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中蒋中正对张学良:“尔有武器,我有正气!”

发表:2010-05-18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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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蒋介石在在西安事变中半个月的日记中, 他和张学良的互动的部分内容,从中可以看到张学良愚蠢无知、进退失据,还原张学良的真实面目。) 

十二月十二日

……余既入绥署,未见虎城。移时,绥署之“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来,孙铭九以护卫之责交付于宋而去。宋告余以:“副司令请委员长在此休息,副司令不一时即来。”余乃命觅张汉卿来见。约半小时后,张始来,对余执礼甚恭。余不为礼,张垂手旁立。余问:“今日事,尔事前知之乎?”答:“不知。”余谓:“尔既不知情,应立即送余回京或至洛阳,则此事尚可收拾。”张谓:“事变实不知情,但我有意见欲向委员长陈述之。”

余谓:“尔尚称余为委员长乎?既认余为上官,则应遵余命令,送余回洛阳;否则汝为叛逆,余既为汝叛逆所俘,应即将余枪杀,此外无其他可言也”张谓:“委员长如能听从余等之意见,则当然遵委员长之命令。”余斥之曰:“尔今究自认为部下乎?抑敌人乎?如为部下,则应服从命令送余回洛;如为敌人,则立毙余可耳!二者任汝择一行之,他不必言;即言,余亦不能听也。”张遂自述其此次行动之动机,非叛变而为革命。余厉声叱止之曰:“然则尔尚诿称今日之叛变为不知乎?”

张言:“即是敌人,亦有谈判余地。”余愤极,诘之曰:“敌人尚有话可说乎?尔以余为何如人?余岂能屈于叛逆与降服于敌人之劫持与威胁者?”张气少馁,谓:“此间事非余一人所能作主,乃多数人共同之主张。余今发动此举,当交人民公断。倘国民赞同余等之主张,则可证明余等乃代表全国之公意,委员长即可明余之主张为不谬,请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如舆论不赞同,则余应认错,请委员长再出来收拾。余始终自信为无负于委员长之教训。现在请委员长息怒,徐徐考虑之。”

余闻其“交人民公断”一语,乃知彼辈杀余之毒计,将假手于暴民之所为也。余乃怒诘之曰:“尔妄想国内民众与舆论能赞同尔等叛乱乎?恐即尔等素所称为‘人民阵线者,亦不至赞成尔今日之狂谬行动!尔自称为‘革命,’叛逆亦可称‘革命’乎?陈炯明何尝不自称为革命,天下人谁能信之?尔之部下即在此室之周围,尔犯上作乱如此,又将何以率属,何以为人?尔能保尔之部下不效尤尔今日之所为者以施于尔身乎?尔应回忆;四年以前,国人皆欲得尔而甘心,余代尔受过者不知凡几;以余之宽容庇护,尔尚可安然远游海外今日以后,茫茫大地,何处是尔容身之所?尔真生无立足之处,死无葬身之地矣!尚不自悟,余实为汝危之!”

张闻言,顿时变色曰:“尔尚如此倔强乎?”余反诘之曰:“何谓倔强?余为上官,汝为叛逆,国法军纪对汝叛逆均应执行惩罚,况斥责乎?余身可死,头可断,肢体可残戮,而中华民族之人格与正气不能不保持。余今日身在尔等叛逆之手,余即代表整个民族四万万人之人格,人格苟有毁伤,民族即失其存在。尔以余为威武所可屈而向汝叛逆降服乎?今日之事,尔有武器,我有正气;我虽无武器,须知正气与喉舌即为余之武器。余必捍卫民族之人格,而求无愧为总理之信徒,无负于革命之先烈,亦必无负于生我之天地父母与全国国民!尔小子何知,乃妄想余为尔所威胁,而视余今日之正气为倔强乎?尔如有勇气则立时毙余,不然,则认错悔罪,立时释余。否则尔既不敢杀余,又不能释余,则尔将来更何以自处?余为尔计应立即毙余,乃为上策。尔曷不决然杀余耶?”

彼闻言低头不语,神色沮丧移时问:“尔真无考虑余地乎?余去矣!”余挥之曰:“去休!”彼乃改容以请曰:“移居余处何如?”余曰:“决不入敌人之居。”彼又谓:“在此不甚安全。”余答之曰:“余不需汝保护!”

