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罗基: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2009-05-04 07:03 作者:郭罗基 桌面版 正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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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绀弩被友人“写”进了监牢,冯亦代到章伯钧家当坐探,这些令人难以置信而又不得不信的故事,震撼着善良的人们。这些故事仅仅发生在过去吗?当然不是,还在中国的大地上继续上演,甚至愈演愈烈。人们在吃惊之余,应当警惕起来,同这种丑恶现象作斗争,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我想起了往事中的若干花絮。

(一)

一九八〇年九月,一天下午,两个年轻人闯进了我在北大蔚秀园的家中。其中一个自我介绍,名钟粤秋,广东韶关的工人。他说:“从韶关一路北上,与各地的民刊负责人串联,大家都要求成立‘全国民刊协会’。我们想请你作指导。”

“民刊”,即民办刊物,是与西单民主墙同一时期的产物。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禁止在西单墙贴大字报,民办刊物反而有所发展。一九八〇年,北京有民办刊物五十五种,全国二十六个城市有民办刊物一百二十七种。后来,官方改称为“自发刊物”。“自发”者,脱离“党的领导”也。再后来,直呼为“非法刊物”。

我对钟粤秋调侃道:你的名字的意思是:钟爱广东的秋天。北京的秋天不如广东,你回去吧,不要成立什么“全国民刊协会”,还是各自为战,全面开花为好。成立了全国性的组织,很可能被一网打尽。他说,成立了“全国民刊协会”才能有力地促进改革,推动民主事业。那时,邓小平刚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我说,这个讲话比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还要好。现在正是大好时机。为了自下而上地促进邓小平提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我们要在各地、各单位当改革派。

他不同意,说,你不了解我们工人的痛苦,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本单位没法当改革派。他越说越激动,音调高亢,唾沫四溅。还说,你不要以为只有你们大知识分子能够研究理论、创办刊物,我们工人照样能搞。

那个与他同来的伙伴倒是很冷静,他只是向我提问题,不谈自己的看法。他提的问题倾向性很明显,例如:你认为民刊是否需要有人作指导?你如果不愿意作指导,是否可以推荐别人?过去闹革命强调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现在搞改革是否也要强调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他大概从我的神情已觉察到对他的不信任,特意向我出示工作证:北京齿轮厂,马XX。

我对姓马的有所警惕,所以说话很谨慎。我说的也是内心真实的想法。我对钟粤秋这样的人是爱护的,不在乎他的言语冲撞,而是好心相劝,无奈听不进去。果然不出我所料。一九八〇年九月,他们成立了“全国民刊协会”。一九八一年四月十日,全国统一行动,把所有的成员都抓了起来。这个钟粤秋被判了十几年徒刑,而那个姓马的却平安无事。

过了几天,得知王若水也有同样的遭遇。民刊《四五论坛》的负责人徐文立(丰台机务段工人)带了几个人去人民日报,与王若水谈话。王对他们有所同情和鼓励。哪知这几个人中混进了一个公安部的侦探,用微型录音机将王若水的谈话偷偷地录了音。第二天,公安部就将谈话记录上报邓小平。邓小平批示:要王若水说清楚。王若水当时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根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他控告公安部,在党内使用对敌斗争的侦察手段是违反党纪的。问题是这种违反党纪的做法得到邓小平的首肯,什么《准则》都不管用了。极权主义的特征就是制定规则的人不守规则,无可奈其何。

王若水是不难“说清楚”的,但后来还是给他按上一个“与非法刊物、非法组织有联系”的罪名。

我想起来,钟粤秋来访时,那个姓马的将一个背包放在桌上,离我很近,说不定里面也有微型录音机。即使录了音也不会上报邓小平了,因为我的谈话不合乎公安部的需要;非但如此,我劝导他们不要成立“全国民刊协会”,应该说是符合“上意”的。这一次我没有上钩,后来找了别的由头还是给我按上一个“与西单墙和非法刊物有联系”的罪名。

共产党的工作方法是抓典型。原来王若水和我被他们派定为典型了。

一九八〇年,波兰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团结工会”运动。“团结工会”兴起时,邓小平等人是兴高采烈的,认为它是抗议波兰政府、向苏联霸权主义的挑战。随着事态的发展,“团结工会”与共产党和波兰政府的对立,刺激了中国领导人。胡乔木写了一件《关于波兰危机》的策论。他认为,中国也有可能爆发像波兰那样的事件,必须进行研究,制定对策。波兰“团结工会”的工人后面站着知识分子。为了防止中国的“团结工会”,首先必须搜索工人后面的知识分子。他们打开探照灯,一下子就锁定王若水和我。所以不管王若水是否“说清楚”,也不管我是否支持“全国民刊协会”,总是在劫难逃。

(二)

