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员工连续自杀事件已经成为本周公共领域中的焦点。公众尽可以从各种角度进行解读，例如，作为中国大规模制造，大规模出口的经济模式的代表，富士康的信任危机，是否也是中国模式某种程度上的危机。
富士康员工连续自杀事件已经成为本周公共领域中的焦点。
公众尽可以从各种角度进行解读，例如，作为中国大规模制造，大规模出口的经济模式的代表，富士康的信任危机，是否也是中国模式某种程度上的危机。
而连续自杀事件发生在八零后这一群体中，而非承担更大劳动强度的更为年长的劳动者群体，也使社会学家，劳动经济学家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以及未来可能带来的社会危机敲响了警钟。
从媒体从业者的角度，除了追踪事件，警示社会外，富士康事件的新闻伦理也令人思索。
5月26日，富士康的老板、台湾首富郭台铭邀请国际外两百多名记者进入富士康参观，并参与采访富士康召集的两岸心理专家研讨会。
郭台铭此人素来对媒体十分强硬霸道，此前，他在台湾几次起诉媒体，并以强大财力封杀许多负面报道，而在大陆，富士康在四年前起诉上海媒体《第一财经日报》，扣押两名记者资产，求偿3000万，也引发中国媒体轩然大波。
而在连续自杀事件后，郭台铭也展现了相对柔和的身段。在几百名记者面前，除了否认自杀事件肇因富士康的管理问题外，郭台铭向社会和死者家属致歉，几次鞠躬，并要求媒体“多报道光明面，避免恶性传染效应”。
问题就此出现，富士康事件果真是一起媒体事件吗？真是因为中国媒体报道了太多的非“光明面”了吗？媒体报道是否真是推波助澜的黑手，而媒体应该如何自律，更好地报道这样的公共事件。
记者注意到，在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成为中国舆论热点后，有部分中国媒体从业者引述世界卫生组织与国际预防自杀协会（IASP）研究结果，呼吁媒体谨慎报道自杀事件，并把握机会对公众进行自杀教育，在满足公众知情权和不要危害公共精神健康之间取得平衡。
国际预防自杀协会提供的相关研究综述显示：媒体对自杀的报道可能引起模仿性自杀行为。模仿性自杀的数量与时间相关，在自杀报道后的头三天内达到顶峰，而反复报道、轰动报道之后通常都能见到明显的模仿性自杀。
在富士康事件的报道的顶峰，也就是郭台铭出面说明的当夜（26日），富士康就再次发生一起坠楼事件，而第二天，相关的跳楼传闻不断出现，当天GOOGLE中文搜索的最热词都是相关话题。
因此，北大新闻系的副教授胡泳就提出，首先，“呼吁媒体和所有网民立即停止使用“N连跳”这样的标题和说法，似乎大家都在期待记录的打破。这样的说法是冷血的，缺乏同情心的。”
但这份由国际自杀预防协会下属的“自杀与媒体专责小组”成员提供的对自杀事件的报道指南指出，“鼓励在报道自杀时保持谨慎，但并非鼓吹新闻审查。基于新闻价值标准，自杀需要被报道。我们只是建议如何可以最大程度保证有关自杀的报道是准确、可靠并且符合伦理操守。”
同样，有媒体工作者认为，媒体自律，将避免给中国舆论监管机构宣传部等借自杀报道或之前的袭击校园事件对媒体报道进行限制和审查提供进一步的借口。
胡泳也呼吁富士康公司正视现实，收回“该公司工厂的管理并无问题，而与员工天生的个性和情绪管理有关”的“初步结论”。
就目前来看，富士康事件中，中国媒体对自杀的渲染性报道太多，而对富士康公司的企业文化，管理机制反思性报道太少。
目前，很多关于富士康的议论都是围绕富士康是不是“血汗工厂”，其实已经模糊了重点。富士康工资虽然不高，但能按时发放，劳动条件尚可，虽然强度很大，但至少没有大规模出现劳动事故和劳动伤害事件。从这个角度看，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但这就够了吗？
且不说富士康一线员工全面性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个月只有1到两天的休息日这一基本事实。也不说富士康的保卫系统，如何与当地警方相互勾连，直接成为厂区的小政府。
且说有两个真实的小故事，或可以略见富士康企业文化。
郭台铭的妻子几年前过世，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所有厂区里设立灵堂，而厂里的台籍中层带着大陆籍干部排队磕头祭拜，有没有人问问这些大陆员工的感受？
而郭台铭弟弟郭台成罹患白血病，需要骨髓配型，富士康几万北方籍员工一声令下，全部被要求验血，却没有人告知他们原因。
作为目前中国乃至全球最大的IT代工企业，富士康的是否给了员工一个有尊严的劳动条件？郭台铭先生应思考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