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9月12日，赵紫阳给中共十五大写信，提出对“六四”事件重新评价的问题，信中指出：第一，“六四”学潮不管存在什么偏激、错误和可指责之处，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是没有根据的，采用武装镇压的手段消极地影响党群关系、台海两岸关系以至对外关系直到今天，还使十三大开始的政治改革中途夭折，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以至造成种种社会弊端迅速滋生蔓延，社会矛盾加剧，党内外腐败惩而不止、愈演愈烈。第二，“六四”学潮当时如果采用“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是可以不流血地平息事态的，至少可以避免严重的流血冲突以及种种负面影响，而且能够在执政党、政府和人民之间建立起新型的沟通和互动模式，促进政治体制的改革，使国家出现平衡发展的新局面。据此，他主张遵照“注重总结经验教训，不注重追究个人责任”的办法，早日重新评价“六四”事件的问题，以保持国内局势的稳定，争取改革开放有更好的国际环境。
此信所提重新评价“六四”的意见，无疑是温和、理性极具建设性的。但赵紫阳却遭到“被禁止会客、外出”“从半软禁升级为完全的软禁”的对待。他写信给中央办公厅要求解决不被理睬，10月13日他又致信中共政治局常委会。
赵紫阳指出，他就“六四”问题向十五大提出建议，是正常行使党章明文规定了的党员的权利，也不违反国家法律。而现在对他的完全软禁，剥夺了他的公民权利，是把他“作为一个触犯了国家法律的人对待了”，是对“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践踏。他认为，他受到的这种完全软禁的对待比当年彭德怀因“万言书”受到的不公正对待的还要严重，既伤害着近80岁的他的身心健康，也伤害着党和党中央的形象。因此他希望能早日解除对他的软禁，恢复其人身自由，使他“不再在一种孤寂、抑郁的情境中渡过余年！
两封信里，赵紫阳的思考是理性的、现实的，却依然局限在中共话语语境里，例如“我们党”、“我们国家”、“毛主席”、“彭老总”等。当然，对他这样一个年近80岁的老人、对他欲解决问题的希望而言，似乎也只能这样措词，可以理解。然而，赵紫阳全部的悲情、悲剧则因为他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这对于1997年致信中共中央的他，甚至是2005年1月临终的他，却都还没有认识到。
由苏俄、苏联扶植成立并壮大的中共，是一个极权主义的社会敌对主义政党式邪教，却吸纳了不同时期的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例如陈独秀、胡耀邦、赵紫阳、刘宾雁、王若望、林昭、方励之等。陈独秀是这个党的创始人，也是最早被这个借助他的威望和才华成立的党无情地抛弃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胡耀邦、赵紫阳、刘宾雁、王若望、林昭、方励之等跟陈独秀一样，当初都是冲着中共对“民主政治”的承诺加入的，却都在对社会民主主义真情付出的时候遭受党的重槌。中共的发展是一个对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利用和抛弃的过程，悲情由此注定。
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者，赵紫阳的悲情跟陈独秀的相比小了很多，却不如陈独秀清醒。没有中共之前，陈独秀在中华大地就因为举“科学”和“民主”旗帜兴西文化运动而木秀于林了。他创中共可以说是“走火入魔”：欲玩阶级斗争邪火和利用苏俄、苏联共产党邪教，实现其被北洋军阀小人儒们阻碍着的民主主义理想。结果他引撒但邪魔附体上身，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毛泽东开道作了嫁衣。当陈独秀被中共逐出“党教”，他应该已经清楚自己的民主主义理想和激情都被玩了一把，所以当他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华民国里生活没落时，他拒绝了毛泽东从延安伸来的橄榄枝。相比之下，赵紫阳则没有这种清醒，所以才会跟“江总书记”谈“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法制被粗暴践踏的问题，让蛤蟆江窃笑不已。
如果说“中共的发展是对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利用和抛弃的过程”这一判断事实上成立，那么中共从创立时的理想主义邪教演变到今天的功利主义邪教其实就是为两个人而存在的，即毛泽东和江泽民。赵紫阳两封信里称道的“毛主席”和“江总书记”，实际上就是《九评共产党》道破邪灵、邪教本质特征之中共的真正主角，其他所有人都是配角，是辅助者、过渡人物和被玩弄者。
无论社会民主主义者陈独秀，还是社会斗争主义者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周恩来等，都受隐形的大红龙操控，陈独秀、瞿秋白是过渡型党头，李立三、王明、周恩来等不仅是过渡人物，更是助手和玩弄者。也无论不甘玩弄的王明客死异国他乡，还是甘于玩弄的李立三、周恩来，结局都是一样：悲惨无商量。
