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6-06 12:13:18作者：柳孚三
一九五七年七月斗争刘宾雁的大会在《北京日报》社的四楼礼堂召开，他的同事戚学义为了表示抗议，就在开会的前一分钟，纵身跳出窗外，摔死在麻线胡同的水泥地上。当时被划为右派份子的唐锡阳虽然还留在《北京日报》社，但已没有资格参加这个大会了。他的妻子郑兆南也是《北京日报》记者，当时就在会场。也许出於怜悯，也许出於好奇，也许由於联想到自己丈夫的命运，便趴在窗台上呆呆地望了一会儿，马上被人告发了。《北京日报》社立即组织了一个批判她的大会，人们先声嘶力竭地批判戚学义是「死反革命」，是「为右派分子殉葬」，是「干扰批判大会的丑恶表演」，是「敢於自杀，就敢於杀人的阶级敌人」；接著就批判郑兆南是「兔死狐悲」，「一丘之貉」，是「为右派分子唐锡阳哭丧」等等。
从唐锡阳被批判的那天起，夫妻之间就不敢互相交谈甚么了。这天夜里她也只是抱著丈夫哭了半个晚上，含含糊糊、喃喃不断地喊著：「我怕，我怕......」万万没有想到在十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她含冤受屈而死於乱棍之下。据不完全统计：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至九月末的四十天时间里，仅北京市就打死一千七百多人，抄家三万三千六百多户，强迫迁走「地、富、反、坏、右」八千五百多人。
在北京五十二中被学生打死
贬到北京五十二中学的郑兆南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这一天被学生押送回家，这些日子她被关押在学校里，遭学生批斗、殴打，头发被剪掉了，头部有伤，浑身浮肿，人完全变了形；今天被送回家的她，满身还贴著字条。押解郑兆南的学生还野蛮抄了他们的家，房间被砸得面目全非，日用品、家俱无一幸存。墙上也贴上「打倒右派分子郑兆南」，「打倒反革命分子郑兆南」的标语。
郑兆南回家的头一天晚上，还对唐锡阳说了一些话。说她开始只是在学校监督劳动，还没有什么。武斗之风一起，该中学党支部书记就被打得半死，用凉水喷醒来再打；一个地主婆在那里被打死了。工作组挨批判后，郑兆南也开始挨打了，她觉得被打死不如自己死了好。因此在一次被拉去游街示众时，企图卧车自杀。这一下她被打得更厉害了，一连被打了三天。被木棍打，被链条抽。有的学生要她跪著爬，吃烂梨，结果得了痢疾。她请学生拿便盆，学生要她交两块钱，她的手表也被学生拿走了。还有学生还要向她「借钱」。
由於她伤势很重，眼看活不了，学校通知唐锡阳领回家。郑兆南背上被打了一个大窟窿，肉烂了，伤口发黑。两条腿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没有一点好肉，肿得特别厉害，连男人的袜子也穿不进。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她开始吐血，送到街道医院，街道医院说治不了，要送大医院；到了北京第六医院，医生不给看，说要和学校联系好了才能治病。最后，眼看不行了，医生才要她躺下打针，一躺下便断了气，散了瞳孔，她就这样死去了！她的学校决定火葬，并说「像郑兆南这样的人，不能留骨灰，家里人也不必去火葬场」。
妻子死后和两个女儿相依为命
郑兆南死后遗下她的右派丈夫唐锡阳和两个分别十二岁、六岁的女儿，继续遭受著极大的苦难。唐在单位写〈检查交代〉到晚上十点，然后骑自行车，十点半到家，回家时孩子已经睡了；早晨四点半就得离家，赶在五点钟去扫大街。走的时候孩子还没有醒，他只好通过写「日记」的方式指导女儿们如何生活，告诉她们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语录》，要斗私批修，要节省花钱，要和邻居小朋友搞好团结。
那时候发给他们父女的生活费每月只有四十五元人民币，但唐先生还是让她们买两只小鸡养著，因为买不起玩具。可惜没过两天，小鸡死了一只，他看到另一只可怜的小鸡孤单地叫著。出於丧妻的悲凉心情，他在日记中告诉女儿：「你们再买一只，小鸡应该有个伴。」
