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8月，在辽宁省辽阳市小祁镇窦双树村，52岁的孙守军留下一封遗书和仅有的52元钱，喝下大半袋杀虫剂后死了，遗书上写着：“儿子孙大明考上了大学，我感到无比的高兴，但我再也拿不出五千多元钱供他读大学了，我有愧于儿子，……我死后叫几个人抬出去就行了，一切从简……”孙守军为儿子念完高中早已是油尽灯枯，家徒四壁，孙守军靠白天黑夜在铁路上卸火车皮挣20元钱供孙大朋读书，因劳累过度患上多种疾病，为了能积点钱，他有时一天只啃两个干馒头……
吉林省梅河口市女孩夏文娟欲嫁求学。今年高考，以454分考入南京工程学院自动化数控系，她三岁丧母，两年前父亲又被人谋害，俊秀的夏文娟求助于媒体，她哀求说：“家里再没有值钱的东西，实在凑不起学费，如果有单身男子资助我，只要他本分，我会考虑嫁给他……”
2004 年7月，19岁的刘朋波以636分的优异成绩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但他的父亲刘改成却为凑不起9000元的学费而一筹莫展：为了儿子读中学早已是倾家荡产，更何况他家里有高龄的老父和一个残疾的哥哥，妻子也在一场大病后丧失劳动能力。刘改民在打工中砸断一只脚，没有哪个组织或个人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父子俩商量后，决定一起捡破烂凑齐学费，父子俩不分白天黑夜地捡破烂，但是，两个月下来，也只攒下1000元多元钱……
今年元月17 日，《中国青年报》以“3个壮劳力供不起一个大学生”为题，发表了青海省政协委员王绚提交的提案，并代表民盟青海省委作大会发言。王绚在提案中指出：一个本科生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一个4口之家的西部农村贫困户家庭，即使有3个身强体壮的劳动力，一年的纯收入也供不起一个大学生。到外地就读的大学生每年最少花费1万元～1．5万元，其家庭经济状况更是苦不堪言。
现代教育，作为对经济振兴具有决定意义的强大杠杆，作为创造新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源泉，居于特殊重要的位置。然而，中国的教育已被现有的教育制度所局限，从小学到大学的各个阶段，教书育人的本质已全面改变：教育资源被管理教育的权贵们占为己有，教育阵地只剩下“吃人”二字。下面，笔者分别进行论述。
农民的义务教育体现在哪里？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开口笑，书中自有颜如玉。”农民希望下一代多学文化，希望下一代出人头地。然而，一代一代人的期盼，又一代一代地盼来失望。中国农民和工人一直在这种周期性的期盼中。
歧视性的教学体制，是农村绝大多数孩子不能受到正常义务教育的第一个原因。－－遥远崎岖的山路、低矮的危房、摇摇欲坠的课桌、喝生水、吃冷饭。这就是许多农村小学的现状。学校没有财政来源，民办教师一年的工资是城镇工办教师一月的工资。在四川、甘肃、内蒙古、陕西、青海等地的贫穷农村地区，学校买一张纸、一盒粉笔都靠学校“自筹”，都是学校找学生家长乱收费才得以维持。然而，贫困落后的农民家庭常常三五十元都掏不出来，孩子不能继续上学。据调查显示，现阶段农村学龄前孩子失学率已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在四川、湖北、河南、安徽、青海等人口密集的山村，学龄前儿童小学没有读完就缀学的孩子已达到50%，初级中学没有读完就缀学已达53%。八十年代，教师们对于升学率总结为：9－－6－－3，十个儿童只有九个上学，其中6个能读完小学，但只有3人达到合格的毕业标准。到了九十年代，情况更糟，中小学生流失日趋严重，大多数穷困的农村达到了“4－－3－－2－－1”之说，初一入学4人，初二剩3人，初三剩2人，报考高中的毕业生仅有1人了。没有读完义务教育的孩子，几乎都是环境差、家庭穷。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民办小学已成为地方财政遗忘的角落。就是有能力给付财政拨款的农村小学，各级官员也是雁过拔毛，能够分配到农村小学的也就只有九牛一毛了。现有的体制没有能力解决农村孩子真正的义务教育问题。许多学习成绩优异的孩子，还没来得极展示峰芒和才能，就被现有的教育体制淘汰了；所以，才有太多的童工过早地走进了田间地头，走进了私营业主的工厂。
