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延漢簡，廣地南部永元五年至七年官兵釜磑月言及四時簿（編繩）。（氏子 /wiki/CC BY 4.0）
漢代國祚四百餘年，文景之治民生富裕，漢武帝時國力鼎盛。但是從秦代小篆刻石到東漢隸書碑刻之間，西漢書法史卻留下一段空白，直到漢簡、帛書出土，才讓後世一睹西漢書法，尤其是隸書的風貌。
漢代邊塞遺址出土「居延漢簡」
西漢碑刻幾乎蕩然無存的原因在於人為破壞。西漢末年王莽篡漢，改國號為「新」，繼而大肆毀壞漢碑以鞏固政權。後代僅發掘出十餘塊倖存的碑刻，但多屬小品，不具代表性。
清光緒時期，一些戰國晚期到魏晉的木簡、竹簡陸續於新疆、內蒙一代出土。1906年，著名的英國考古學家、探險家斯坦因等人進行中亞探險，在新疆民豐縣北部尼雅遺址發現少量漢簡，第二年又在一些甘肅敦煌的漢代邊疆遺址內發現七百多枚漢簡，這是近代第一次漢簡出土的記錄。
1930年，中國、瑞典學者合組西北科學考察團至甘肅、內蒙古一帶考察。於額濟納河流域的漢代邊塞遺址中，發現一萬餘枚漢簡，因附近屬於漢代張掖郡居延或肩水都尉轄區，故統稱為「居延漢簡」。
抗戰期間，為了躲避戰火，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沈仲章冒生命危險，千辛萬苦將西北科學考察團存放於該所的居延漢簡轉移至香港大學，並加以拍照、編製圖冊。1965年運至臺灣，典藏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3年以後，甘肅居延考古隊在破城子、肩水金關遺址、新疆樓蘭、青海大通等地大規模挖掘，又出土大量漢簡，至今發現的漢簡已高達四萬多枚。
《黃帝四經》出土帛書。（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此外，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等處，亦出土大量帛書，包括著名的《周易》、《老子》、《黃帝四經》、《戰國縱橫家書》等。
邊塞簡牘是研究漢代歷史的佐證
漢代已經有紙張，不過早期的紙張主要用途並非書寫，而是用來包裹的。當時的書寫材料，竹製的叫竹簡（簡稱簡），木製的叫木牘（簡稱牘），合稱「簡牘」，可用線繩、牛皮繩等編成書。
漢武帝為了防禦西北邊境，修築道路、移民墾邊、派兵屯田戍衛，並遍置烽燧、郵驛等。漢代邊塞遺留下豐富的簡牘，這些文書資料記錄了大約從西漢中晚期到東漢初，當地軍民日常生活各方面，包括經濟、軍事、法律、教育、信仰等活動的情形，為漢代歷史研究的重要佐證。
漢代邊塞簡牘大多以麻繩編聯成簡冊，以書寫更完整的內容，先寫後編或先編後寫皆可。但是簡牘長期積累下來，占據的空間很大，必須定期銷毀。舉例來說，根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學者邢義田以所內典藏的居延漢簡，進行體積和重量測量，指出：用木簡書寫的《史記》，體積約28萬4310立方公分，重量約48.1公斤。由此可見，數量龐大的文書檔案室必須要定期銷毀、整理。
為了充分利用資源，預計銷毀的簡牘會加以改製利用，或是移作其他用途。例如：作為練習寫字的習字簡、製成狩獵工具、上廁所用的廁簡、當作柴薪燃料等。居延漢簡出土時，由於年代久遠，編繩鬆脫、腐朽，或是簡牘被改製、銷毀、再利用等原因，大多已經成為零散的單簡了。
居延漢簡生動活潑帶有豐富書韻
居延漢簡是用毛筆和墨直接寫在簡牘上的，與碑刻隸書風格完全不同。漢簡書法已大量展現隸書「藏鋒逆入」、「逆入平出」、「蠶頭雁尾」等特色。雖仍是隸書筆法，但非常隨意、放鬆，或粗或細，變化多端。結體自由，大小錯落，經常特意加長一些筆畫，顯得生動活潑，富節奏感，帶有一種天真浪漫的趣味。
在官方文書由秦代小篆轉為漢代隸書的同時，民間對於規規矩矩的書寫方式已有些不耐，在記錄文字或互通訊息的時候，希望能更加快速便捷，也逐步形成隸書體的草寫。晚期漢簡書法已有了章草書體的開端，且逐漸形成草書、行書。因此，漢簡帛書出土補上的這段書法史空白，體現出漢代書法亦是承前啟後的一個重要轉捩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