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从国内看病回来的先生，在对朋友绘声绘色地讲他在国内期间被国安跟踪以及他如何机智地反跟踪的高潮起伏的戏剧性情节。
他抵达北京的第二天，我给他打电话，他告诉我，正在饭馆儿和朋友一起吃饭，他在手提电话里大声喊了一句：“我这儿有尾巴。”电话声音不清楚。我大声问：“有椅子？在饭馆吃饭当然有椅子啦。”他说：“咳，我这儿被人跟上了，有尾巴”。我心里咯噔一下，他这次只是回北京看病怎么也会被国安跟得这么紧呢？
在国外生活了十四年的他，这是第四次回国，之前也是每次都有政府的“关照”。第一次回国送我们几个朋友凑的捐款给丁子霖教授，被带走问话七个多小时；第二次回国，是因为他父亲病危，他顺便带捐款并看望六四难属，结果在他父亲加护病房床前被“请”走，连夜带到北京郊区一个招待所审问。
这次我希望他回国后能专心看病，没有麻烦，所以没有让他帮助忙活其他的事。没想到，还是被肆无忌惮的全日制跟踪。他回来后告诉我，在国内期间，他哭过三次。不是因为身患重病的担忧和害怕被跟踪，而是自己一个重病在身之人还要让当局花费大笔资金派数人寸步不离跟踪所引发的那种发自心底的感慨和悲凉。真是生命各有意义。他在北京看病的日子里，不管干什么，国安人员每天五六个人，两三辆车，形影不离，弄得他心神烦躁。其间他曾坐火车去广州和深圳看望朋友，北京国安人员一路跟到广州和当地国安人员交接。不论他和朋友做什么，广东国安的五、六个人都在一旁密切地陪着。一次在深圳，他和一位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还有一个回国做生意的朋友三人一起吃饭。那位国内的朋友看着邻桌紧紧盯着他们的几双眼睛，无奈的摇着头对他说，“哎，这次我又要背你的黑锅了，你走了，我还不知道被他们跟到什么时候呢。要不是你得了这个病，下次咱们不知道啥时候再见，我还真不愿意找这麻烦。”这话说得先生又尴尬又难过又感激又无奈，百感交集落下泪来，结果，三个大男人对着一桌丰盛的菜肴失声痛哭。
全天二十四小时无处不在的跟踪让他感觉到对他人身自由的巨大侮辱，终于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了，抓住一个机会向一个跟踪的人大声问：“你干吗老跟着我？跟你们头儿说说，让他出来跟我直接对话！”这个小哥们年轻没有什么经验，真给头儿打了电话。大概在电话上挨了骂，回过头来冲他大喊：滚蛋！该干嘛干嘛去！
我先生和我妈妈离开北京回加拿大时，北京的朋友们开了三辆车到首都机场为他们送行，每辆车后面都跟着一辆安全局的车。在送机口，他握着每位送行的朋友的手，带着歉意对大家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终于走了，给你们找麻烦了。”回来后他对我说，以为离开中国没有人跟踪了会轻松起来，可是，这些日子里，他觉得一颗沉重的心，却怎么也轻松不起来。
六四——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今年三月，先生被检查出患了脑瘤。那时我们已开始“六四”十五周年纪念活动的准备工作。
我平时忙活的事情就很多，除了给电台作新闻记者这个本职工作，其它一大堆社会性工作：包括三年来义务给电视台两周一次作时事评论员；参与人权、民运、法轮功、社区等活动；另外还有流亡藏人的事，流亡维吾尔人的事。今年参加了中国独立作家笔会之后，又帮着忙活援助狱中作家的工作。从去年先生失业在家，我就慢慢把平时很多杂事推给他做。三月份我在台湾观摩总统大选期间得知先生患了脑瘤。回来后，六四纪念活动的准备工作就开始了。从三月底开始，我每两个星期召集一次六四活动筹备会，每次劭夫、玉霞、忠岩、王丹、老韩等二十几个朋友聚集在我家里大家想办法、出主意、做准备，想把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办得像样点。每次大家在我家里开完会就顺便聚餐，我当然总是下橱做些面食炖品让大家吃个高兴，那阵子真是忙得不亦乐乎。于是我只能抽时间陪先生做做各项检查，别的几乎顾不上。他倒反而一直帮助做很多准备工作。
