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官二代的紅衛兵（圖片來源：網路）
【看中國2017年12月13日訊】1965年，當北島邁進無數人夢寐以求的北京四中校門時，才發現這裡並不是天堂。除了繁重的學業外，每天被騎進學校的高級進口自行車，飄蕩在耳邊的高層小道消息，以及每週末只有高幹子弟有資格參加的會議，都讓他感到莫名的自卑和壓抑。而在同時，所有人的衣著卻又都很統一和樸素，甚至樸素到了可疑的地步，顯得很「平等」。這讓北島感覺很不對勁：「顯然有什麼東西被刻意掩蓋了，正如處於潛伏期的傳染病，隨時會爆發出來。」
直到文革的某天，北島走進教室，忽然大吃一驚：高幹同學們已經搖身一變，披上了簇新的綠軍裝，甚至呢制的將校制服，腳蹬大皮靴，腰扎寬皮帶，手臂上的紅衛兵袖標紅得耀眼。紅色貴族們的這身華服，瞬間將自己與其他同學截然區分開來。這時北島才恍然大悟，之前自己的壓抑，原來就是來自這種隱而未發的優越感。
終於，它「卸去樸素優雅的偽裝，露出猙獰面貌。」
《暴風雨的記憶：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是18位親歷了文革的四中學生的回憶錄。由於書中大部分作者都屬於寒門子弟，所以文革前嚴重的社會不平等是他們的共同記憶。比如在王祖鍔看來，當時階級路線被貫徹得越來越嚴格，無論是上學、參軍還是工作，都要看出身，家庭背景不好的人處處受限，根紅苗正的人則享有很多便利，「人與人的不平等到了如此地步，有些人還是不滿足。」趙京興則說得更大膽直白：「按照教科書和老師的講法，社會主義社會是個美好的社會，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平等。事實並非如此。」
用不平等、壓迫等常與資本主義相聯繫的詞來描述社會主義社會，這乍看起來很令人驚訝。但正如卡爾．波普（Karl Popper）所說，即使在共產主義革命取得了勝利後，馬克思預言的「無階級的社會」也不會出現，因為就在推翻舊政權的那一刻，「手握權力的人很快便會組成一個新的貴族或官僚階級，並成為這個新社會的新統治者。」他們會極力掩飾這一點，而最好方式莫過於保留並利用原有的革命意識形態，充分利用它，「一方面，使這些新統治者的權力合法化，並不斷得到加強；另一方面，也可以作為‘精神鴉片’來麻痺無知的民眾。」
高幹子弟和寒門子弟之間的利益衝突，才是產生全國性紅衛兵運動的社會基礎，文革也是當時「社會矛盾的總爆發」。49年後，紅色貴族的權力則乘機無限膨脹。不知不覺間，人民內部已經形成了四個階級。四中學生就是當時社會結構的縮影：高幹子弟的地位最高，工農兵和普通幹部子弟次之，知識份子的後代再次。「黑五類」子女則早已淪為賤民，絕對進不了四中。
文革開始後，高幹、工農兵、知識份子二代都組成了各自的紅衛兵組織，分別稱為「老兵派」、「四四派」和「四三派」。雖然這三派紅衛兵都使用相同的革命話語，一眼看上去似乎沒什麼區別，但只要從他們的具體行為和立場來分析，就能看出這三派紅衛兵其實有著各自明確且迥異的政治訴求。
「老兵派」又被稱為「第一代紅衛兵」，顧名思義，他們是率先投入文革浪潮的。由於能通過家庭在第一時間瞭解高層政治動向，他們可以先發制人。文革初期是「老兵派」的天下，他們提出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著名口號，並由劉輝宣譜寫成《紅衛兵戰歌》，迅速傳遍大江南北。隨後的3個多月時間裏，全國圍繞著「血統論」和「出身論」爆發了激烈的爭論。雖然當時所有社會資源都已經向紅色貴族們傾斜，但他們還是不滿足，擔心「狗崽子們要翻天」。所以，他們要利用文革，進一步鞏固自己的權力。對於這個意圖，「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寒門子弟是心知肚明的，但他們暫時敢怒而不敢言。
「老兵派」的行動緊鑼密鼓。6月初得到毛澤東有意廢除高考的內部消息後，北京四中和北京女一的十幾位高幹子弟立即起草了「廢除現行高考制度」倡議書。此倡議書由劉源提交給時任國家主席的父親劉少奇，並隨即見報。這份倡議書稱，高考制度「基本上沒有跳出資產階級考試制度的框框，不利於貫徹執行黨中央和毛主席提出來的教育方針。」但其實「老兵派」更隱秘的動機是借由廢除高考，徹底堵塞寒門子弟向上流動的渠道，建立某種「社會主義門閥制」，讓紅色貴族們世代掌權。
但是，風光了幾個月後，毛澤東在8月5號忽然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將矛頭直接指向劉少奇和整個官僚階層，並隨後解散工作組，卻使得「老兵派」的形勢急轉直下。我們至今無法確定，毛澤東的這一舉動，究竟是緣於對官僚階層的不滿，還是為了打擊政治異己，攫取更多個人權力。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此舉為之前被壓抑很久的「四三派」、「四四派」，即「第二代紅衛兵」的橫空出世掃清了障礙。尤其是8月18日受到毛澤東親自接見後，「四三派」、「四四派」紅衛兵更是強烈地感覺到，「毛主席」是支持他們的。他們因此陷入領袖崇拜的迷醉中無法自拔，並在隨後肆意「傾瀉我們無情的暴力」，直至掀翻天地。