一九八〇年初,教育部下了一个调令,调我去南京大学当教师。按中国的传统,文人被贬出京城是一种惩罚。韩愈“夕贬潮阳路八千”的时候,感叹:“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根据条例,教育部只能调动重点大学的校长。在这方面我破格享受到了重点大学校长的待遇。不过这种待遇显然是不正常的。我自己和别人都认为,这是教育部长蒋南翔滥用职权,挟嫌报复,因为不久前我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写文章批评了教育部。当时,思想解放派气焰颇盛,我在北大也有群众基础。在校内外的合力支持下,我拒不执行。北京人在“文革”中下放外地时都吃过苦头,所以害怕被调出北京。对这种恶劣的做法,大家都希望我顶住,说:“你要是顶不住,说不定下面就轮到我们了。”我抵制了两年,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教育部的调令一个又一个,虽不足十二道金牌,也有七八道。一九八二年初,邓小平发话了:“我已经说了两年,叫郭罗基去南京,怎么还不去?再不去就开除党籍,开除了党籍还要去,再不去就开除公职。”这才知道,原来蒋南翔是执行邓小平的旨意。

邓小平的这几句浑话,居然载入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于是“郭罗基问题”成了林彪所说的“头等大事”,上上下下都忙碌起来了。中宣部召开的理论工作座谈会对我进行缺席裁判。因中宣部长王任重不得力,中途换马。邓力群一上台,理论工作座谈会就演变成批郭大会。接着,以韩天石为书记的北大党委又组织力量对我进行批判。他们要求在教师中造成批判的声势,却要求在学生中保密,怕支持我的学生起来闹事。

北大党委成立了一个三人小组,专门处理“郭罗基问题”,成员是党委副书记张学书、纪委书记巫宇苏、组织部副部长杨福旺。他们每天要向中央组织部、每周要向中央书记处汇报“郭罗基动态”。

除了对我本人大会批、小会挤以外,对于支持我的人也无情打击。中文系副主任、党总支副书记费振刚公开声明:“凡是批判郭罗基的大会小会,我一律不参加。”结果把他的职务给撤了。

按照运动的常规,有些人就与我“划清界限”了,路上见了面都不打招呼。但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更加关心和爱护,每天都有许多人来看望我们全家,络绎不绝。

有一天,我对妻子说:“这些日子来看望我们的朋友中,有一个人是带着任务来的。”

她很吃惊:“谁?”

我说:“那就是M。”

“她和你不是二、三十年的老朋友吗?怎么会干那种事?”

“不是老朋友还干不了那种事。”

“你怎么看出来的?”

“第一,到我们家来的朋友,或是夜深人静时来,或是来的时候东张西望、左顾右盼,他们怕被人发现。而M是冠冕堂皇而来,大摇大摆而去,这就是说,她不怕上面知道她和我们家的来往。而且,只有她每天都来,看来她的任务需要每天汇报。”

“那么,第二呢?”

“第二,她和我们交谈,老是提问题,十万个为什么,从来不说自己的看法。提的问题都是很毒辣的,例如,周扬对你的问题怎么看?周培源怎么看?你们井冈山的老部下有没有采取行动?大学生有没有人对你表示支持?等等。这些问题是为了搞清楚围绕‘郭罗基问题’上下左右的动态,上面需要掌握。”

周扬曾找周培源商量“郭罗基问题”,有关方面需要知道商量的结果如何。“文化大革命”中,北大反对聂元梓的一派叫做“井冈山兵团”,我是反聂的号召人物。随着聂元梓的被捕,他们这一派已经垮了,而教师中的“井冈山”势力依旧。有人担心,“井冈山”势力是否会有所动作,当然更担心学生会闹事。

妻子说:“那我们上当了。”

我说:“也没有上什么大当。重要问题没有对她讲过。要提供一些情况,让她去汇报。如果她不能完成任务,就会派别人来。我相信,她的汇报不会太离谱。换了别人,很可能添油加醋,更糟。与其如此,还是让她干下去。”

妻子是一个沉不住气的人。有一次,M来时我不在。妻子和她话不投机,马上就给她脸色看:“你要什么情况?说,我告诉你,让你去汇报。”M很尴尬,从此不来了。

看来上面派不出合适的人来了,以后就找我们教研室的党支部书记,要他汇报“郭罗基动态”。

(三)

我人还没有到南京,南京大学党委书记章德在全校教师大会上说:“郭罗基要来了,大家提高警惕!”好像喊“狼来了!”相当多的人不知道郭罗基是何许人,于是互相打听。

教育部向南大说明调动的原因时,强调“郭罗基是北京的不安定因素,中央决定把他调出北京。”南大的负责人一听,吓坏了:“他到了我们这里不还是不安定因素吗?你们北京都对付不了,我们怎么对付得了?”不愿接受。中央组织部下了命令,一定要接受。由于教育部把我说得很可怕,在南大的传说中,我几乎成了恐怖分子。我到南大后,在校园里走动,背后总有人指指戳戳:“这就是郭罗基!”还有人说:“不像嘛!”本人是文弱书生一个,不像传说中凶神恶煞似的“郭罗基”。真李逵,假李逵,真李逵反而不像李逵了。

我到南大之前,党委已经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

我们的住房早已分配好了,在南秀村二十五号,同一层楼的邻居是数学系的一对夫妇,男的姓王,女的姓李,都是共产党员。两家相处甚好。过了几个月,我又发现问题了。我对妻子说:“这一家是监视我们的。”

“你怎么又看出来了?”

