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小條條，就把人分成兩等。那時人找對象，首先要問清對方是否帶糧票。（網路圖片）
毛時代糧票曾經是我們的命根子，糧票比黃金都要貴重。那時，僅僅有錢是不行的，想要活命就離不開糧票，那個一指寬的小條條就能把人徹底制服。記得我看《沙家浜》時就曾想：沙奶奶養活17個傷病員，哪來的那麼多糧票？
那時的人按職業分成十等，每月口糧差異很大。就拿普通市民來說吧，每月供應糧為27斤，按30天計，每天9兩。逢小月富余一天，但逢大月就差下一天。如果不想有一天餓肚子，就需要精打細算。不少人家做飯前，都要上秤約，不敢有一絲一毫的疏忽。記得有一年，黨中央批准市民可以提前一天購糧，激動的人們熱淚盈眶，齊聲高呼毛主席萬歲！
那時市民與農民的差異也就在於吃糧。一張小條條，猶如楚河漢界的界碑，把人分成兩等。那時人找對象，首先要問清對方是否帶糧票。帶糧票就是市民，不帶糧票就是土裡刨食的農民。
我最早關於糧票的記憶是在1960年。那年夏天，父親聽說郊區八里莊餓死了一頭牛，能買到牛下水。家中老小很久不知肉味了，他決定去買點解饞。父親走了兩個多小時，找到那個地方，連牛毛都沒有看見，知系誤傳。父親此時已精疲力竭，若空著肚子往回走，很可能餓斃於路上。幸好他帶了二斤糧票，於是買了五個窩頭，吃了一個，提著四個往家走。回到家裡，一掏衣兜，頓時傻了眼——找回的那斤糧票竟然不見了。他在身上翻了個遍，就是沒有。兩眼直冒金星、渾身出滿虛汗。來回白跑了10多里路，牛下水沒有吃上，反倒丟了一斤糧票。父親越想越窩囊，為這斤糧票急火攻心、徹夜未眠。第二天天剛亮，他就順著昨天那條小路去找。
一邊走，一邊不停地用樹棍在路旁草叢中扒拉。大約搜索了四五里路，父親終於在灌木枝頭找到了那張糧票。他跪在地上激動地親吻它，臉上興奮的流光溢彩。父親後來不止一次地感嘆：爹親娘親也不如糧票親呀！
還是那年夏天，我沒事在家翻糧本（見鬼了，糧本有什麼好看的？）發現有一個月竟然余一斤糧。當時激動的心情猶如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立即告訴了父母。他們開始不信，經反覆核算，確信無疑，馬上到糧站取出糧票，買了一斤餅乾。那天全家比過年還高興。
1963年，我在呼市五中唸書時，班上有個同學是農村戶口，只有他爸爸一個人在城裡上班。他家徒四壁，生活異常艱難。母親患結核病臥床，他也瘦骨嶙峋，經常課間暈倒。一打聽，才知道是因為吃不飽飯，嚴重營養不良。於是我們幾位同學私下溝通後，一起從家裡偷出些糧票和吃的給他們家送去。記得那是年前，他們家冷鍋冷灶，他的媽媽捧著糧票從床上爬下來，硬是給我們幾個孩子磕了頭。那天，他媽媽淚流滿面，窗口射進來的光線照在她蒼白臉上，望之令人心碎。那情那景，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
那是年前，他們家冷鍋冷灶，他的媽媽捧著糧票從床上爬下來，硬是給我們幾個孩子磕了頭。（網路圖片）
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我在內蒙電建公司當工人時，屬於重體力勞動，糧食定量45斤。好像裝卸工、起重工更多，最高可以達到60斤。由於那時的副食不行，尤其肉是定量供應的，人們的飯量奇大，每天總是飢腸轆轆的。
那時的供應糧，只有百分之四十的細糧，其餘全是玉米麵。那時的玉米是東北馬牙玉米，又粗又長，脂肪、蛋白含量極低，餵牲口都不好好吃。窩頭苦澀難嚥，在嘴裡越嚼越多，就是嚥不下去。吃到後來，有的師弟實在嚥不下去，把窩頭搓成丸藥大小的圪蛋，大概嚼一下就用水送進胃裡去了。