五月初正忙的不可开交时，他因为剧烈头疼看急诊，直接住进了医院。
那天医生正在给他做检查，他突然冒出一句：“我不在六月四日之前做手术。”医生静静地给他做完检查，才问：“那是个很重要的日子吗？”他躺在病床上，两只手翻过去放在脑后托着脑袋，眼睛定定地说：“是”。“是个什么日子，比你的生命和健康还重要？”。医生一边收拾器材，一边好奇地问。我向医生大概解释了一下六四是怎么回事，告诉他，我们正在准备今年的纪念活动，我先生怕影响活动，所以不肯在这之前做手术。医生似懂非懂地笑了一下说：“世上有很多人们认为重要的事情，但是健康最重要。不用着急，你不需要马上做手术。”
许多年来多伦多的六四烛光悼念晚会，都是我先生董昕负责音响电器的安装和控制。今年他按照大家讨论好的程序，已经录制好了全场纪念晚会的背景音乐、歌曲，中间需要穿插的讲话录音、录像、背景画面、字幕等等。到时，他要控制全部电器设备，他实际上要控制晚会的进度和程序。这个纪念活动真的离不开他。一个多星期之间，各项检查他被抽了五十多管血，眼圈青青的，人也快速消瘦了十几磅，我真担心他顶不下来。那天下午四点我们就到现场开始做准备工作。陆陆续续，人聚集了六七百。晚上八点，烛光悼念晚会正式开始，每个参与的人都那么尽心尽力，整个晚上全场的秩序都是那么和谐，气氛都是那么凝重。我知道，这里面是每个人，是每个像我先生这样的人的认真和执着的一片真心。
我想，那个医生他真的无法理解六四这样的事件、这样的悲剧、这样巨大的伤痛，在许多中国人的生命中，确实已经沉重得比自己的健康更重要。
亲情——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父亲92年在北京病逝，我因为参与民运活动而被拒之国门之外不能回国尽孝，让我感受到巨大的悲痛和遗憾。多年来心里总是隐隐作痛。在父亲过世的头几年，我经常梦见父亲在寒冷的北京街头疾步行走，天上下着漫天大雪，寒风凛冽。他穿着一件灰色的破棉袄，满头白发，脸色被冻得青紫，有时鼻涕也流下来。他疾步走着，我怎么也追不上，很快他就消失在昏暗的风雪中。每次我惊醒过来，心里都无限地悲哀。我知道父亲去世前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到加拿大来生活。但那时因为整天忙于民运活动，根本就没顾得上帮父亲申请移民的事。
2000年底在德国的一次民运会议上，大家得知，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秘书长黄慈萍的父亲刚刚在北京病逝。她在会上讲到老父病危，她已经到了北京机场，却被拒绝入境，被强行转到日本。当局让她在那里等待他们是否同意她入境回家看望老父的消息。那是怎样的煎熬，时间无情地过去，当局也无情地撕裂了黄慈萍的骨肉亲情。她的父亲终于没有等到心爱的女儿。黄慈萍的遭遇引起在座许多人共鸣。开始我也很想到前面一诉心声，就此排解多年来郁结在心中的悲情。
可是，竟然好几个人一个个走上去，一个个讲起和父母生离死别的故事。听着一个个亲情被无情撕裂的故事，我已泣不成声。我那郁结的悲情被会场许多角落传出的悲泣声化开，融入一片浩瀚的汪洋，淹没在一个一个娓娓道来，让人泪眼模糊的故事情节里。《北京之春》杂志社经理薛伟，用沉稳平静的声音，讲了一个令人肝肠寸断的故事。他的母亲很早守寡，一个人辛辛苦苦将他带大，他20岁的时候被当局以“图谋偷越国境叛国投敌”的罪名判处10年徒刑。他出狱后两年就离开中国到了美国，从此开始了没有尽头的流亡生涯。二十年过去了，他的母亲老了、病了，梦想着见儿子最后一面，说一定要活到他回国的那一天。可是，人生规律无法抗拒。薛伟的母亲没有能够撑到见到儿子的那一天。她死了，但是仍然有个最后的心愿，不愿意把骨灰留在中国，希望有人能够把她的骨灰带出去和儿子相见。
于是，薛伟的亲戚把这位老人的骨灰带到泰国。因为怕被当局抓住毁掉，这位亲戚只带了老人一半骨灰。薛伟从泰国接过这一半骨灰，想把母亲安葬在台湾。薛伟说，因为听老人们说，带着骨灰走路，要不断地告诉它路线，不然魂灵不认路，无法跟着你走到目的地。于是，薛伟背上母亲这一半骨灰，一路对母亲说，妈，我们该过桥了；妈，我们要拐弯了；妈，前面就要上船了。被专制政权摧残蹂躏践踏撕裂的亲情，在这一声声的呼唤中，沉重得像暮霭中的旷古钟声，久远悲怆，声声遁入历史。一年以后，薛伟才把母亲另一半骨灰托人带出来。老人的灵魂终于和儿子团聚了。