对农民的身份歧视，是农民孩子不能正常受到教育的又一个原因。同样的中国、同样的中国人，却被人为地分割为两个世界、两种人。城市市民的孩子享受着种种制度优惠，而农村农民的孩子却受尽剥夺和歧视。农民子女在外地就读，几乎全部要被强迫收取“借读费”。
为了生存，农民到外地打工。外出打工农民的孩子，在就读当地的学校时，几乎都要凭户口管制收取多出正常学生数百元、甚至过千元的“借读费”；否则，被拒之学校门外。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如何如何采取措施，取消了农民工子女的借读费，那只是“凤毛麟角”。在这种歧视性收费教育中，很多农民工只有放弃，使自己的孩子不能继续读书。
大多数的农村地区，农民的孩子不能受到正常的教育，除农民家庭贫穷的原因之外，最关键的原因是教育体制限制了农民孩子进行正常教育的机会，高喊“教育立国”的官僚体制与农村落后的基础教育设施不成比例。
花样百出的“选苗子”、办“英特班”
一面是农村穷困的孩子得不到正常的教育，另一方面，城镇的重点中学大办“重点班”、“英特班”来大肆招揽“苗子”，那些天文数字的“集资费”，是对学生家长兵不血刃的宰割，吃人的本质一步一步地暴露出来。
城镇初级中学“重点班”、“特长班”的悄然兴起，始于二十世纪末到现在仅六七年时间。由于有利可图，全国多数县城以上的重点中学“开辟”的重点班、英特班有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有些地区的初级中学，十个年级班就办有半数的重点班、英特班。尽管教育部三令五申不准办这些班，但是，地方的教育部门总是能打通各种关节大量继续兴办。
所谓的“重点班”，就是学生家长交纳七千元到一万元的“集资费”的资金后，学校组织“最好”的教师、营建“最好”的环境，招揽交了钱的孩子就读；“英特班”也是如此，学生家长交纳八千元到三万元的“集资费”后，学校不仅制造最好的环境、组织最好的教师教学，而且聘请了外国人传授英语口语。且不说这些重点班、英特班是否真能“揠苗助长”，教出“超长规”的学生出来；仅这些办学的宗旨，已全面失去了义务教育的意义。既然有能力办出这些重点班、特长班出来，为什么作为义务教育的学校不能普及这种教育模式？说穿了一句话，如今的教育不是以教学为目的，吸纳学生家长的钱财才是目的。
“‘重点班’、‘英特班’可以学更多的知识……”、 “中考更有把握”。这是学校巧妙的诱导。这些诱导就象一只无形的魔爪，迫使那些经济拮据的家庭交钱进“重点班”、“英特班”。他们不愿意“错失良机”，因为供不起孩子进重点班或英特班而“遗憾终生”。有钱有权的学生家长们，交上数千元、甚至两三万元的集资费不成问题；但是，多数普通工人、农民家庭、工薪家庭要在孩子正常的义务教育阶段就“慷慨解囊”，各地的教育部门实际上是将刀剑架在他们的脖子上，逼着学生的家长拿钱来。
然而，重点班也好，英特班也好，最后的结果令更多的家长大呼上当受骗：由于孩子的智力良莠不齐，一些智力差一些的孩子仍然不能如愿以偿地考上重点高中。
“封闭式”管理的本质
荒芜的农村成了教育部门遗忘的角落，城镇地区的学校又成了权贵们打着教育的幌子攫取钱财的好地方，正是教书育人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们及学校管理者，瞪着大眼窥视着学生家长口袋里的钱财。
在城镇的小学和中学附近，以牟取暴利为目的的小商店、小餐馆、小网吧、小书店鳞次栉比，小商小贩理所当然地是想在学生身上擦一些油水。教育部门的官员也早就瞄准了孩子们的消费市场，自然不会让“肥水外流”，于是，各种形式不同的“封闭式”管理就应运而生了。学校里办起了食堂、餐馆、商店、书店、旅馆，学校的大门紧锁着，从吃到住全部是一条龙“服务”。通过这种“封闭管理”，严格控制学生，只让他们在学校里面吃、住和购物。