毛泽东之后的党头，除了华国锋没什么光彩，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却个个比江泽民闪亮和得党心、民心，然而都是为江泽民而存在的。邓小平看起来似乎是为毛泽东而存在的，其实不是，作为助手毛泽东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德怀已经够了。邓小平出现在毛泽东身边，经受毛泽东牵连和惩治的魔炼，经受中共祸国殃民的血腥斗争和阴谋诡计过程，就是为了文革后由他把中共舰队由理想主义航道引向功利主义航道，然后交给江泽民。邓小平是大红龙悄然为江泽民准备的开道者，犹如陈独秀之于毛泽东。从人的感情上讲，邓小平或许亲近胡耀邦和赵紫阳，但大红龙无情，它清楚地知道胡耀邦和赵紫阳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不是魔道所要的，归宗属于神道，所以以党性魔力操控邓小平利用完了两人的政治剩余价值后扔到一边，让江泽民不显山不露水地入主中南海。
而这一切都是暗物质宇宙的神魔集团在久远的年代里做的一种历史安排。对此，我在《共产党因基督教而生》、《共产党为法轮功而来》、《共产党必被法轮功亡》等文章里已论述，讲到之处不再复述。这里我只补充说明两点：一、社会敌对斗争主义是共产党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是共产党生命的本质。谁对此本质没有清晰地认识，企图以社会民主主义去改造或完善共产党，必定是痴心妄想的悲情结局。二、社会敌对斗争主义虽然在《共产党宣言》里有系统论述100多年，却寄生在社会民主党的民主主义和福利主义运动中，吸取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精血70年。直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美国资本民主主义经验引入西欧除英国、荷兰之外多国议会政治，社会民主主义才摆脱了共产党幽灵的缠绕和附体。
总之，从陈独秀到赵紫阳，社会民主主义者是生而不幸，因其寄生在由苏俄、苏联而中国共产党的敌对斗争主义运动中，注定被利用和抛弃。赵紫阳、刘宾雁、王若望等至死、方励之等至今，对共产党都没有一人发布主动唾弃和离异的声明，一直背着政治处分等待平反归队，这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在中国的最大悲情。 (看中国首发)
附:赵紫阳致全体政治局常委委员的一封信
你们好：
我在9月12日曾给党的十五大写过一封信，建议重新评价“六四”问题。此信想必你们都已看到。自从信发出之后，我就被禁止会客、外出，完全限制了我的自由，把我从半软禁升级为完全的软禁了。对于这一严重违法行为的发生，我曾写信给中央办公厅要求解决，但一直至今，对我的软禁仍在继续，因此我不得不直接向你们反映。
我作为一个党员，就某一问题向党的代表大会提出建议，是正常行使党员的权利，这是党章明文规定了的。不管我的建议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管党的代表大会是同意审议、还是不同意审议，我都既不违反党章，也不违反国家法律。而现在对我实行软禁，剥夺我作为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就是己经把我作为一个触犯了国家法律的人对待了。但我不知道我究竟触犯了什么法律，也不知道是由国家哪一个执法部门经过何种法律程序行使实施对我软禁的权利的。这样不明不白的随意就可以对一个人实行软禁，可剥夺一个人的公民权利，难道不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践踏么？！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了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因持有不同意见而被剥夺人身自由、实行软禁的事也很少有过。就在1962年毛主席大讲阶级和阶级斗争时，对彭老总的“万言书”虽然非常愤怒，也并未剥夺他的人身自由，还分配他去了三线建设指挥部工作。而在我们党早已深刻总结了过去左的沉痛教训以后，十多年来一直强调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今天，尤其是在江总书记刚刚在党的十五大向国内外郑重宣布了我党要坚持“依法治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候，在中央身边竟然发生了如此粗暴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事，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自从1989年6月以来，我被非法软禁、半软禁、软禁己有8年之久，还不知道这种被剥夺自由的日子还要继续多久。这对我一个将近80岁的老人的身心健康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伤害。但更为严重的伤害还在对我们的党和党中央的形象上。人们不会不把在我身上发生的这些事情，拿来同十五大所宣布的“依法治国”的原则相对照的，从而对所宣布的那些重大原则的可信性做出自己的判断。而且我们的后人将来在评论党的这段历史时，也决不会把一个因抱有不同意见的党员而竟然遭到长期被软禁和剥夺公民权利这件事看作是它的光彩的一页。
