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企业宣布加薪。其实，中国农民工的工资，早就到了该加薪的时候了。美国劳动力平均每小时工资大约18美元，最低工资标准接近每小时6美元。德国西部工人的工资是平均每小时27.87欧元，东部地区是17.37欧元。墨西哥的劳动力平均工资也达到了每小时4美元，而中国制造业中农民工的工资大多数连每小时1美元都没有。以平均工资而论，在制造、建筑和服务业，中国劳动力的小时工资只有印度劳工小时工资的60%-80%。中国的出口企业尽管发展迅猛，但归根到底，大量企业依赖低工资、高耗能、高污染的模式是不能长久的。
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这不是因为各地政府都在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而是因为在劳动力市场上，供给与需求的力量出现了扭转。在工资水平低的情况下，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持续旺盛，但劳动力的供给出现了悄然变化。新增加的农民工大多是以80后、90后为主的“民二代”。首先，第二代农民工的数量开始锐减。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高不可攀的房价、教育费用、医疗费用。进城打工的农民很快就发现，他们已经养不起孩子了。其次，很多“民二代”自幼跟着父母进城，他们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生活，对工作的条件、未来的期待，都和其父辈、兄辈很不一样。他们和城里的孩子一样泡在网上，能不能上网，会成为他们找工作的必选条件之一。劳动力供给的萎缩、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带来劳动力市场的转折点。未来的劳动力工资将持续上涨，而且工人对福利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劳动力成本上涨，将宣告全球低通胀时代的结束。未来的通胀压力将越来越多来自成本推动，而这是最难以治疗的通胀。资本会逐渐替代劳动，这将迫使中国的企业放弃低成本竞争的商业模式，致力于技术创新，逐步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沿海的企业有一批会转移到内地。如果农民工不需要再背井离乡，而是能够在家乡上班，这是一件好事。另外，一批沿海企业可能会移师海外，去越南、印度，甚至非洲。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留下来的一定是更有竞争力的企业。
在当前劳动力市场上，最缺乏的是劳资之间的工资协商机制。在以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为主的出口部门，缺少能够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这无形之中增加了劳资谈判的难度。最近数年，由于招工机制、劳动力来源等多种因素的变化，农民工的组织程度已经大为提高。在浙江等地调研的时候，我们经常听到，当地农民工要求加薪的时候，往往是来一车人，讲的是同样的方言。如果上游的河道已经解冻，下游的河道依然冰封，就容易出现凌汛。为了避免洪水泛滥，引导河水浩荡东流，建立起能够担当劳资谈判中介的工会组织，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不妨讲一个巴西企业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巴西处于恶性通胀的困扰之中。在光景好的年份，价格一年涨一倍。在光景不好的年份，比如1990年，通胀率高达1000%。巴西的一家企业Semco当时已经走到破产边缘。这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塞姆勒(Selmer)为了保住祖上的这份产业，想尽了各种办法，都以失败告终。最后，他告诉工人，要么减少工人的工资，要么裁员。塞姆勒的工人们商量之后，同意大幅度降低工资，但要求管理人员也减少工资，和大家同舟共济，而且希望加强对公司财务的监督，公司每一张支票上，都必须有一个工会代表同时签名。工人们还希望等有利润的时候能有更多的分红。塞姆勒当时哪里有什么利润分给大家，所以就答应了工人，反正他损失不了什么。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变革彻底改变了企业的面貌。为了省钱，员工们情愿做更多的工作。他们自己当保安和门卫，还到职工食堂里面帮忙。负责监督公司财务的工会代表对每一笔支出都要刨根问底。塞姆勒决定干脆彻底放权。有一次，他需要建一个新厂，他让员工自己去找厂址，让他们自己投票，决定到底在哪里建厂。最后，工人们选择的新厂址和巴西最持久的工人骚动的发源地只有一街之隔，但塞姆勒照样同意了。结果，临街的工人上街游行，但塞姆勒的工人们在工厂里忙着技术革新。有一个生产分队的工人想要在早晨7点开始工作，但是他们发现叉车司机到8点才会上班，于是这个小组的工人个个学会了开叉车。两个月之内，塞姆勒的公司就不再亏损。四五个月之后，他们居然就有了盈利。最后，塞姆勒的公司很快成为巴西增长最快的公司之一。
如果寻找更为彻底的解决之道，恐怕需要每一个企业反思，资方和劳方一定要站在对立面吗？
廉价劳动力时代将一去不复返。因为在劳动力市场上，供给与需求的力量出现了扭转。在工资水平低的情况下，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持续旺盛，但劳动力的供给出现了悄然变化。劳动力供给的萎缩、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带来劳动力市场上的转折点。未来的劳动力工资将持续上涨，而且工人对福利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劳动力成本上涨，将宣告全球低通胀时代的结束。未来的通胀压力将越来越多来自成本推动，而这是最难以治疗的通胀。资本会逐渐替代劳动，这将迫使中国的企业放弃低成本竞争的商业模式，致力于技术创新，逐步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