所谓的“封闭式”管理的学校里，没有竞争，没有监督，学校宰你没商量，不仅价格昂贵，而且普遍充斥假冒伪劣产品和短斤少两。在大多数的中小学食堂里，学生的伙食象猪食一样差，盐水白菜、盐水萝卜，根本看不到一丝丝油。单纯幼稚的学生处处挨宰，有的学生在学校里读几年书，面黄肌瘦，身体素质普遍下降。
在全国城镇的大多数学校，几乎无一例外地实行了“封闭式”管理，特别是住读的学生，几乎都只能在学生的食堂就餐，在学校的商店购物，家长们怨声载道，学生们无可奈何，因为体制是这样，全国都是这样，吃人的教育处处显露出狰狞的面目。
万能的分数
“分数第一”的观念压得中小学生喘不过气来，“分数至上”是全体中小学办学的理念。因为只有考上了高分，才不会被淘汰。现有的教育体制，给予学生求学“成才”的机会太少了。同时，只要考了高分，从教师到校长才会得奖金、升工资、评先进，名利双收。
据《中国青年报》报导，因为期中考试成绩不理想，西宁市某中学5名女中学生吞服大量舒乐安定片后集体上山轻生，幸亏及时发现抢救生还。此事引起家长、社会的关注。因考试成绩不佳而集体轻生，在近十年来频频发生。从这些事例不难看出，现在的中国教育体制不仅是吃人的体制，而且可以说是杀人的体制。
中学生因为学习成绩不理想而自杀，那么大学生呢？近年来，高校里学生因为成绩不理想而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据了解，清华大学每个学期的半期考试和期末考试以后，主楼上都会有几个学生“勇敢“地飞身跃下。
考试成绩居然比生命还要重要，这样的考试比起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来，有什么进步呢？“人”本身是最重要的，而分数是外在的。分数所能够说明的，也许仅仅是一个学生的无足轻重的某个方面而已。这不仅是她们自身心理素质较差，更重要的是外部环境的压力。一旦考试成绩下降，老师、家长和亲戚朋友邻居对学生的看法立即发生了变化。
责怪孩子是不对的，孩子是牺牲品，是我们的不正常的教育体制的牺牲品。人们在震惊之余是否认识到，是我们的教育堕落到这样的地步──教育不仅不能启发人的心智、促进人自身的解放，反而成为杀人的工具。经济至上、金钱至上的教育体制和学校教育中智育至上的倾向，极大地削弱了教育“树人”、“育人”的教化作用，学生在人格、个性和知识、技能方面的残缺、孱弱和片面畸型有增无减。
高中，难以跨进的门槛
九年的“义务教育”结束后，工人、农民的孩子们想读高中已是一种奢望，成为许多贫穷家庭孩子遥远的梦。在许多贫困地区，读高中难于上大学。首先，地方教育部门办高中班“容纳”有限，据统计，各地“容纳”高中生不到应届初中生的一半，也就是说，还有一半的初中生，即使都想读高中，当今的高中学校也“容纳”不下，是现有的教育体制将一半以上的学生排拆在高级中学的大门之外。在其他贫穷县市，情况还要严重一些。四川省巴东县今年的应届初中生7093人，县教育局下达到各所高中的招生总数为2250人，还有4800人没有机会上高中。
其次，想进高中，如果不是中考时分数出类拔萃者的话，就得交纳“调节费”。教育部门有意地设置了分数档。一分之差就是数百元，甚至是数千元费用，真可谓一分值千金。中考的分数是学校与家长之间的法码，分数不高的，学校就要逼着家长在天平另一头不断地加银子，教育部门有意将不出钱的计划内指标缩小，将计划外的指标扩大，以此在学生家长身上索取更多的钱财。各地虽然情况不同，但计划外想进高中的学生，最低也得两三千元以上，如果想进县城以上的重点高中，最高达五万元，最低也得一万元人民币。乡镇最差的高中学校也要二千多元的“调节费”。因此，“调节生”指标是所有高中学校的摇钱树。
一对工人或是农民夫妻省吃俭用的全部积蓄，在自己的孩子读初中以前就耗费光了，根本不够供养自己的一个孩子进入高中的大门，要想供孩子读高中，几乎都要找亲朋好友借贷。
即使正常的考取高中的学生，学生的家长也要被扒几层皮才能供养孩子读完高中。因为即使进了高中的门槛，也就象是进了“销金窟”一般，学校里，从官员到教师，对学生狮子大开口，各种五花八门的收费令人乍舌。昨天才交了校服费，今天又要交保险费，明天要交资料费。家长们上了教育部门的“贼船”，除了忍气吞声挨宰之外，别无选择。学生的家长，被扒皮抽筋般地投入重金，才能使孩子读完高中。
学习资料车载斗量