我希望我的这封信能引起总书记和常委同志的重视和关注。我希望发生在中央身边的这种有恃无恐的违法乱纪行为能够早日制止，我希望能早日解除对我的软禁，恢复我的人身自由，使我不再在一种孤寂、抑郁的情境中渡过余年！
赵紫阳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三日
附件：
赵紫阳致十五大主席团并转交全体代表的一封信
十五大主席团并转交全体代表同志们：
这次召开的十五大是我们党在二十世纪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再过两年多的时间，就将进入二十一世纪。值此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时刻，我衷心祝愿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请允许我向大会提出一个对“六四”事件重新评价的问题，请予审议。
令举世震惊的“六四”事件已经过去了八个年头。现在回过头来看，有两个问题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给予回答。
第一，那次学潮不管存在什么偏激、错误和可指责之处，但把它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是没有根据的。既然不是反革命暴乱，就不应该采用武装镇压的手段去解决。当时的武装镇压虽然迅速平息了事态，但不能不说人民也好、军队也好、党和政府也好、我们的国家也好，都为当时的那种决策和行动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其消极影响直到今天还依然在党群关系、台海两岸关系以至我国的对外关系中继续存在。由于这一事件的影响，还使十三大开始的政治改革中途夭折，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以至造成在我国经济上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种种社会弊端迅速滋生蔓延，社会矛盾加剧，党内外腐败惩而不止，愈演愈烈的严重情况。
第二，对那次学潮当时是否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既避免流血又可以平息事态呢？我当时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就是为了争取这种结局。我现在仍然认为采取这种方式是可以不流血地平息事态的，至少可以避免严重的流血冲突。大家知道，当时学生中的多数是要求惩治腐败和促进政治改革的，并不是要推翻共产党，颠覆共和国。如果我们不把学生的行动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接受他们的合理要求，采取耐心的协商、对话、疏导，事态是可以平息下去的。这样就不仅能够避免流血冲突所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而且能够在执政党、政府和人民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的沟通和互动模式，促进政治体制的改革，使我们的国家不但在经济改革上取得丰硕成果，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也将会出现一种新的局面。
对于“六四”事件的重新评价问题，迟早是要解决的。即使时间拖得再久，人们也不会淡忘掉的。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在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某种麻烦时解决好。现在全国形势尚属稳定，思改怕乱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人们当年的那种激动情绪也逐渐趋于平静，我们党如果能在这种情况下主动提出重新评价“六四”事件的问题，并主持进行这一工作，是可以排除来自不同方面的极端情绪的干扰，而把解决这一历史难题的进程引上理性、宽容、和解，以及严格遵照解决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注重总结经验教训，不注重追究个人责任”的正确轨道上来。这样就既可以使历史难题得到化解，保持国内局势的稳定，同时也可以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争取一个更好的国际环境。希望我们党审时度势，早作抉择。
以上建议供大会审议。
赵紫阳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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