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接连发生的几起校园凶杀案，震惊了全社会，人们在反思悲剧的同时，也触发了一场有关媒体伦理的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有人认为，正是媒体过度渲染的报道，对那些潜在的杀人者起到了某种诱导、教唆和示范的作用，导致更多无辜的孩子们处于危险之中。因此，为了防止类似案件的再度发生，就应禁止媒体再对此类事件进行报道。对此，有主流新闻网站很快便作出回应，删除了相关消息，并解释说，媒体不该”有闻必报”，而删贴是出自媒体的社会责任感。似乎这样一来，便可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了。
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把正常的媒体报道和所谓的“有闻必报”与“过度渲染”混为一谈，是一种偷换概念的伎俩。的确，媒体不应该也不可能有闻必报，而且在报道凶杀案的时候，大众媒体还要有所节制，不应对作案过程以及现场惨状进行过度渲染，在必要时还须对受害者的隐私予以保护。但我们今天想要重点讨论的是，媒体是否有必要对此类事件进行报道，或者说重点报道。《南方都市报》上作者长平的文章接着说，不错，媒体报道的确可能对那些潜在的杀人者具有示范作用，让他们了解到，自己内心的”冤屈”或者其它情绪可以通过滥杀无辜来进行发泄。不过，以此为理由阻止媒体报道的人，只看到了新闻报道的这样一个负作用，却忽略了诸多其正面和积极的社会效应。而这些正面效应至少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社会公众拥有知情权，他们希望了解自己真实的生存环境，也需要知道身边到底发生了什么新闻，从而发现这个社会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也许，政府有很多不想让公众知情的机密，但是，太多的秘密只会让这个社会变形，更何况，在当今的信息时代，任何封堵都是徒劳的。与此同时，那种“口口相传”的方式不仅不会让消息跑得更慢，而且还会捎带上无数添油加醋的谣言。其次，媒体报道还能引发社会的关注，从而对受害者及其家属表达同情，对杀人者进行谴责。这对那些不幸逝去的生命是一种尊重和哀悼，对受害者家属也是一种关怀和帮助。设想一下，发生了如此悲惨的事件，假如全社会居然还能视而不见，照样歌舞升平的话，那将是何等的麻木和冷酷啊，对于那些受害者家庭来说，这无疑更是雪上加霜。
第三，媒体报道还能起到警示作用，尤其会对各级社会管理者形成巨大的压力，迫使大家共同来反思现存的社会问题。在疏导社会底层不满情绪的同时，认真落实幼儿园和学校等地的安保措施，以求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第四，对于那些潜在的杀人者来说，媒体报道不仅存在示范作用，同时还具有警示和谴责的功效。那些无辜受害者的痛苦，有可能唤醒其中的良知尚存者，而社会舆论的强烈愤慨，也有可能让他们觉得如此铤而走险，得不偿失。
长平的文章又说，不仅如此，对于那些打定主意要通过报复社会来发泄不满的人来说，媒体的沉默还有可能激发出更大的恶行。道理很简单，那些行凶者的目的就是要引起人们的震惊与关注，如果杀一个人你若无其事，杀十个还不吭声的话，那么杀一百个、一千个呢？这就是恐怖分子的逻辑。因此，重要的是把事情说出来，想方设法防患于未然。与此同时，即便是那些不主张媒体报道的人，恐怕也是不会同意社会对此置之不理的，但他们会说，可以通过内部渠道，让领导知道就行了，领导们自然会重视，并想办法加以预防的。不过，这种传统思维早已被历史证明，不是幻想就是欺骗。这是因为，现代政治认为，权力并非性本善良，只有在民意的有力监督和制约之下，它才有可能为民所用，而舆论正是民意表达的重要渠道。
文章最后强调说，可以肯定的是，最不希望媒体报道此类事件者，一定是各级政府官员。他们往往会使用各种手段来阻止媒体的正常报道，而那些受害者家属则会千方百计地向媒体通报消息。只要想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就不会只盯着媒体报道的负面作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