流亡——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有一次，我和民运人士、前天安门对话团团长项小吉说起，我总是梦见北京。出国这么多年了，很少梦见生活了这么多年的加拿大多伦多。怪事。梦中的景象总是北京，长安街啦，六部口啦，府右街啦，总是梦见那种柳阴依稀漫步长街的情景。当然有时也梦见被武警追杀，趁着夜幕四处奔逃躲藏的惊险情节。常常醒来之后思乡之情被勾起，泪湿枕畔，辗转反侧再难入眠。
项小吉淡淡地问：你多长时间梦见一次家乡。我说，大概两三个月一次吧。他鼻子哼一下，还是淡淡地说：你比我幸运多了，我每个星期梦见两三次。我的心有点惊悸，垂下眼帘不忍再看他。他说，刚开始时梦见江西的家乡小镇，高兴极了，以为回家了，看着山山水水心里甜甜的，醒来发现却是一场梦。后来在梦里见到家乡，会小心翼翼的提醒自己，别是做梦吧。当然还是梦。再后来，在梦里会拍拍自己的脸，好像有感觉，再跺跺脚下的地，好像有声音，然后肯定的说，嗯，这次是真的了，一高兴，醒了，还是梦。
我想，许多像我们这样的流亡者都会做这样的梦吧。今年三月到台湾观摩总统大选，我和从巴黎去观选的蔡崇国一个团。老蔡一抵达就愤愤地说，共产党的黑暗势力简直太猖獗了。我不解地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他乘坐的法国航班从巴黎起飞，到俄罗斯然后径直南下，纵跨整个中国大陆。他一路上把头趴在窗户上，把脸贴在玻璃上，想从飞机上看看中国的山河。十五年了，这是他第一次经过家乡。这个湖北佬他想看看长江，想看看长江边上的家乡的样子，哪怕是影影绰绰模模糊糊的样子。哈气一遍一遍朦胧了视线，湿润了眼睛。黑云似铁，从始至终黑云似铁，飞机下的云层竟然没有一丝缝隙。飞机气宇轩昂地径直飞跃了那么大片的河山，没有停顿、没有留恋、没有顾惜。在台北的街头，面色忧郁的老蔡揉着扭酸的脖子自嘲地说，他妈的，共产党的黑暗势力真是猖獗。
96年秋天，我手持加拿大护照和在美国的哥哥一起回国探亲。那时我已经出国七年多了，很想家，爸爸去世后就更想。我和哥哥决定在中秋节那天到家，和妈妈一起过个中秋节。入境时我被早已准备好的有关方面立即拘押带走。他们说可以放人，但条件是我必须写悔过书。我很想家，很想见妈妈，但是，我心里过不了这一关。那一刻，我可以提笔轻松写篇悔过书骗骗他们，但是我今后怎么面对自己的信仰追求，怎么再认真地生活。于是，他们审讯了我将近24个小时，第二天接到上级指示，决定将我原机遣返回加拿大。在停机坪上，一个背枪的武警向我宣读了一份声明，说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从一入境被抓，我心里就做好了准备，我会为我所做的一切负责，我会为我的选择承担后果。所以，不管他们怎么软硬兼施，我都心平气和的对待，一滴眼泪也没掉。可是，当我被宣布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时，那一刻，我的鼻子酸了，眼泪涌出来，我赶紧低下头，转身走向飞机的舷梯。上到舷梯的一半，我回过头，想和家乡道别，押送我的武警用枪托顶住我的腰，吆喝我快走。瞬间，心中的悲愤和怒火冲上脑门，我转身抡起挎在身上的背包，却看到下面是十几双虎视眈眈的眼睛。我镇静了一下，回过身进了机舱。经过24小时的审讯和几天的连续飞行，到家后，我眼睛已经全部充血，头疼欲裂，好多天严重失眠。可是我知道，我们的事业必须继续下去，流亡-－－才不会成为许许多多中国人生命的旋律。
2004年10月26日于加拿大密西沙加市家中。
作者为中国作家、记者，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员
── 原载《不死的流亡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