“第一,我在南京是脑门上刺了字的,谁都知道我是北京下来的‘有问题的人’。一般人不是敬而远之,就是畏而避之,只有这一家反而和我们套近乎。否则,他们什么情况都得不到。”

妻子说:“对了,有时套近乎很不自然。”

“第二,我们家来了客人,他们家不是大人就是小孩总是开门探头张望。”

妻子说:“没错,李XX在厨房里老是问我,什么人,从哪里来。”

我叮嘱妻子,千万不要翻脸。识破了,没有什么危险,反而有好处。如果我们有什么事要让上面知道,可以故意向他们吹风。

周培源到南京作学术报告,周夫人王蒂澂和女儿周如萍来看我们。李XX问妻子:“他们从哪里来?”答曰:“北京。”还要刨根问底:“那位年纪大的好像蛮有身份的嘛,做什么工作呀?”妻子说:“教授夫人。”没有如实相告。

北京的朋友传来一个口信,邓力群在一个会议上说:“郭罗基人到了南京,北京还有很多人去看他,值得注意。”北京的朋友一下子就断定:“你们家的邻居有问题。”看来,从南大到邓力群有一条热线,消息的来源就是我们的邻居。

妻子又沉不住气了,在厨房里同李XX吵起来,说:“你们还要什么情况?拿笔来,我说,你记下来,向北京汇报。”

毕竟他们不是老练的告密者。被揭穿以后,他们夫妇俩很不好意思。王XX约我“好好谈一次”,表示歉意。他说,决没有向北京汇报,是党委布置的任务,总共汇报过三次。我告诉他,邓力群点了我的名。他说没有想到后果这样严重,真对不起。他还说:“我们家是八代贫农,总认为要听党的话。干这种事是不光彩的,以后不干了。我们决定马上搬家。”

不久,他们就搬走了。

有一次,在路上遇见王XX,他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个布置我们任务的纪委书记得了失语症,这是老天对她的惩罚!叫她一肚子坏水倒不出来。”我说:“这不算好消息。这个惩罚也太残酷了,希望老天能宽恕她。干了不够光明正大的事,只要改正就行了。”

(四)

有一种人最可恶,既不是职业侦探,也不是上面交待了什么任务,而是自觉自愿自主自动地充当告密者。我在北大哲学系的时候,有一位同事,名施德福,大家都说他是“打小报告专业户”。

平时,无论开什么会,他都忙于作记录;哪怕是党小组会,他也孜孜矻矻记下每个人的发言。大家都不理解他的勤劳。有人说:“你太辛苦了!”有人嘲笑他是“无事忙”。一搞运动,他的小本子成了宝贝,全都派上用场了。

他的床底下装了一箱小本子。必要时他就拖出箱子,翻阅小本子,整成一份一份的材料。某人,某年某月某日,在什么会议上讲了什么什么。一看,确实有问题,而发言者本人已不记得当时是怎么讲的了,有口难辩。别人都没有记录,独此一份。因为他存心不良,记的时候就按下钉子了。许多同事都吃过他的苦头。像我这样的自由化分子,更是他的重点对象。

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大会,毛泽东作了象征性的检讨。之后,为了消除怨气,笼络人心,搞了一个甄别平反运动。我在一九五九年被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受到批判,也属于甄别平反之列。党委的决定中说:“郭罗基同志的言论非但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而且是完全正确的。”我以为从此就可以无所顾忌了。

接着,在党内讨论形势,统一思想。为了让大家畅所欲言,规定“三不”——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再加“一不”——不做记录。心想,那位“打小报告专业户”没有用武之地了。通过讨论,要求思想统一到如下一套说辞: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不要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发生缺点、错误的原因是经验不足;等等。我的发言大放厥词:如果说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那么取得成绩的大跃进的一套做法就应当坚持,现在为什么抛弃了这一套做法?如果说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那么抛弃了取得成绩的大跃进的一套做法,今后怎么能说成绩是主要的?我并没有直截了当否定“成绩是主要的”,但揭示了逻辑矛盾,结论不言自明。关于犯错误的原因,我说经验不足只是犯错误的条件,不是原因。同样在经验不足的条件下,可以犯错误、也可以不犯错误,可以犯大错误、也可以犯小错误。分析真正的原因,回避了一个“左”字。据说“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危险是右倾”,难道就没有左倾的问题?另一位教师孙伯鍨附和我的意见。我们相信了那“三不”再加“一不”,以为讲过就没事了。

