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之街景（十宗罪之八－－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
一、假冒“一大”代表之罪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毛泽东并不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当时他不过是以一个办事员的身份列席了会议，完全不能与陈独秀、李大钊、董必武等“一大”代表相提并论，毛泽东本人当然也很清楚这一点。但他长期以中共的创始人自居，欺世盗名。中共的“党史”也极尽吹捧毛泽东之能事，将其美化成中共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也欣然领受。
二、与人姘居、遗弃妻儿之罪
早年毛泽东去江西井冈山闹革命，把他的妻子杨开慧和三个幼子留在了湖南老家。因为在1928年5月毛泽东与人称“永新一枝花”的姑娘、比杨开慧小8岁的贺子珍在井冈山姘居了，若接杨开慧母子过来同住多有不便，以致在1930年杨开慧在湖南被捕入狱，后被杀害。所以，在杨开慧面前毛泽东是一个忘恩负义的“负心汉”，他犯下了与人姘居、遗弃妻儿之罪。1937年在延安，毛泽东又勾搭上了别的女人，贺子珍一气之下离开延安去了苏联。1938年，毛泽东又背着贺子珍与江青结婚。在贺子珍面前，毛泽东是一个沾花惹草的“负心汉”。
三、消极抗日之罪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毛泽东一心要保存红军的实力，不积极抗日，不服从于抗日的大局。为此，在1937年12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刚刚从莫斯科回国、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批评了毛泽东等人的之一错误（罪行）。王明强调要贯彻“共产国际”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王明的主张在中共党内领导层中获得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多数人的赞同。周恩来在发言中联系他在山西抗战中的感受，也跟着批评了毛泽东等人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而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在党内、军内和各地都有不利于抗战、不利于统一战线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并主张应公开指出和纠正自己的错误。为此，周恩来深深得罪了毛泽东。
四、搞“阳谋”、反“右派”之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毛泽东以一个得国的皇帝自居，总是要确保他自己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并且他在位高权重之下，从未善待过老百姓，从未造福过那个所谓的“毛泽东时代”。“反右”被毛泽东自称为是他的一个“阳谋”，事实上它比“阴谋”更为卑鄙无耻。他先是鼓励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 闻者足戒,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为诱饵，使很多知识分子说出了心里话。有的话是中肯的批评，有的话是积极的建议，但在接下来的“反右”运动中，就凭一个人所说的几句 “出格”的话，就使其在20多年中深受迫害，亲属也受到牵连。当时把4616032名敢于直言的各界人士（其中不乏爱国英才），打成了“右派分子”，其中的7万多人被捕入狱，并直接造成了2万2千多人自杀。有些被押送劳改农场，有些被开除党籍但保留公职，留单位控制使用。
五、越俎代苞、破坏国民经济之罪
毛泽东不懂得经济工作的规律，一味要大干快上。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等人主张经济工作要综合平衡，反对“冒进”。为此，毛泽东打算让柯庆施取代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只是没有得逞。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了两年多，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跑到第一线指挥经济工作，还成立了直属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位在国务院之上的中央经济小组。他把总理和国务院晾在一边，以执政党主席的身份亲自指挥经济建设。对国家建设的大政方针，不懂综合平衡，不讲科学规划，而是独裁决策，一味蛮干。例如他在游泳时，突然心血来潮，就决定钢产量要翻一番。他先搞乱了农业，又搞乱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最后把“一五”计划各项指标冲了个一塌糊涂，把全国的经济工作搞乱了。客观上破坏了国民经济。毛泽东所搞的“大跃进”更是劳民伤财，把整个国家拖入了狂热、蛮干和荒唐透顶之中了。
六、独裁决策、疯狂跃进致数千万人饿死之罪
毛泽东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很快成立了人民公社，在全国农村办起了公共食堂。他大造舆论、赞赏“浮夸”，一时间，亩产万斤粮（甚至更多）的事层出不穷，搞 “浮夸”的人成了英雄，而敢于说实话、办实事的人却成了“右倾保守”，会受到惩处。有了公共食堂，农民家中就不能储存粮食，吹出来的粮食高产，造成了国家征购粮食增加，使得公共食堂断粮。结果是在许多地区，农民吃光了当地的野菜和树皮，又不允许“逃荒”，只有活活饿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也要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和“三面红旗”的伟大胜利，所以不能“抹黑”，宁可让农民饿死也要禁止其“逃荒”。就这样，从1959年至1961年的3年间，全国饿死农民三千多万人，人吃人的事件屡屡发生。这难道就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这难道就是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内涵？这难道就是 “人民当家作主”的真相？这难道就是中共“伟大、光荣、正确”的依据？