彼坐而复立者数次,在旁窥察余之神色态度。余闭目不理之如此半小时,屡言:“余欲去矣!”继又坐,命役人以食具来,请余进食。余谓:“余生已五十年矣,今日使国家人民忧危至此,尚何颜再受人民汗血之供养而食国家之粟?况义不食敌人之食!”坚拒之。张仍侧立,甚久而不去。余问:“邵主席何在?”彼答:“亦在绥署前面。”并言:“中央诸将领均安全,毫无损害;唯钱慕尹以格拒变兵,被枪伤,然亦仅耳际略被擦伤而已。”余命其请邵主席入见。彼乃命卫兵往觅邵,而仍旁立未行。…… 

十二月十四日

……早晨,张又来见,立门后,对余流泪,若甚愧悔者。余未与之言,半响,彼无言自去。……

正午,张又来,仍申前意,坚请移居,谓:“此间警卫均非我所能指挥,进见时说话甚不便,对委员长之起居与安全亦不能完全负责调护,心甚不安,无论如何,请迁住高宅。”

余答称决不移居。张乃言:“委员长之日记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阅读。今日始知委员长人格如此伟大。委员长对革命之忠诚与负责救国之苦心,实有非吾人想像所能及者。委员长不是在日记中骂我无人格乎?余今日自思实觉无人格。然委员长以前对部下亦太简默,如余以前获知日记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则此次决不有如此轻率卤莽之行动。现在深觉自己观察错误,既认识领袖人格之伟大,即觉非全力调护委员长,无以对国家。无论如何,居此间决非办法。委员长虽坚不允移居但余必以全力请迁出此室;委员长不肯自行,我亦将背负委员长以出。”

余仍力拒其请,并明告曰:“除非送余回京,否则余决不离此。”张曰:“我欲委员长移居者,乃欲设法秘密送委员长回京而不使人知也。”余曰:“余如离开西安,必须正大光明堂堂皇皇的出去,决不能鬼鬼祟祟随尔潜行。人格重于生命,已一再为汝言之矣。”……

……端纳亦坚请。余不忍拂之,遂以下午移居于高宅。当时细思张如此一 再坚请余移居,终不明其故;或彼以余住新城,乃在杨之势力范围内,时久恐余与杨接近,则彼无从作主欤?

移居以后,张入见。余询以:“今既移居矣,尔等已决定送余回京否?可速商定来告!”

张忽谓:“此事殊不简单,既有多人参与,一切须取决于众议。且我等已发通电陈述主张八项,总须容纳数事,庶我等此举不致全无意义;若毫无结果,则众意必难通过。所谓八项主张者,即:(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六)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余责其食言无信,勿令终其词,并谓之曰:“勿论尔等主张并无何种意义,即再说得动听些,而尔等行动如此背谬,亦必无人见信,更无任何人能赞成之也 ”张又继续陈说其八项主张之理由,欲余酌加考虑,余谓:“已决心牺牲此身,以维持国家之正气,成仁取义,筹之至审。在新城言之已详,何终不省?须知此身可被劫持,而意志万难劫夺,余决不稍有迁就。非余到京,不欲听尔对此事有只字之陈述,多言无益也。”

张谓:“尔亦太专制,余即为一人民,亦应让人民有陈述国事意见之机会。”

余谓:“今日余即担负国家存亡之责,凡效忠民国之国民,此时皆应听中枢与领袖之命令;反之,若劫持领袖,强迫领袖,岂尚得自称为人民?况尔为统率军队之军人,更何得自居于人民?今日凡危害国家者,即为余之敌人,亦即为国民之公敌。即使尔自居于人民,如欲说话,亦应在国民大会或地方议会中去说,至就政治及党的组织系统言如有意见,亦应向中央依法陈请。尔等躬为叛变,不速自悛悟,尚托于陈述国事意见以自解,其谬孰甚!总之,余不回京,尔无论有何条件或主张,均不能谈。”

张问:“回京以后,则可向中央提出欤?”余谓:“余可允尔等提出于中央,但余必声明:余不能赞成尔等之主张。”张谓:“你不赞成,则虽提何益乎?”

余曰:“党有纪律与议事规则,余不能独断,可否应决之于多数也。”

张半晌不语,旋谓:“委员长人格实太伟大但有一点不无令人遗憾,余觉委员长之思想实太右太旧!”

余问:“何谓右?何谓旧?又何谓太右?”

张茫然不知所答,继乃言:“委员长所看之书,多是韩非子、墨子一类,岂非太旧?”

余曰:“余不知尔所看之新书几何,且尔之所谓新书者系何种书籍?尔是否以马克斯资本论与共产主义之书籍为新乎?尔可将尔所看之新书择要问余,余可为尔详解也。须知精神之新旧,不在所看之书之新旧;尔岂知尔等之所视为新书者,余在十五年前,已不知批阅几次矣。”

久之,张又谓:“举一列以言,委员长满脑筋都是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总觉赶不上时代。为何不从成功着想,而只求成仁?且我数当代人物只有你一人,为何你不稍假借,容纳我等请求,领导我等革命?岂非就可成功,为何必欲成仁?以余等所见,成仁决不是办法,亦决不是革命者之真正目的。

余讶其思想错谬至此,乃告之曰:“尔此言余实觉奇异,尔须知革命乃是牺牲,而非投机也。成功、成仁本是一件事总理所谓‘不成功,即成仁,’其意并未将成功成仁看做两件事也。实告尔:我之成仁即是成功,余何日成仁,即革命何日成功矣。尔未读总理军人精神教育讲演中有‘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之二语乎?”

