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初，热心肠的范子良先生发邮件给我，要我就郭晏溱负冤告状十年的经历写一篇评论，说是"有事相求"，其实老范与郭晏溱素昧生平，郭的遭遇是老范从一个湖州访民那儿得知的，我虽然也不认识郭晏溱，却是他的台州同乡，虽然和郭晏溱一样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但毕竟有一张可以说话的嘴，一枝可以写文章的笔，现在反倒要由老范这位"异乡人"来求我，不禁有些脸红。可是我能为郭晏溱说些什麽呢？
几经沉吟以後，我静下心来，将郭晏溱的申诉书仔细看了，还从《自由圣火》上查到了去年4月6日吕耿松写的《郭晏溱：背负两个冤案，柱着拐棍告状十年》一文，这才约略知道了事情的大概。因於替弱势群体伸张民权，现在已经身陷牢狱的吕耿松当时深情地写道：
浙江省温岭市松门镇洞门村村民郭晏溱（又名郭安琴）是我所接待过的冤民中最不幸的人了：他双腿被打致残，失去劳动能力，身背近40万元债务，独子身陷牢狱，老母重病在床。为讨公道，十年来郭晏溱柱着拐棍告状，餐风露宿，颠沛流离，把垃圾筒当"食堂"。从2000年至今，他到北京去告了22 次状，但不是被送进被浙江访民称为"阎罗殿"的仪化宾馆地下室，就是被强行押送回老家，其间还多次被非法关押丶拘留。今年"两会"期间，郭晏溱再次到北京呼唤"青天"，结果被送进"阎罗殿"达11天，受尽折磨：进去时象个人，出来时却象个"怪"。
郭晏溱曾经给我发来手机短信，说是"救我落难之人，永生不忘"，他可能不知道，我"落难"比他更早呢。我自从19年前六四时期荣膺"反革命宣传煽动"称号以来，属於"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那一类，遑论"救落难之人"！不过我可以替郭晏溱这位"父老乡亲"出出主意。但我所出的主意可能会令他大失所望：抛弃党青天为民作主的幻想，停止进京上访之类的疲劳战，在不放弃其他诉讼权利的前提下与官方达成某种妥协，比如接受官方提出的5万元人身伤害国家赔偿，先争取活下去！至於洗刷冤案，也只能来日方丈，等待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那一天了！
许多人可能会骂我替郭晏溱出了个馊主意。但我们应该想一想：象郭晏溱一样遭遇的人，全国又何止成千上万？我的朋友陈龙德，1996年六四7周年时发起平反六四呼吁书，被劳教三年，因狱中屡遭员警残酷殴打，被逼得从三楼视窗跳下来，跌断了一条腿，成为一个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现在只能拄着两根拐杖走路，50挂零了，仍然孑然一身，不得不依靠八旬高龄父母的退休金活着。再往大的方面看，早在郭晏溱蒙冤被毒打8个春秋以前的1989年，北京又有多少无辜平民暴尸街头？有多少跪求青天主持公道的臣民被投进监狱？从郭晏溱蒙冤被毒打两个春秋以後的1999年夏天开始，全国又有多少信守"真丶善丶忍"的法轮功修炼者在狱中受尽折磨甚至冤死狱中？要知道今日之中国，象郭晏溱这样的悲惨故事，可以说每日每时每刻都在上演，而万恶的专制制度就是产生此类悲惨故事的土壤。因此，只要一党专权的政治体制不改变，只要司法不独立，这样的冤情惨情从根本上说就是不可能解决的！
权势阶层不是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吗？试想想，如果郭晏溱的冤案平反了，殴打郭晏溱致残的骆雪亮等恶警又如何能稳定地过他们的好日子？拣大的事情说，如果六四血案依法处理了，如果法轮功冤案平反了，那麽六四屠杀的受益人和镇压法轮功的始作俑者江泽民腐败集团又如何能够保持他们的稳定？我一直认为，现行的司法体制和上访制度，不过是专制政权引诱千千万万绝望民众进入"白日梦"状态的心理暗示而已。台州人有句俗话叫"烂田翻稻臼"，受害的穷人一旦走上打官司或上访的路，这辈子就好像在烂泥田里移稻臼，很难走出越陷越深的困境，个别人即使侥幸打赢了官司或者蒙"青天"垂恩解决，也被搞得家破人亡了！所以我一直认为，从整个社会问题的角度来看，法治当然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有效之路，但就郭晏溱这样的个案来说，打官司和上访实在不是上策。
这使我想起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起往事。1996年底，我的故乡临海市更楼乡的父母官们突发奇想要"撤乡建镇"，强迫村民们搬迁，小村并大村，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村民们的抵制。我在乡下当农民的四个弟弟反对乡政府非法占用大片耕地，被政府收买的流氓打上门来砸烂了水缸屋灶，打伤了我两个弟弟，一个砍裂了头骨，还有一个被铁棍敲碎了裸骨，四个弟弟到处求人托关系，我则通过正常途径向临海市公安局报案，又是写报告，又是找领导口头反映情况，可是纠缠了几个月毫无作用。我特地为此买了许多法律书，查阅了许多法律法规，考虑是否打行政官司，状告临海市公安局行政不作为。但我十分清楚，我所面对的是一个强悍的政府，是一群"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地方官僚，一旦走上打官司或者上访之路，其必然的後果就是把我的一家和弟弟们的家庭全都拖垮......
几经酌量，我决定"以毒攻毒"--我以书面形式下了个最後通牒给临海市公安局：你们如果不解决，第一，我将诉之於国际新闻媒体，向国际社会披露你们任意欺压农民的行径；第二，等临海人大开会时，我将在大会堂门口散发传单，向人大代表和群众揭露你们的腐败和不作为......过了几天，公安当局来人告诉我，公检法三家为此事专门开会商量，决定要处理此案，他们说公安到更楼那边抓过几次打人凶手都没抓住，要我把弟弟找来协助他们抓捕。结果我的弟弟们自己把其中一个凶手抓住送交了派出所，但临海公安当局关了半年又放了人，而官方又主动向我表示希望能够调解。我想，打人的凶手其实都是邻里乡亲，他们是被利用的，何必一定要把他们投入监狱？再说，制造悲剧的并不是几个打手，而是整个不合理的专制制度，而凭我个人的力量显然一时无法改变这个制度。於是我接受了赔偿医药费等3万元丶放弃追究责任人的调解。这当然是一种妥协让步，但我至今认为现实条件下只能如此，否则我会被拖垮，弟弟们会陷入更加悲惨的境地。
我说自己的故事，意思绝不是主张郭晏溱应该放弃抗争，而是说在现行的体制下，通过上访解决此类冤案的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而且上访的时间越长，代价越大，越难以回头，即使有朝一日能够象中彩那样侥幸得以解决，那付出的家破人亡的成本也实在太高了，如果其间官方有一定程度的妥协和让步，我建议郭晏溱不妨委曲求全，以待来日。另一方面，我也要向中共当局进一言：总不能仅仅为了维持少数既得利益者的稳定，将千千万万个郭晏溱式的冤案永远拖下去；六四血案已经捂了快20年了，对法轮功的镇压也已经差不多持续了10年了，所有这些冤案血案大案，不可能永远捂着，总有捂不下去的时候，一旦到了捂不下去的那一天，让千千万万个郭晏溱，让千千万万个六四和法轮功受害者以街头诉求的形式强行进入政治议程，那又是一种什麽样的後果呢？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一旦山洪决堤，九州发生洪荒，那还有你们这些既得利益者的稳定吗？那究竟是谁的罪孽呢？
2008年2月2日初稿，2月13日修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