大多数农民的孩子，读不起中小学的原因，除交纳不起昂贵的学费、集资费及生活费外，最主要的是进了学校的门槛，也买不起成捆成捆的学习资料，教书育人的学校，无处不散发令人恶心的铜臭味。
工人、农民家庭的学生，多数读到初中就被“淘汰”了，高中是个大门槛，孩子能够进入高中就读，孩子的家长已经被吃人的教育体系啃得只剩下骨头了，能够坚持到最后读高中的，除了成绩特别优异之外，几乎都是家庭条件较宽裕者。
因为分数是衡量办学质量的唯一标准，所以，高压式的学习方式是现阶段高中以下教育体制的普遍现象。学生提高分数的唯一办法，就是在教师的指导下不分白天黑夜地解疑难习题、钻研教学资料。到了高中阶段，学习资料每天都象雪片一样落满了学生的课桌。学生就象是抽足了劲的陀螺，每天神情紧张地埋头在书本和学习资料中。
制作、编印、销售高中学习资料、高考资讯，是现阶段书刊市场最为活跃、最见效益的行业。现在，很多出版社都改行印刷出版初高中学生的学习资料，各式各样打着《重点高考资讯》、《黄冈密卷》、《黄冈正卷》、《高考天下通》、《金榜考典》等等，每一个内容的资料数十种，而制作成各种模式的作文就更“丰富” 了。学生们根本不用自己动手写，只要把各式各样模式的作文书背下就能考到高分了。《作文辞海》、《金榜妙笔》、《满分过关》、《模拟试卷》、《酷作文》、《优秀作文大全》、《语文重难点手册》，可以车载斗量。这些学习资料，价格昂贵，是普通书籍价格的两倍以上。印刷商、销售商、学校和老师织成了一张大网，将学生和家长网在张开的网里，三天两头地向学生兜售资料，学生永远也买不完“重点”学习资料及复习资料。这种成本高昂、奢侈的学习费用，在发达的西方国家都很难存在。
该买哪些学习资料，该应对哪些高考难题，学生不懂，家长更不懂，一切都在学校和老师的操作指挥下，而且大多是由学校直接“进货”，老师直接“销售”给学生。这一套资料还没学完，另一套资料又送到了面前。在销售资料方面，学校和老师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积极。昨天的资料是高考疑难解答，今天的资讯资料是高考猜题，学生也好，家长也好，哪能错失良机？哪能不掏钱购买？
笔者的小孩初中毕业时，留下了四大纸箱的学习书籍。高中毕业时，我在他的寝室里装回了五麻袋的各类印刷品资料。毫无例外，那些资料几乎都是学校老师发给的学习资料及复习资料，都是出了钱的。而那里面的有些资料还没有开封。我当时就想，即使孩子们长上四双眼睛，在三年的时间里白天黑夜不睡觉，也不能保证有时间将那些资料浏览一遍！
印刷商、销售商、学校和老师形成的利益团体所瞄准的就是学生家长的口袋，而印刷商与销售商也好，学校、老师也好，实际上都是一群吸血虫，教书育人的道德观已逐步丧失殆尽。学生的成绩是否提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口袋鼓起来了。
“大学城”遍地开花
高中教育体制如此，大学教育吃人的本质更加可怕。本世纪初悄然兴起的、借助于兴办教育而大量“开发”的“大学城”风起云涌，铺天盖地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建和在建的大学城已有50 多个，有的大学已办成“公园式”、“风暴式”的园艺区。高昂的学费和住宿费、生活费是无底洞。一大批品学兼优的学子将会被张着血盆大口的“吃教育”的人拒之门外。以办学为幌子、实以盈利为目地的经营商就是一群吸血虫，会将从农村、工厂来求学的孩子的家长榨干吸尽。在新兴的大学城里，教育的软环境的“改善”，就意味着教育体制的全面蜕化变质。
“名师授课”的伎俩
毛泽东时代，知识份子是臭老九，邓小平时代，知识份子到处发劳骚，到了江泽民时代，知识份子才得以“扬名立威”，名利双收，特别是名师名教，大行其道，他们与教育部门默契地配合，张着血盆大口，都成了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
高中教育成为一部分功利主义知识份子大发横财的地方。他们过去也许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但是现在，很大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成了“害人者”。他们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大肆敛财，与一些高中学校的官员及教师沆瀣一气，在学生身上打主意。