那時的細糧是白面饅頭，食堂一發下糧票，年輕人們往往先吃細糧，實在無奈時再吃粗糧。如果過節回家，僅有粗糧票食堂是不給兌換通用糧票的，粗糧票也就作廢了。我在1960年挨過餓，捨不得把粗糧票作廢，每天只好按比例吃。每頓飯買一個窩頭再買一個饅頭，趁著飢餓，先把窩頭慌亂地吃下，然後再慢慢地品嚐白面饅頭的麥香。
說心裏話，那時工地食堂的炒菜還是不錯的。五分錢的辣子白，油汪汪的菜裡還有紅紅的辣椒，粗糧全靠它的幫助得以下嚥。
我由於嚴格地按粗細糧的比例吃，所以剩下的粗細糧票也都成比例。逢年過節回家，我就會持成比例的粗細糧票到食堂管理員那裡換取通用糧票。通用糧票分地方糧票和全國糧票兩種。家在內地的師傅們可以換到全國糧票，內蒙籍的人一般只換給內蒙糧票。食堂的管理員叫趙華輝，是個面慈心善的老頭，文革期間也曾被關押在牛棚裡。我們曾是難友，我每每去找他換糧票時，他總會拿全國糧票給我，我對他千恩萬謝。
那時候有糧票真好啊，有糧票就可以上飯館吃碗肉絲面，也可以買到炸得噴香的油餅或剛出籠的包子。我至今記得，五分錢加二兩糧票可以買一個焙子；五分錢加一兩糧票可以買一個肉包子。誰家要是有人出遠門，必須持介紹信上糧站，把糧食換成糧票。出省還必須有全國通用的，否則你根本沒法遠行，否則豈不是要隨身背一口袋面再背只鍋？一指寬的小條條就把你栓的死死的，沒法子。
記得有一年，我用積攢的粗細糧票一共換了120斤全國糧票，齊齊整整簇新的一疊糧票拿在手裡，內心充滿了喜悅。過年時我把糧票拿回呼市家中，親手交給母親，細心地叮囑她說：好好保存，輕易不要出手。如果再逢災年，可以抵擋一陣子，母親為此非常感動。直到2010年五月母親去世，我在整理遺物時，發現那120斤糧票依然靜靜地呆在一個精緻的西湖龍井茶葉桶內，我親吻那一疊糧票，一時淚如雨下。
那時，土建工地有個四川籍的技術員叫劉定業，是個文弱書生，因為出身不好，非常受氣。一天，劉定業去食堂打飯，土建工地的幾個小混混圍住他要和他借細糧票，他剛把錢包掏出來，一疊細糧票就被他們一搶而光。劉定業一時怔怔地站在那裡悵然若失。後來我多次見到劉定業找他們索要細糧票，但沒有一個人承認拿過他的細糧票。
劉定業為人鄙吝。據傳，當年有人給他介紹了一個對象，是包頭棉紡廠的擋車工。初次見面，他請那個女孩在飯店吃飯。花了一元錢買了三兩米的飯、一菜一湯給女孩吃，自己就帶著個烙餅坐在那裡就著白開水啃。女孩嫌他小氣，從懷裡掏出一元錢「啪」地拍在桌面，憤然轉身而去。他趕緊起身一路追了過去：「餵，不要走、不要走……」女孩轉過身來，心中略有感動。「你還有三兩糧票沒給哈！」劉定業說。
那時，大多數師傅的家都在農村。師傅們常常自嘲說：「娶個老婆向陽花，生下娃娃亞非拉。」「向陽花」一詞來源於一首歌曲：「公社好比常青籐，社員都是向陽花」；亞非拉的人民大多是黑人，以此隱喻他們孩子們沒有城市戶口，和黑人無異。
這些家在農村的師傅們，自己瘦小乾枯、面目黝黑，但妻子卻大多如花似玉。潘金蓮僅僅為了全國糧票就嫁給了武大郎，這真是現代版的《金瓶梅》呀。
記得剛參加工作時，師傅們都真誠地勸告我：你將來找對象一定要找一個帶全國糧票的呀！我因此立志不娶「向陽花」。
我曾經見過一個非常漂亮但沒有糧票的上海女孩，皮膚白皙、身材高挑、面目嬌羞嫵媚。她下鄉在黑龍江，姐姐姐夫都在我們公司工作，我和她的姐姐姐夫很熟。一次她的姐夫向我說起她，並試探地問我：下鄉的知青你肯娶嗎？我慨然拒絕。後來這個女孩嫁給了土建工地水暖班一個叫海三維的回民，我才第一次近距離見到她。我驚異於她的美麗，但說什麼也為時已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