不久专政更严了，每星期只许周末回家。妹妹睡觉爱踢被子，姐姐睡得死没法照顾妹妹，所以妹妹老感冒。他想了三个办法让她们安睡。两个月后，唐锡阳转到市委党校搞运动，被专政的人员不许回家了。两个女孩一切生活只好自理。
一九六九年「初中毕业生」的大女儿去了内蒙古农垦兵团，家里只剩下妹妹了。小女儿最困难的是两件事：一是一个人睡觉害怕，只有把一个简装的收音机放在枕边。另一件事是邻居的孩子们骂她是「狗崽子」，这给孩子心灵的创伤是深刻的。以后有好几年她都不敢亲切地叫声「爸爸」，总是叫「你」或者什么也不叫。唐先生说：「我那颗父亲兼母亲的心是什么滋味，现在想起来都发颤......」
「她们刚刚失去母亲，怎能再失去父亲呢？说实在的，如果不是这两个孩子，我早已自杀了十次。」「没有自杀的自由」，这是唐先生在回答外国朋友「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最大痛苦是什么」问题时的沉痛答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中国，自杀被认为是对抗、是自绝於党和人民的反革命行为；自杀者及其家属都要受到惩罚。自杀不遂固然得活受罪，医院拒绝治疗，或者治疗中不采取止痛措施。自诩「毛主席大警卫员」的罗瑞卿跳楼未死，就被装在箩筐里，抬去接受批斗。对自杀成功者也不会放过，同样开批判大会；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尸体上还给挂了块「死反革命」的牌子。死者家属则成「反革命家属」，好比在额头上烙了一个火印。这个办法很厉害，一些人就宁肯自己受罪，也不愿意遗害亲属。
今年是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从去年以来，北京、上海、山东、四川、浙江等各地及海外健在的右派分子或其子女共一千多名发起签名上书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提出彻底平反、作出物质和精神损失赔偿等各项要求。目前这股追讨赔偿、追究责任、要求中共赔偿的浪潮正方兴未艾，我希望中共当局不要一方面对反右运动受难者的正义呼声、正当要求装聋作哑；一方面又动用包括专政工具在内的一切资源，对右派分子及其家属软硬兼施，实行新的迫害。
从唐锡阳被批判的那天起，夫妻之间就不敢互相交谈甚么了。这天夜里她也只是抱著丈夫哭了半个晚上，含含糊糊、喃喃不断地喊著：「我怕，我怕......」万万没有想到在十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她含冤受屈而死於乱棍之下。据不完全统计：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至九月末的四十天时间里，仅北京市就打死一千七百多人，抄家三万三千六百多户，强迫迁走「地、富、反、坏、右」八千五百多人。
在北京五十二中被学生打死
贬到北京五十二中学的郑兆南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这一天被学生押送回家，这些日子她被关押在学校里，遭学生批斗、殴打，头发被剪掉了，头部有伤，浑身浮肿，人完全变了形；今天被送回家的她，满身还贴著字条。押解郑兆南的学生还野蛮抄了他们的家，房间被砸得面目全非，日用品、家俱无一幸存。墙上也贴上「打倒右派分子郑兆南」，「打倒反革命分子郑兆南」的标语。
郑兆南回家的头一天晚上，还对唐锡阳说了一些话。说她开始只是在学校监督劳动，还没有什么。武斗之风一起，该中学党支部书记就被打得半死，用凉水喷醒来再打；一个地主婆在那里被打死了。工作组挨批判后，郑兆南也开始挨打了，她觉得被打死不如自己死了好。因此在一次被拉去游街示众时，企图卧车自杀。这一下她被打得更厉害了，一连被打了三天。被木棍打，被链条抽。有的学生要她跪著爬，吃烂梨，结果得了痢疾。她请学生拿便盆，学生要她交两块钱，她的手表也被学生拿走了。还有学生还要向她「借钱」。