在一些培养音乐、舞蹈家、绘画、体育、建筑设计等等“特长生”的高中，学校请来的专家、教授，每授一节课，每个学生不交纳二百元以上的授课费，学校就不准进教室。一个省城的“专家”、“名教授”到县城高中传授45分钟的课程，就是万元的收入。学生到省一级专业教学部门授课和面试，各个关卡要交纳一万多元的“授课费”，才能“突出重围”、“脱颖而出”，专业课才能“合格”。
学校与专家教授相互配合的利益集团，都是打着教书育人的幌子行使骗术，大骗特骗学生家长的钱财。不管是真才实料的专家教授也好，还是鱼目混珠的水货专家教授也好，都能够有用武之地，钱财滚滚地流进他们的口袋里。在这个腐败不堪的社会里，他们的道德观、价值观几乎都镀上了铜臭味。要说教育体制是吃人的罪魁祸首的话，那些所谓的专家教授就是一群帮凶。
“定向生”指标的黑洞
能考上大学，是中国工人、农民子女人生的跨越，是劳作了半辈子的工人、农民五彩缤纷美梦的延续，但是，又有多少学子能实现这些美梦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十万元换取录取通知书”的丑闻曝光后，社会一片哗然。一些政客们拼命为这一事件遮羞，千方百计地掩饰这种黑暗的教育制度。然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又爆出猛料：河南省焦作市35 名低分考生通过仲介机构用3﹒5万元换回录取通知书。湖北省教委的调查表明，此事系“个别学院领导”为了完成招生任务，私自与仲介人联系“拉生源”，“学院领导”将招生公章调出来，私自盖章发放了35个“录取通知书”；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兰州理工大学强迫内蒙古通辽市女生苗立新交纳三万元“点招费”的事件，将大学教育招生的黑幕暴露无遗。
苗立新在2004 年的高考中，考了547分的理想成绩，比当地本科分数线高出54分。她当时填写了兰州理工大学，兰州理工大学最低录取分数线是550分，该大学有关人员指示她交3万元钱才发录取通知书。3分3万，这对于苗立新当农民的父母来说，无疑于泰山压顶，因为他们在供养苗立新读高中时，早已是被挤干了的牙膏－－被现有的教育体制挤压的只剩下一个空壳。她们到哪里去找3万元给女儿交纳所谓的“点招费”、“借读费”或是“赞助费”呢？绝望的苗立新没有选择的余地，她向学校要求退档再报专科，但是，兰州理工大学既不退档，也不录取，本科上不了，想上专科又不退档，早已错过了录取时间，苗立新向有关媒体反映后，学校才被迫将其录取。
尽管北航、中南财经大学武汉分院、兰州理工大的乱收费问题解决了，但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现有的体制能够全面解决大学录取环节的黑暗与腐败问题吗？据行内人员反映，全国数百所大学里，招生中的违规问题五花八门。他们不是通过定向生变象敛财，就是使用“机会指标”降分录取，从各院校的校长到校务人员，从招办公务员到胜不胜数的仲介机构及掮客，都将贪婪的目光盯着高校招生这一块。
事实上，是漏洞百出的制度给了权贵阶层大做特做游戏的机会。高校招生的每个环节都充满了各式各样肮脏的交易。弄定向招生的指标，在学校春季开学初制订招生计划时就开始做手脚了。根据规定，定向就业招生计划要先与有人事调配权的定向就业单位签署一个“定向就业意向性协议”，而这个冠冕堂皇的假协议，生源并不由该企业组织，得到一些好处和实惠就办事的企业领导人只盖个图章而已，弄到计划的学校负责人在公开计划之前早已将指标瓜分了。除定向招生的指标外，让权贵们有机可乘的还有“机动”指标、“少数民族预科生”指标、“高水准运动员”招生指标，“特长生”招生指标、“补录生”招生指标。弄到其中的一个指标，权贵们就等于弄到了一大堆黄金白银。他们会选择高考分数较接近、家庭条件较富裕的学生家长下手，并做到“宰你没商量”。那些学生家长不仅要心甘情愿地将成捆成捆地钞票送上来，“赞助”七八万元甚至是十万元，还要永远地保持沉默。也就是“被吃”的人还要向“吃人”的人满脸堆笑。
挂靠名校的民办大学学费猛于虎
