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的五六月间，在“批判资产阶级”和“扫除一切害人虫”的战略日益成熟和趋于白热化之际，根据毛的指示，成立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隶属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事实上，吴晗之所以创作该剧，是因为1959年初毛看湘剧《生死牌》时该剧结属出现了海瑞，之后特意看了《明史》后曾对钱俊瑞等人大力夸奖海瑞：“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历害，对皇帝不是忠心耿耿的，应该提倡他那种刚直不阿的精神。正因为如此，吴晗再创作了该剧。
该剧所放映的，是嘉靖晚年不理政事，导致各种不正之风盛行，民众正如毛所讲是“家家皆净也”，海瑞在任应天巡抚时，对其有恩的明朝首相徐阶告老回乡后，其子徐瑛仗势霸占民田、气死赵玉山之子，又抢走赵的孙女小兰，海瑞不畏权势和私情，在被交印前斩了徐瑛和在受贿当堂打死赵玉山的县令王明友。
然而，姚文元却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1966年2月3日，“中央文革小组”就批判吴晗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并很快形成《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于5日由彭真和康生向在京政治局常委做了汇报，大家均表示同意。8日，彭、康等又赶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当面并未表示异议。12日，彭、康等到上海，将《提纲》给江青、张春桥看了，他们均表示同意。23日，《提纲》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党。
然而，不久以后，这份《提纲》却被毛指斥为“修正主义纲领”。为何会这样呢？原来，时隔一个月之后，康生与江青再次向毛汇报时，却意见颇多了。康生说：“彭真执笔的这个汇报提纲，是反对文化革命的，这是包庇吴晗。他们也是反对主席的，在吴晗和彭德怀翻案是否有联系的问题上，他们明目张胆地与主席唱对台戏，居然当面反驳主席。”
此外，据说当初《文汇报》刊发姚的大作曾征得毛的同意，但彭真却不知情，曾质问上海方面为何不向部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去了？在向毛汇报了此事后，康生又继续挑拨说：“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彭真等人控制的单位，一直按兵不动……他们已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了……这是整到毛主席头上了。”
毛勃然大怒：“再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捱整了。”
1966年5月4日开始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陈伯达、康生所起草的“五一六通知”，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杨尚昆)打为“反党集团”，决定重组“中央文革小组”，并对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理论路线政策作了阐述，标志着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5月28日，新的“中央文革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任副组长，成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七人，当年8月的又任命陶铸为顾问。
对此，康生绝对是欣喜若狂，他的整人高招又可以大展身手了！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聂元梓等7名学生在校内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华大革命”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批控北大党委和北京市搞修正主义。虽然2000年《人民网》记者采访这位当年的“乱民狂女”时，时年79的她曾说：“‘文革’开始，我带头写了第一张大字报，对‘文革’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想来，这张大字报的内容是完全错误的”、“‘文革’真是一场浩劫。死了多少人，耽误了多少事。”可是，当初这第一张大字报却因毛的批准而于6月1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发，次日又被《人民日报》全文刊发并配发特约评论员文章《欢迎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这一事件，拉开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有人说，这份大字报是在康生的指示下出炉的，之后能征得毛的同意而播发，康生更是“功不可没”。
敏锐的政治嗅角，让康生意识到林彪将很快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实权人特，于是便借机向林彪靠拢。
不久，中国人民大学一位学生的一张《二月兵变》大字报引起了康生的注意。康生知道，贺是林的心腹大患，于是就此大做文章。贺龙、彭真要组织“二月兵变”的爆炸性新闻很快传遍了全国各地，一股狂热的风暴很快被删动了起来。