「四三派」和「四四派」（寒門子弟）的政治訴求與「老兵派」（高幹子弟）針鋒相對。前者要求的是「打碎特權階層」，剝奪紅色貴族的權力，「實行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遇羅克的《出身論》是「第二代紅衛兵」的政治綱領。在他們看來，劉少奇是支持「血統論」的，代表官僚階級的利益；而毛澤東則是支持「出身論」的，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所以，他們強烈要求打倒劉少奇。作為精神領袖，遇羅克始終對毛澤東抱著很複雜的感情。但是在「血統論」橫行太久的情況下，除了支持毛外，實在是沒有其他選擇。在遭逮捕並被處決前，遇羅克還將一封長信交給牟志京保管，「在今後情勢允許時，交給毛澤東」。
總體來說，在所有的紅衛兵派別中，「老兵派」是相對來說是最「理智」，破壞性也是最小的。暴力畢竟只是他們用來顯示自己「革命性」的手段而已，對於這個遲早會從父輩那裡繼承過來的江山，何必要將其打得千瘡百孔呢？「老兵派」希望的是文革不要持續太久，達到目的即可，見好就收。但「四三派」「四四派」中的很多人則純粹是為了發泄對社會的不滿而投身文革，是為暴力而暴力。在著名「紅八月」裡，他們走上街頭集體狂歡，一時血雨腥風。本著「凡是敵人支持的我們就要反對」的原則，「四三派」、「四四派」由一開始反對「老兵派」，反對官僚階級，進而發展到反對社會的一切秩序，無論它是合理的還是不合理的。
這種破壞一切社會秩序的狂熱被黑格爾（G.W.F. Hegel）稱為「否定的意志」，這種意志「只有在破壞某種東西的時候，才感覺到它自己的存在」。通過無止境的破壞，他們暫時獲得了一種空虛的自由。「這種意志以為自己是希求某種肯定的狀態，例如普遍的平等，但是事實上它並不希望這種狀態成為肯定的現實，因為這種現實會馬上帶來某種秩序。」他們擔心一旦文革結束，舊有的金字塔形等級制便會死灰復燃。他們渴望的「真正的社會平等」只能是幻想，因為「這觀念實現的只能是破壞性的怒濤」。
單從力量對比上看，寒門子弟人數遠遠勝過高幹子弟，所以前者能在短時間內扭轉局勢。但權力資源畢竟是有限的。奧爾森（Mancur Olson）就曾指出：「比起大集團來，小集團能夠更好地增進其共同利益。」文革初期的「老兵派」由於人數少，容易統一行動，所以局勢始終在可控制的範圍內；但「四四派」、「四三派」則由於人數眾多，在短暫的一致對外後，便無法統一行動，反而分裂為很多小派別，為爭權奪利而開始倒戈相向，武鬥浪潮隨之席捲全國。
發展到最後，紅衛兵運動脫離了追求「平等」的初衷，只剩下野蠻的權力鬥爭。有的人始終一往無前，最終碰得頭破血流，甚至肉體湮滅。有的則被現實的血腥和殘酷所深深震撼，開始閱讀各種書籍，並痛苦地思索這場運動的意義。毛澤東也意識到不能再這麼下去，於是便提倡上山下鄉，把紅衛兵分散到農村的「廣闊天地」中，藉此稀釋其破壞力。於是1968年，一批批的紅衛兵帶著困惑和失落，經火車站離開一片狼藉的北京城。他們完全沒意識到，遠方荒涼且貧瘠的農村將成為他們的煉獄。
在「四三派」、「四四派」紅衛兵看來，文革中的他們是「為爭取平等而鬥爭」，若非他們挺身而出，中國早就建立起嚴密的金字塔形等級制了。而在「老兵派」看來，他們在文革中始終代表著一股「穩定的理性的」力量。他們在「紅八月」局勢失控時組織「西糾」，通過一系列行動試圖阻止流血事件的蔓延。隨後更是成立了「聯動」，公開反對「中央文革」，甚至還要「打倒江青」，並「徹底批判毛主席的錯誤路線！」這難道不是有反文革的正面含義嗎？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兩方都能從自己的角度來為自己辯護，這是文革以後，很少會有紅衛兵進行主動反思的根本原因。
而在上山下鄉運動中紅衛兵（知青）所受的種種磨難和不公待遇，則使他們轉而認為自己才是文革中真正的受侮辱與損害的人，由於這苦難，之前犯下的罪惡似乎都可以一筆勾銷，「受害者」和「加害者」的身份也在不知不覺間被完全顛倒過來——這是永恆的規律：比起加害行為來，人類更容易記住的是受害體驗。
也許文革的唯一貢獻，就是讓大部分人看清楚：共產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不但不會帶來物質財富，甚至連其最引以為傲的「人人平等」，也不過是張空頭支票。有些問題似乎永遠難以解決：1968年「四三派」和「四四派」鬥得血肉橫飛時，一個已失勢的「老兵派」同學依然無比高傲。他極為自信地跟北島打賭「二十年後見高低」，並稱「你們有筆桿子，我們有槍桿子，看將來是誰的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