七、残酷迫害国防部长彭德怀之罪
由于毛泽东头脑发热、独裁决策、盲目冒进、蛮干浮夸，全国各地严重缺粮，成千上万的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并且饿死人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着。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会对此无动于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经过去农村调查，发现了所存在的问题，所以在1959年7月于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坦诚直言，提出了“左”的一套所造成的损失和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同时他还给毛泽东写信，阐述了他的意见。在信中他主要指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在粮食和钢铁的问题上不够实事求是，“浮夸风”严重；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得“左”的倾向有了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为此，毛泽东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说他们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还撤销了他们的职务。在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怀遭到红卫兵的野蛮批斗和殴打，无奈之下，他只得写信给毛泽东来求救，但未获回应。后来，他积郁成疾，含冤离世。
八、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之罪
毛泽东热衷于搞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大炼钢铁、深耕密植等等名堂，不仅仅都是失败的结局，而且破坏了正常的国民经济，造成了三千多万人被饿死的恶果。由于人们看到了讲真话的彭德怀的下场，所以无人再敢挑战毛泽东的淫威。但是，凡有良知的也都必然会对毛泽东敬而远之。趁毛泽东退到二线之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不仅开创了全国工作的新局面，其个人威望也不断飙升以致超过了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之下，毛泽东的地位受到了刘少奇的挑战。毛泽东于大权在握时，客观上造成了祸国殃民的恶果，如果良知未泯，应该引咎辞职，退出领导岗位。但由于他的“帝王情结”而不甘心如此收场，又不能以惯常的政治斗争手法“扳倒”刘少奇，于是就谋划出了搞“文化大革命”的歪招。说穿了，就是置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搞乱全国，越乱越好，然后“浑水摸鱼”。为了确保奏效，毛泽东不惜把其妻江青放出来，为其冲锋陷阵。结果是：毛泽东如愿以偿了，但中国却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十年大浩劫，因毛泽东死去才得以收场。
九、诬陷国家主席刘少奇之罪
毛泽东为了把威望和人脉关系都已经超过自己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弄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于是就指使其妻江青伙同他人，采用对所谓证人刑讯逼供和无中生有等卑鄙手法，栽赃陷害刘少奇，使其成了“叛徒、内奸、工贼”，其名著、脍炙人口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成了“黑修养”。毛泽东陷害刘少奇致其死亡仍未罢休，当林彪事件之后，由于不便说出“林彪”之名，“刘少奇一类骗子”竟成了林彪一伙的代名词。可见，刘少奇蒙冤比其他人更甚。
十、谋害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之罪
在“文革”中，周恩来扮演了一个最困难的角色。虽然毛泽东一时还没有把他列为“打倒”的对象，但是毛泽东需要全国大乱，而周恩来作为全国内政外交的大管家，他要努力保持整个国家的运作，这就难免有冲突。好在周恩来极其擅长在政治上“走钢丝 ”，才使他没有“翻身落马”。从年龄上看，周比毛小5岁，毛让周接班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周恩来以其在党内的资历、职位和人脉关系，一旦大权在握，他有足够的政治资本可以为“文革”翻案，为刘少奇等人平凡，这是毛最担心的事情。所以，毛为了不使周恩来成为自己的接班人而煞费苦心。
1972年5月中旬，周恩来在做每月一次的尿常规检查时，偶然发现尿样中有几个红血球和形态异常的细胞。周的保健医生不敢掉以轻心，马上又做了第二次检查，并请北京各大医院最著名的专家对检查结果进行会诊鉴定。最后确诊周恩来罹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因为病变尚在早期，所以病人尚无任何症状。医疗专家们认为，如果尽早进行治疗，治愈率可以达到百分之八十至九十；而一旦错过治疗时机，发展成为晚期膀胱癌的话，再好的医生都将是回天无术。
医疗专家们经过认真讨论，最后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详述了周恩来的病情，极力主张争分夺秒地对周进行治疗，同时也说明了错过早期治疗的时机会产生严重后果。不久，毛泽东通过汪东兴向医疗专家们传达了4条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对此，医疗专家们十分不理解，因为这4条指示，等同于判了周恩来的死刑，缓期执行。这4条指示，实际上是毛泽东刺向周恩来的“软刀子”。这样一来，对周恩来的治疗工作就因毛的4条指示而被拖延了下来，医疗专家们眼睁睁地错过了为周恩来早期治疗的机会。
后来，毛泽东又不断对周恩来所主持的工作“鸡蛋里挑骨头”，在其指使下，江青等人还不断开会批判周恩来，污蔑他在与美国的外交谈判中犯了“右倾投降主义” 的错误。在这种精神压力下，周恩来病情恶化，于1976年1月8日去世。为此，在3周之后的除夕夜，毛泽东破天荒地批准在中南海他的住处大放鞭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