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正秀与丈夫赵光远
在那个举国陷入荒诞与疯癫年代里，有多少须眉男儿噤若寒蝉，连经过多次出生入死，且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将军都晚节不保或自杀。思想犯罪，只要认了错，就可以免除死刑。但是，马正秀摇头：认错怎能叫道理改变呢？于是1970年1月27日，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决死刑，与遇罗克、王佩英同日殉难，死时正值风华正茂的38岁。
马正秀，生于1932年，幼儿师范毕业，当时在北京当自然博物馆的讲解员。翻译家屠岸在他的人生自述《生正逢时》里，提到1958年，因“反右”下放后生病，妻子请戏剧出版社的编辑赵光远每星期天来陪他，因而结识赵光远妻子马正秀，他提到马正秀是这样子描述的，“马正秀给我的印象是热情而不狂放，外表柔弱，内心刚强。她对儿童有一种天然的喜爱和亲和力。她长得很美，一种纯朴无华的美，一种青春勃发的美。”屠岸夫妇对于马正秀的印象很好，觉得她为人纯真，善良朴实，是穷人家的女儿。
“打倒刘少奇”改成“刘少奇万岁”---得到”现行反革命”的死刑罪
因为认为“文革”是错误的，“文革”时，造反派到处写打倒谁谁谁，只要是打倒某位领袖和老帅的，马正秀就把“打倒”二字擦掉，再另外加上“万岁”。最突出的是，她把“打倒刘少奇”改为“刘少奇万岁”。结果于1967年9月16日被捕。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70年1月9日的死刑判决公告，在20个“现行反革命”的死刑公告中，马正秀是第18个，这20人中，男17人，女3人，从年龄看，50-60岁的3人，30-40岁的有12人，不满30岁者(包括遇罗克)有5人。马正秀的罪名是“刻骨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常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一九六七年八、九月间，多次书写和公开张贴反革命标语、传单、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穷凶极恶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押期间，仍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
入狱后悲剧接着而来
马正秀于1967年9月16日被捕后，悲剧接着而来。她先生赵光远于1969年3月5日跳楼身亡，竟比马正秀还要先死近十个月。赵光远的”罪名”是他与华蓥山游击队（在“文革”中被说成是“反革命”队伍）有关，说他的社会关系危险，他本人可疑。赵光远曾任孟超的剧本《李慧娘》的责任编辑。“文革”开始后，孟超成了大黑帮，被关在牛棚里，造反派让赵光远去“看管”他。面对这样子“看管”的情景又加上那时马正秀正在狱中受刑，赵在极度不安、惶恐绝望中而跳楼自杀。
宁可犠牲生命也不愿违背良知认罪减责
在《生正逢时》里，屠岸也提到马正秀在狱中的情况：要她认罪，她不认。“她不像我们--我们许多人都认错，以求减轻“罪”责。”仅仅是按自身所思所想，写了为当局所不容的文章、书信、日记等，即此获罪并遭极刑。她在狱中受尽折磨，但她昂首不屈。最后在公审大会上要她认罪，她不认，造反派的两个彪形大汉对她拳脚交加，抓着她的头撞墙，百般折磨她，她还是不认，最后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宣判死刑，立即执行。一个“柔弱”女子，敢于坚持真理，甘于为自己坚守的信念付出一切，竟能如此坚贞，实实令人慨叹。
她殉难的日子是1970年1月27日。屠岸提到当时人在现场的人文社的余维馨所描述的情景：“他在1969年参加了那次宣判会，看到马正秀面临厄运，依然昂首，目光炯炯，毫无惧色。马正秀的遭遇，与坚持真理，反对文革而被造反派处死的女英雄张志新如出一辙，他们的人格光辉永不消逝！”
十年后平反撤销原判决，1980年2月28日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马正秀的平反决定，撤销原判决，对其“不追究刑事责任”。
沉默是随波助流的帮凶！马正秀的正气却回荡在心筑的长城上！
虽然十年后判决撤销，但马正秀当时敢于坚持真理的一言一行却带给屠岸心里很大的震撼，屠岸把自己的软弱同马正秀的刚强相比，感到惭愧，无地自容！大家总想在落难之时能有人为自己说话，却又在别人遭殃时唯恐避之不及，生怕惹祸上身。
大众对于迫害事件的沉默，不也是随波助流的帮凶吗？在犹太大屠杀纪念碑上，德国马丁神父那首小诗：”他们捉拿共产党员，我保持缄默，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他们捉拿犹太人，我保持缄默，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捉拿工会成员，我保持缄默，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他们捉拿天主教徒，我保持缄默，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要捉拿我，却再也没人为我说话了！
有人无法理解马正秀的抗争力量从何而来？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她进行殊死的斗争，把国家的命运和重任担在自己的肩上，最后付出了年轻的生命？应该是对真理的信仰、对真理追求的执着，除了这些，还能有别的什么解释吗？
多少人在牛棚里写过多少次检讨，求得苟延残喘中没胆抵抗，只想用违心的认罪去换取自由；对照马正秀的坦荡与无畏，显得胆小又无地自容，她的正气回荡在心筑的长城上！
马正秀离去四十年了，本以为文革那种闹剧似的疯狂已离我们远去，实则不然，每天，每月，每年，还有多少思想犯罪仍被虐杀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