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清的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把合适的人安排到合适的位置，尤其连续三次选对最高领导人，那么足可以促就一个民族的飞跃。
众所周知，前清在兴盛之前，只是个处于北满的“极寒蛮荒”之地的少数民族部落。
当时，即使在吞并了相对富饶的南满之后，“后金”所有成年男丁不过十万出头，其中满洲男丁只有六万二千多人，满洲兵只有四万一千多人，这就是多尔衮入关时的全部人马数字(据《中国通史》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真正是“地瘠民少兵寡”；而当时大明的总人口是五千万左右，“抗清兵将二三百万”。然而，交战的结果却是前清把大明灭个干净——严重超乎想象力的以少胜多。
以少胜多的缘由，众说不一。但我以为，最不可或缺的，则在于领导人的杰出。满洲族历经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连续三位卓越领导人，在他们卓越才华的发挥下，才得以短短四十多年就建立了对全中国的统治。
为什么前清能够确保三代领导人个个都是人杰呢？是命中注定的结果吗？
审视努尔哈赤之后的皇太极、多尔衮这二代前清最高领导人，竟发现他们并非“命中注定”的接班人。按照中国封建社会的“组织程序”，他们几乎没有机会问鼎最高权力宝座。但是他们不仅问鼎了，且出色地完成了使命。这在中原王朝中，几乎没有这种可能。
为什么在中原汉族王朝，选择一个合格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接班人反倒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呢？
除了僵化执行嫡长制之外，最致命的是根本缺乏一个公开、公平的“选贤”过程。接班人是要么由皇帝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的，要么由当权者越俎代庖指定。“贤能”与否取决于他们的眼光。他们并不是总以“社稷”为重，他们常常只凭个人需要和喜好，决定皇帝接班人。
固定的嫡长继承顺序可能带来一个不合格的君主，而君权不能顺利继承则可能带来动乱乃至战争。在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情况下，君主们即把王室的团结、王朝的稳定放在了第一位。中国最杰出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就此做出了概括性的总结：立储一事，最要紧的是要使臣民知晓，“太子之位不可经营而得”。
在稳定的大旗下，命中注定的庸君越聚越多。“皇帝接班人”问题遂成为中原历朝最痛的一件事。如何确保接班人既是“合法继承人”又是个“杰出人物”，几乎成为无解之题。
从封建体制的“合法性”来讲，“立长”是中国历朝“共鸣”的接班人制度，但史实证明，这种接班人制度产生杰出政治家的概率不到一成。
譬如执“立长继承制”最坚决、最彻底的明朝，坚决贯彻“嫡长制”，但收获的大都是苦果。那些嫡长继承人，不是暴君，就是病夫，悉数令人失望。除去在位几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不提，其它十六位皇帝有八位属于“草包恶棍型”，其恶行世所罕见。明朝276年的统治，这八位“草包恶棍”的统治就占了173年、近一大半的时间。尤其糟糕的是，从明武宗朱厚照开始，连续出现六位“昏暴结合之君”，统治中国达百余年直至明亡。
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奇怪。
“嫡长制”保障的是所谓皇位的“合法性”，确保的是封建统治的有序而不乱。即便是弄个稻草人或患者放在那里，也在所不惜。因为那是“命里注定”的。至于那位“命里注定”的君主是不是“婴幼病弱、低能白痴、昏聩糊涂、暴戾狂狷、神经变态”，会不会“荼毒天下，为祸至巨”，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然而，大明最高领导继承人之患，这个无解之题，却被边陲少数民族部落一度化解。
话说回来。前清出现三代杰出领导人，这要得益于他们的“旗内民主选举”。这是一种“贵族民主选举制”，由八旗贵族内部主要成员推举皇帝继承人。虽然它不是举国普选最高领导人，但比较僵化的封建世袭，还是具有相当的优越性。
它的优越性有二：一是当选者一般是既有实力、又有才能威望的人，能够胜任领导者的工作；二是直接产生最高领导人，略去了太子这个过程，避免了贵族内部的斗争。实践证明，经这种方式产生的两位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皇太极、多尔衮，堪称当时满洲乃至全国最杰出的人物。
从努尔哈赤驾崩，到皇太极暴毙，前清的最高权力三易其主，但这三次易主均“旗内民主选举”交接。皇太极能力超群，却非国君顺理成章的接班人，他不是大太子，而只不过是候补王储中的一个人选而已。但努尔哈赤一死，旗内一番“民主选举”，皇太极即位，优胜劣汰，自然是一种“进化”的硕果。
等到皇太极暴毙，皇太极虽留有长子豪格，但经过“旗内民主选举”，幼子福临(顺治)胜出。从表面看，这似乎不是优胜劣汰的结果，而似乎是劣胜优汰了。但实际上，通过这场“选举”，骁勇善战的多尔衮亲王成为“不是皇帝的皇帝”。
而反观大明国，坚持僵化的“嫡长制”，“帝室富贵，生习骄恣，岂能成贤”！最后，崇祯皇帝“勤快”地埋葬了朱家王朝。
由此不难看出，前清的最高权力虽三易其主，“淘汰赛”连连，但基本是正向淘汰，强者胜出，执掌最高政治权柄，所以只能愈争愈强，前清焉有不兴之理？！
才者居之，庸者止步。衡量一国之政治水平，一个重要指标是看最高权力能否高质量地继承。高质量，指最高权力必须移交到能胜任治理国家重任的人手里。前清一度做到了这一点，行“优胜劣汰”之“正向淘汰”法，故大起大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