也许有人会认为，高校正规录取的学生的学费就没有乱收费现象了，其实不然。大学里除了学杂费受到有关部门制约和局部的监督之外，其他诸如捐助费、洗涤费、公寓用品费、补课费、平安保险费，不仅是隐蔽性收费，而且是霸王条款，是明着宰。
民办大学、民办公助大学，是许多发达国家都采用的一种对公立大学不足的补救措施，从而缓解了一些学生不能上大学的矛盾。然而，中国的民办大学、民办公助大学并不是以教书育人为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目的。且不说这些大学院校办学质量参差不齐，严重地误人子弟；仅从他们办学的方式方法来看，就是一场骗局。一方面，他们不另立招牌，而几乎全部挂靠当地的名校，以此来招揽生源，全国现在近百所私立民办大学，都成了公立名校的附属大学的分校；另一方面，这些附属大学收费狮子大开口，变着花样找学生收费，将许多学生家长逼得走投无路。
一些穷困生不仅为昂贵的学费发愁，而且为一日三餐填饱肚子发愁，除此之外，学校里还在平时变着花样收费。一些贫困的工人、农民家庭就读的学生，常常是拿不出更多的钱到食堂买菜买饭，“自开炉灶”煮白水面条充饥。在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面前，一些男生靠打工、靠当家庭教育来挣一点学费；一些女生靠当舞女、当三陪小姐、靠卖身来挣一点学费。他们的父母为了供养他们读书，早已是油尽灯枯了。
据《三秦都市报》报导，该报记者在西安市部分家庭了解到，由于教育体制普遍地乱收费成灾，学生从小学读到大学毕业的十六七年中，一个中等收入家庭花在一个孩子身上的教育费投入将近30 万元。记者通过调查得出这样一组资料：即使就读普遍中学，六年下来费用最少10万元，就读重点中学，家长不掏出十四五万元，孩子就无法毕业。就读普通高校，每年花在学费、资料费、生活费上的总共达2万元，四年下来就是8万元，如果考上年收费上万元的大学，四年的各项费用就达12万元以上。这对于年收入不足万元的普通的工人、农民来说，即使不吃不喝，也难支撑孩子大学毕业。
助学贷款似乎给了一些贫穷生继续求学一线希望，然而，现在银行部门对于缺少信誉度的公立大学分校（实际上就是挂羊头买狗肉的私立院校）不给贷款，因为银行业对这些私立学校还贷能力不够信任，对他们担保不够放心，从而不愿意提供贷款。与此同时，国家奖学金、省政府奖学金等多项奖励给经济困难且成绩突出的大学生，也与私立学院无缘。最后，倒楣的只有穷困家庭出来的学生。
社会有多黑，教育体制才有多黑，教育体制目前的现状，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是全社会政治、文化的集中反映。有了吃人的社会，才有了吃人的教育。正如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所写：“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孙守军老汉悄悄地走了，他是为不能供养儿子读大学而羞愧地死去。他的儿子现在已得到当地政府部门的支助而上了大学；辽宁省19 岁的女孩夏梦雨以601分的成绩敲开了中国医科大学的大门后，为4900元的学费和其他生活费而愁眉不展，她和她父亲利用上大学前的一个假期背完了 6125桶水，已换到了第一学期的学费；四川成都19岁的青年张强，以608分的高分考上中山大学后，为了筹措学费，他在一家酒店里打工烂掉了一双脚，血水不时渗出，脚板还裂开了几个小孔，一些地方组织和企业集团及社会上的好心人也慷慨解囊，从而圆了他的大学梦；吉林省梅河口市女孩夏文娟欲嫁求学的内幕曝光后，一些好心人伸出了援助之手，送她进了大学校门。这些似乎都是胡温对教育体制拔乱反正、正本清源的迹象。国家对贫困生的政策性帮助也已经启动，然而，从邓小平时代到江泽民时代的二十多年来积累的社会矛盾太多太多，上一任留给胡温的包袱太重太重，正所谓积重难返，现有的体制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
2005年1月18日 广州
(《黄花岗》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