彼谓:“余未阅读及此。但‘我生国死,’此语尚不难解;若‘我死国生,’则作何解?”

余叹曰:“尔真未闻革命大道,难怪错误至此也。‘我生国死’云者,譬如余今日若只求偷生视息,置国家利害民族存亡于不问:或偶遇艰险,便生畏怯,身为军人,人格扫地,国家将何以免于危亡,岂非‘我生则国死’欤?反之,义之所在,不夺不摇,生命可牺牲,而正气与主义不可牺牲,能保存高尚之人格而死,则精神永远不死,自有无穷之继起者秉此正气以担当国事,此即所谓‘我死则国生’也。故今日如有人存此妄想,以为劫持我或危害我即可使中国无办法者,徒见其愚昧而已。”

彼见余不可强干,乃无言而退。……

十二月十五日

……是夜,张又来见,手持通讯社电稿,报告国际近状,谓“关东军”有向绥远前进消息。察其状,似甚悔悟而急求陕事之速了也者,莫明其用意所在。又告余此次之事,杨虎城实早欲发动,催促再四,但彼踌躇未允;唯自十日来临潼亲受训斥,刺激太深,故遂同意发难,然实后悔莫及。如因此亡国,则唯有二途:(一)自杀,(一)入山为匪云云。

按十日张来见时,畅述其对请愿团体解说作两方代表之言,余当时曾痛斥之;盖以张在西安收容人民阵线,招纳反动政客,放任所谓“救国联合会”者,对学校及军队煽惑反动,顿使西北社会浮动,人心不安。对此现状,倍觉杞忧。余对张,尝念其十七年自动归附中央、完成统一之功,因此始终认其为一爱国有为之军人;故不拘他人对张如何诋毁,余终不惜出全力为之庇护。当西北国防重地全权交彼时,与之切言曰:“望尔能安心作事,负责尽职,以为雪耻救国之张本!”原冀其为国家效忠也。而今彼之所为,实与我所预期者完全相反,几使大好西北,又将被其沦为东北之续。故中心忧结,辄自痛悔知人之不明,用人之不当,一至于此,不唯无以对党国,亦且无以对西北之同胞。因此时用悲愤,不胜为之焦灼。故当日日记中曾记其事,且有“汉卿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把握不坚,心志不定,殊可悲也” 之语张今必已备阅之矣。……

十二月二十五日

晨,子文来言:“张汉卿决心送委员长回京,唯格于杨虎城之反对,不能公开出城;以西安内外多杨虎城部队,且城门皆由杨部派兵守卫故也。张意拟先送夫人与端纳出城先上飞机,对外扬言夫人回京调解,委员长仍留陕缓行;然后使委员长化装到张之部队,再设法登机起飞。”

未几张亦以此言达余妻,速余妻即行,谓:“迟则无及,城中两方军队万一冲突,将累及夫人,张某之罪戾益深矣。”

余妻即直告张曰:“余如怕危险,惜生命亦决不来此;既来此;则委员长一刻不离此,余亦不离此一步。余决与委员长同生死,共起居。而且委员长之性格,亦决不肯化装潜行也。”

张闻此语,深有所感,即允为设法。至午,子文来言,虎城意已稍动,但尚未决定。下午二时,子文复来告:“预为准备,今日大约可以动身离陕矣。”

旋张亦来言:“虎城已完全同意,飞机已备,可即出城。”余命约虎城来见。半小时后,张与虎城同来。余命二人在余床前对坐而恳切训示之(训话附后)训话毕问张、杨之意如何,尚有他语乎?彼二人皆唯唯而退。

余乃整衣起行,到机场已四时余矣。临发时,张坚请同行,余再三阻之,谓:“尔行则东北军将无人统率,且此时到中央亦不便。”张谓:“一切已嘱托虎城代理,且手令所部遵照矣。”遂登机起飞,五 时二十分抵洛阳,夜宿军官分校。

……

(愚蠢糊涂的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只做了一件聪明事,那就是和蒋介石一同回到了南京,虽后来遭长期软禁,但毕竟保住了性命而终得高寿。如果留在西安加入阵营,必定难得善终。)

来源: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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