由於她伤势很重，眼看活不了，学校通知唐锡阳领回家。郑兆南背上被打了一个大窟窿，肉烂了，伤口发黑。两条腿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没有一点好肉，肿得特别厉害，连男人的袜子也穿不进。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她开始吐血，送到街道医院，街道医院说治不了，要送大医院；到了北京第六医院，医生不给看，说要和学校联系好了才能治病。最后，眼看不行了，医生才要她躺下打针，一躺下便断了气，散了瞳孔，她就这样死去了！她的学校决定火葬，并说「像郑兆南这样的人，不能留骨灰，家里人也不必去火葬场」。
妻子死后和两个女儿相依为命
郑兆南死后遗下她的右派丈夫唐锡阳和两个分别十二岁、六岁的女儿，继续遭受著极大的苦难。唐在单位写〈检查交代〉到晚上十点，然后骑自行车，十点半到家，回家时孩子已经睡了；早晨四点半就得离家，赶在五点钟去扫大街。走的时候孩子还没有醒，他只好通过写「日记」的方式指导女儿们如何生活，告诉她们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语录》，要斗私批修，要节省花钱，要和邻居小朋友搞好团结。
那时候发给他们父女的生活费每月只有四十五元人民币，但唐先生还是让她们买两只小鸡养著，因为买不起玩具。可惜没过两天，小鸡死了一只，他看到另一只可怜的小鸡孤单地叫著。出於丧妻的悲凉心情，他在日记中告诉女儿：「你们再买一只，小鸡应该有个伴。」
不久专政更严了，每星期只许周末回家。妹妹睡觉爱踢被子，姐姐睡得死没法照顾妹妹，所以妹妹老感冒。他想了三个办法让她们安睡。两个月后，唐锡阳转到市委党校搞运动，被专政的人员不许回家了。两个女孩一切生活只好自理。
一九六九年「初中毕业生」的大女儿去了内蒙古农垦兵团，家里只剩下妹妹了。小女儿最困难的是两件事：一是一个人睡觉害怕，只有把一个简装的收音机放在枕边。另一件事是邻居的孩子们骂她是「狗崽子」，这给孩子心灵的创伤是深刻的。以后有好几年她都不敢亲切地叫声「爸爸」，总是叫「你」或者什么也不叫。唐先生说：「我那颗父亲兼母亲的心是什么滋味，现在想起来都发颤......」
「她们刚刚失去母亲，怎能再失去父亲呢？说实在的，如果不是这两个孩子，我早已自杀了十次。」「没有自杀的自由」，这是唐先生在回答外国朋友「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最大痛苦是什么」问题时的沉痛答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中国，自杀被认为是对抗、是自绝於党和人民的反革命行为；自杀者及其家属都要受到惩罚。自杀不遂固然得活受罪，医院拒绝治疗，或者治疗中不采取止痛措施。自诩「毛主席大警卫员」的罗瑞卿跳楼未死，就被装在箩筐里，抬去接受批斗。对自杀成功者也不会放过，同样开批判大会；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尸体上还给挂了块「死反革命」的牌子。死者家属则成「反革命家属」，好比在额头上烙了一个火印。这个办法很厉害，一些人就宁肯自己受罪，也不愿意遗害亲属。
今年是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从去年以来，北京、上海、山东、四川、浙江等各地及海外健在的右派分子或其子女共一千多名发起签名上书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提出彻底平反、作出物质和精神损失赔偿等各项要求。目前这股追讨赔偿、追究责任、要求中共赔偿的浪潮正方兴未艾，我希望中共当局不要一方面对反右运动受难者的正义呼声、正当要求装聋作哑；一方面又动用包括专政工具在内的一切资源，对右派分子及其家属软硬兼施，实行新的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