北大党委常常指责“哲学系有人反对‘三面红旗’”。不知说的是谁。一九六四年暑期,党委要哲学系整风,指出五个方面的严重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反对‘三面红旗’”,代表人物为郭罗基、孙伯鍨,根据就是一九六二年在讨论形势时的发言。我们两人被戴了“反对‘三面红旗’的代表人物”的帽子,自己还不知道。我刚摘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又被戴上“反对‘三面红旗’”的帽子。当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罪名了。

党委要我检讨。我反过来说党委违反了自己的规定,规定是“三不”,现在为什么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共产党就是这样失信于民的,“三不”又成了“引蛇出洞”。而且还有“一不”——不做记录,我问:现在关于我的发言记录是哪里来的?那个“打小报告专业户”挺身而出:“是我会后打电话向党委宣传部汇报的,钟哲明(副部长)作了记录。”他自以为对党立了功,而为哲学系的教师所不齿。

他们要我交待思想,我要他们拿出记录,他们暗中的勾当又不敢见人。我既不交待思想,也不检讨错误。附和我的孙伯鍨作了诚恳的检讨,算是过了关。“反对‘三面红旗’的代表人物”唯我独尊,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北大党委改组,才风吹帽落。

那个令人痛恨的“打小报告专业户”,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冲击,一箱小本子也作为黑材料被烧了。

(五)

有人认为,受命充当告密者不应追究,罪在制度。如果把具体的人的活动排除了,制度就成为虚无。有人培植告密者,有人充当告密者,这就是一种制度;只有培植者,没有充当者,不成其为制度。即使在恶劣的制度下,个人的活动也负有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不同的个人负有不同的责任。有人不受命也干,有人受命也不干,更不是决定于制度。上述“打小报告专业户”是不受命也干,我还要说一个受命也不干的故事。

一九八三年三月,我在南大参加招考研究生的政治课阅卷。几十个教师关在一间大屋子里,埋头苦干。有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小李,总是坐在我旁边,端茶倒水,非常热情。十天阅卷结束,小李送我回家,对我说:“郭老师,是有人派我坐在你旁边的,要我来摸你的底,对周扬的报告是什么态度?”

三月七日,周扬在中共中央党校作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学术报告,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周扬针对中国的现实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理论,发人深省。中共党内的保守派,在胡乔木、邓力群的带头下,群起而攻之。他们不以批判周扬为满足,而是要围剿一股自由化势力。所以派人来摸我这个“自由化冒尖人物”的底,以便与周扬挂钩。

我说:“对周扬报告的态度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可以公开谈论一下。”

小李说:“不要,不要,你不知道他们把你的言论作什么用。派我来摸你的底,看样子事情挺严重的。”

她还说:“通过十天的相处,从你讨论问题的深度,为人的风度,工作的态度,我看不出你是‘有问题的人’。我的妈妈是老干部。她对我说,你这是当特务,不能干伤天害理的事情。郭老师,你放心,我决不会做有损于你的事。”

我说:“你怎么向他们汇报呢?”

她说:“你不用担心,我会应付。不过,他们没有从我这里摸到你的底,还会派别人来,你千万要小心!”

我对她的保护表示感谢。这就是对恶劣的制度不盲从、不合作、不受命的人。后来听说,她在政治系讲课讲了五年,连个讲师都没有评上。

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又搞了一场批判运动。胡乔木亲自出马,发表文章,胡搅蛮缠。邓小平居然说,要把他的文章“当作教科书”。新华社写了一个稿子,让周扬看过后播发,就算周扬的公开检讨。周扬郁郁寡欢,一病不起,以至成了植物人。周扬的讲稿是王若水协助起草的。王若水被撤销了人民日报副总编的职务。

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清除精神污染”问题,邓力群作补充发言,点了六个人的名:周扬、胡绩伟、王若水、郭罗基、李洪林、阮铭,作为重点对象。虽然没有从我这里摸到底,结果还是把我和周扬挂上了钩。

现在暗中告密,算是文明的了,还有赤裸裸的手段。派人探听,嫌不利索、不及时,干脆请你来“喝茶”,做下笔录,签字画押。要不然,警车开到门口,要什么材料进去抄家。再不识相,打断三根肋骨。一个政权丧失了存在的现实性,只好靠恐怖统治;以恐怖统治维护的政权,更加丧失存在的现实性。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明朝亡于东厂、西厂,国民党亡于中统、军统,共产党弄不好就会亡于国安、公安。

二〇〇九年四月十五日于哈佛大学

(原载《争鸣》杂志2009年5月号)(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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