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沿海多台风。那一年却也作怪，一个台风刚刚登陆十个小时左右，正是下起昏天黑地“回南雨”的当口，另一个热带风暴紧接着掠过了台湾海峡扑了过来。风灾水灾同时来到，海堤险情四伏，百年老榕竟被连根拔起，山洪暴发，好几个村落山体滑坡，一个江边县城可能在倾刻间被滔天洪水淹没－－县城不远处，就是一个库区面积两千平方公里、蓄水量近两亿立方米的水库。
如同人们能够预料的那样，部队出动了，他们出现在天塌地陷的时候。公路上的军车排成了龙，一批又一批的官兵跑步冲向江边。我并不确切地知道那一年的大洪水中他们出动了多少人，但我相信，那一年，当地驻军一定投入了有史以来最多的人力物力参加抗洪抢险。采访中，一位老人说，我怎么从来不知道我们这里会有这么多的解放军？一个浪涡子将一名士兵卷了出去，班长为了救他，两人都一下子沉到了的江水中，当战友终于在几公里完的地方找到小战士和班长的时候，他们已经走完了他们短短的人生途程。他们理所当然成为烈士。洪灾过后，当地县委和驻军党委联合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他们的事迹被媒体尽可能地追述、回放。
我的采访正是从追悼会开始的。在那里，我见到来自江西一个贫困山区的老农，也就是那位班长的父亲，沉默寡言，一脸老实巴交，眼里还注着两汪浊泪，开口却只会一句“感谢党，感谢政府”。老人家，为别人的生命和财产献出生命的，是你的儿子，你应该接受别人感谢，而不是相反啊！然而，我不忍心纠正这位大约大半辈子都没离开过山区的老农。
主题既明确，采写过程中军地双方都乐意配合，要车给车，找目击者立即安排，一路绿灯，“七分采访三分写作”，采写这样一篇通讯，是再容易不过的一件事。从发表到获奖到转载，连接下来，这篇通讯给了我颇丰厚的稿费收入。我写下的文字，即使连一个细节，都是真实发生过的。然而，这并未使我对此完全地问心无愧。十多年来，在这篇人物通讯的文字之外，还真实地发生过的另一件事，而我在写作中除了略去不提，别无选择，我甚至从来没有跟当地驻军和地方首长提起过。这件事，在我看来，比两名战士被洪水吞没这一灾难本身更令我心惊魄动。这也是当时我拖了两个月，才不得不动笔完成写作任务的原因。
在采访过程中我才知道，这两名小战士原本是可以不死的！
十多年过去了，我原本早该写下被我省略的另一幕。被急流卷到几里外的地方，班长已经把那位水性不好的士兵抓住了，到了下游，江面相当开阔，水流也不再湍急，但离岸却远了。他们那个排的士兵都已经快一天没有象样吃些东西了－－时间不允许。到这时候，可想而知都已经精疲力竭。这时候，他们的出现了一艘船，两名士兵立即向他们招手，呼救。这是一船闹洪水时在江中捡拾江中漂来的无主财货的船，当地土话叫“拾水”。
船朝两名士兵拢了过来，但保持在他们不能强行攀上船的距离。船主听到他们外省口音的普通话，明白了他们是参加抗洪抢险的士兵，就朝他们申出三根指头，作点钞票的动作，意思是，救你，给我多少钱？班长朝他喊：“我们是抗洪抢险部队的，身上没有钱！麻烦同志帮个忙！”船上的另一个人觉得，这见死不救是不是太过分了，但船不是他的，没他说话的份，终于没有开口。船主咕噜了一句“社会都进步到商品经济了！没钱也想找弹棉？你们以为还是人民公社吃公家的啊？”说罢，毫不犹豫掉转了头。两名抗洪抢救的战士眼睁睁看着船越走越远。当人们分别在两处找到他们的时候，生龙活虎的两个年轻人，已经是两具尸体。
当年，如果不是一个“政治任务”，采访到这里，我根本不想动笔写一个字。我向来不惮以最好的善意来理解我们的“人民”，然而，两名战士，却是被他们在天崩地裂之际要保卫的人，毫不留情地推向了死亡。采访的当时，我没遇到这位船主，如今，当年向我提供这个细节的人也已经不在人世。如果当时我真的遇到这个船主，以我的性情，很可能，采访会立即变成让采访对象吃我一顿老拳！
当年，我久久地无话可说，遑论动笔写作？我当时只有一个想头，这些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值得救吗？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有她的道德传统。人是一种不但追求此生幸福，甚至追求来生、或追求死后“天堂”的动物。世间所有的宗教，在向人们承诺来生，承诺天堂的同时，也将道德律令放在人们的心中，要求人们在今生里律己、向善。遵奉道德律令，无疑是获取幸福、通向天堂之门的一张看不见的“门票”，于是，一个人的今生，由一个人人组成的社会，由此达到了某种“和谐”。对于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他的道德力量也可以来自他的文化传统。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品格，被“思想解放”的“先驱”们砸得灰头土脸、声败名裂了，然而，在旧道德大厦的废墟上，“先驱”们何尝有过半点建设的努力？只会破却不能立的五四“文化先驱”，究竟是历史中的英雄，还是历史的罪人？
当某些道德律令遭到破坏、受到质疑的时候，一种通常被人称为“良知”的善良天性，会起到道义的担当，这就是儒家所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然而，见死能救而不救，在今天的中国，竟越来越成为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常态。这实在是一幅触目惊心的恐怖景象！岂止一个天良丧尽的“拾水”的船主？
有人说，贫穷使人没有尊严，只有贫穷才导致偷盗欺骗等非法的、不道德的行为，只要经济搞上去了，人的道德水准必然跟着提升。我一直对这一看法持强烈的怀疑。就以当年我采写通讯的那个闹洪灾的地区，十多年前就已经敢言“万元户才起步，十万元不算富”，我敢肯定的是，那位船主绝对不缺两名士兵可能交付给他的搭船费用－－搭船过江的船资，充其量五毛或一块钱啊！不，绝对不！在古老的道德体系崩溃之后，我们在获得越来越多金钱这一用以购买幸福、购买优雅的凭证的同时，也越来越贪婪、越来越丧失人性。船主，以及我们的“人民”们，更缺的，恰恰是做一个人立于天立于地的起码的天良！
有时，我甚至想，当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低到连天良都丧失殆尽的时候，洪水的水位高于警戒线，真的更可惧怕一些吗？抗洪又为了什么？如果地上的城市和乡村已经成为罪恶的所多玛城，不是连上帝都会降滔天洪水、降硫磺火于地上，以便于毁灭他们吗？人的罪恶缘自道德感、羞耻心的彻底缺失，当人普遍地到了踢踩道德，到了没有丝毫良知的时候，寻找拯救人们的诺亚方舟，或许并不当前往水之上、前往传说中，而当前往我们自己的心灵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