老人對這個無道之世的深惡痛絕和失望無奈是難以言喻的。她已經立了遺囑，並在自己的自傳中將之公之於眾了。她的遺囑不是告訴自己子女如何分配她的遺產，她沒有遺產。與她通電子信的人都知道，每封信落款處都標有她的座右銘：「但願人皆健，何妨我獨貧」。老人的遺囑是為了杜絕河南及各地那些欺世盜名者人利用她的名義，成立組織或機構，打著救治愛滋病的旗號欺世盜名，中飽私囊。她同時聲明，杜絕身後有人以她的名義寫傳記、偽造歷史，愚弄後代；不許身後有人以她的名字買假藥、坑害病人和社會；不許身後任何人改編、修版她編寫的任何書籍。這位老人經歷過高家三代祖墳悉被掘開，焚屍揚灰，珠寶盡劫的災難，她在遺囑中說，「氣如秋風，骨灰如土」，決意棄絕傳統風俗，不土葬，不存留墓地，不給文革殘渣餘孽、貪官酷吏，行醫騙子及後臺主子留下造禍的場所。老人連骨灰都不留，她要與老伴的一同撒入她故鄉之河，黃河，隨之「流入大海，銷聲匿跡」。
此遺囑一立，這位恓惶一世只為蒼生的老人，不僅生前與欺詐、冷酷、貪婪、殘酷、邪惡勢力誓不兩立，身後也徹底棄絕了這個墮落的世道。
2007年赴美國領獎歸去不到兩年，四川為大地震受難學生討還公道的維權人士譚作人被捕，此案轟動中國坊間。山雨欲來風滿樓，高耀潔教授失去了最後的安全感，她毅然再度出國。這一次，無人邀請，是離家出走，心裏背的全是她那些可憐無助的愛滋病患者。
人類歷史上，心中裝著受苦人，在晚年離家出走的，在她之前只有一個，是俄國大文豪老托爾斯泰。這位俄羅斯貴族晚年離開自己的莊園，坐上火車一路離去，為了尋找良心的安寧；而離開自己根深葉茂的大地和故國家園的中國民國貴族高耀潔，為的是尋找人身的庇護，以便把經年在中國血禍之河上獨木泛舟的經歷見聞披露於世。她把這當成自己人生最後一項使命。她現在每天工作幾個小時，用她寫得青紫的手指，捉拿那些殺貧濟富的凶手，誓為中國人為的血患作證。
她是不說英語、體質孱弱、形單影隻的老者，她是秋日的霜葉，是暮色中的倦鳥。為了完成使命，她先是奉獻了自己晚年的秋霜楓紅，接著奉獻了自己的故土的家國林園，最後切斷了自己的退路。
這是中國禮儀之邦最後一位貴族的命運，這是舊中國、好中國、民國中國的最後一個身影。
後記
不止一次了，這位說話時撐住一口氣，沉默時立刻呻吟不絕的老人，與友人在一起聊天時，不是討論如何保健，而是談論如何保證自己按時死去。美國是年輕人的天堂，而她自覺來日無多，一旦書稿一一付梓，她就認定自己的使命完成，活著於她不再有意義，而世界對她早已是痛苦之地。
五月份，我受前大河報副總編馬雲龍兄之托到紐約探望她，她說，一旦書完稿，那就是她結束自己生命的時候。言罷，溝壑縱橫的臉上灌滿了淚水。一種悲涼之情，從她的溝壑注滿我心，我無言以對，我們這些愛滋病患的旁觀者、未被感染的幸運者，拿什麼去勸阻這個老人的決絕，拿什麼寬慰老人的悲苦？
十月份，剛剛讀罷她五月送的書《高潔的靈魂•高耀潔回憶錄》，我應邀去參加老人的新書發布會與她再次見面，心裏裝滿了對她的敬仰和愛。在她那件間只有一張床、一個簡易桌子的臥室裡，與她促膝對坐，聽她揮去中國佈滿天空大地的烏煙瘴氣，用口音濃重的河南方言再度咀嚼死亡的這個話題。
我勸她：風燭殘年，使命完成，她回到中國未必導致很大的麻煩。而中國大陸有的是歡迎她去安享晚年的朋友。但是她說：即便她能夠回去，騷擾和麻煩將波及那些曾經飽受牽連的親屬子女，她不願意這種局面發生。而且，她拒絕入住任何友人家，不願意成為別人的負擔。
接著她說：「我想好了，我最好的死法和去處，是死在飛往中國的飛機上。」
不能扶疾入國，還是要歸正首丘。她這是要為無量無辜的艾滋患者獻祭，她把自己當成祭品，要走上中國愛滋病的祭壇。縱觀老人一生行為思想，當知此言非戲言。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先賢往聖也不過如此。
八十年代我參與過中國的傳統文化檢討運動，猛烈抨擊杜維明教授的新儒學觀點，認為他的理論無法解釋中國三十多年的政治專制制度，把儒教的集體主義觀念看成是極權主義在中國立足的思想資源。後來，我接受了以「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秦始皇到毛澤東，兩種迥然不同的譜系、截然相反的哲學、涇渭分明的歷史潮流和民族命脈」來解釋中國近代政治與社會現象的觀點。而如李慎之先生所察，當代中國在文化大革命傳統文化被徹底摒棄之時，也正是專制主義昌盛並演化為一黨專政和群眾專政之時。我想，高耀潔老人艱苦卓絕、篳路藍縷的一生可以證明，中國儒教中以人為本的思想和仁義道德精神，最終是通過人道主義指向專制統治的，而中國傳統中「三軍可以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為一種價值觀和人生信念，可以使人在困厄苦難面前，產生與宗教信仰相同的超越生死的偉大人格力量。
錄文天祥被囚時以其浩然之氣抵擋囚室一切穢氣時所做《正氣歌》句，贈與於高耀潔教授，並結束此文——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岳，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秋雨將歇，秋葉飄零之際 於華盛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