正发愁如何把他的“五•一八”讲话中有关政变经的精神落实到某个人头上的林彪欣喜若狂，不久康生就接到了叶群的电话。“康老，”叶群笑道，“你昨天晚上在北师大，把“二月兵变”的问题挑明了，向群众宣布，林副主席很高兴，他让我向你问候。”康生则谦虚地回答：“这也是按照林副主席的指示做的。”最终，毫无提防的贺龙以这样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于8月25日被打倒。
在1966年，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尚由政治局和书记处开会决定，“中央文革”成员仅能列席参加。但是在1967年1月，江、陈、康等将陶铸、王任重打倒，书记处遂停止活动。2月份，由于“反击二月逆流”，作为政治局常委或委员的李富春、陈毅、谭震林等七人被迫“靠边站”，政治局亦停止活动。从此，“中央文革”夺取了政治局的大权。以后，中共八届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公报》（1968年10月31日）对“中央文革”的统治地位予以法定确认。
到中共九大开会时，“中央文革”成员坐在主席台左边，政治局委员坐在右边，主席团名单亦是“中央文革”成员排列在前，政治局委员排列在后。
康生，因此也成了党内排名第四位的人物。
为刘少奇被彻底打倒立下汗马功劳
事实上，刘少奇一直是毛的“左倾”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但却多次因“大跃进”中的一些过“左”行为公开向毛表示过不满，被认为对毛构成了权力危胁。
1966年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全国公开播发，全国各地的学潮风起云涌。在征得毛同意后，在京主持工作的刘邓下令向各高校派驻工作组，指导正常的文化大革命，恢复正常的秩序。
派驻各学校的工作组按照此前的做法，对参与学潮者进行了严历批评，并抓了一些人。江青、康生等人抓住工作组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借机煽起了一股反工作组的浪潮，导致工作组与群众之前的发生了严重的对立。到6月下旬，20多天内，北京24所高校有近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数千学生被打成“反革命”。
7月18日，毛突然返京，次日在会见刘少奇等人毫不客气地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7月28日，北京市季决定：正式撤销大中学样工作组。
8月5日，毛在中南海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将矛头直接对准了刘邓。
之后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在党内的职务由副主席降为政治局常委，在常委员中第2的排位为林彪所取代，直接降至第8位。从10月份开始，刘少奇在正式场合进行了多次检讨。
1967年1月13日夜，毛派秘书把刘接到人民大会堂谈话。最终，刘郑重地向他提出自己反复考虑过的要求：“一、这次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回湖南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对此，毛只是笑笑，过了好一会后让他“借这个机会，认真读几本书”。最后，还样送他到大门口，并叮嘱：“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在这样的情况下，康生把自己的斗争目标也指向了刘少奇，在许多场合发表了污蔑刘少奇的讲话，并让聂元梓等人收集了众多荒诞的资料。
为彻底打击刘少奇，康生又在王光美身上打起了注意。一天，康生同江青商量：“对王光美也应该动手了。”而江青愤愤地说：“不把她打成敌我矛盾，我死都不瞑目！”
1966年12月18日，经毛同意，成立了“王光美专案组”。同时，受张春桥指使，蒯大富组织游行示威，首先在社会上煽动“打倒刘少奇”，并于25日再次组织了六千多人的大游行。26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红色苏动者造反总团”代表时，称刘少奇为“赫鲁晓夫”。此后，造反派对刘邓的声讨越来越烈。
1966年12月下旬，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成员以党中央、毛主席的名义来到清华大学，劝说刘少奇与前妻所生的女儿刘涛“要和家庭划清界限”，并鼓励她揭发刘少奇的罪名。次年1月3日，刘涛的《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真的一式三份分别张贴在清华大学和中南海食堂门口。
1月6日，蒯大富等谎称刘少奇的女儿平平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车撞伤了腿，将王光美骗至清华大学进行批斗，这就是所谓的“智擒王光美”事件。
此后，对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批判日渐升级，康生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1967年4月，康生在军委扩大会义上作了《党内两条路线壮举争史》的报告，认定：刘少奇的错误，不仅在议论文化大革命中，也不仅是解放后解国时期，早在抗日战争之前、内战年代，就跟毛的路线尖锐对立了！
4月6日晚，造反派在中南海第一次揪斗了刘少奇，并喝斥他回答戚本禹4月1日发表于《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中所担的8个“为什么”。然而，只要刘少奇一开口，就有人用语录本敲打他的脸和嘴，堂堂国家主席失了讲话的权利。
4月10日清晨，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扣了他们的三个孩子做人质，到中南海揪王光美。为保护她的安全，周恩来派了一位秘书与她同去，直到晚7时，那位秘书才陪王光美返回中南海。
5月，中央又成立了“中央专家审查小组”（即“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由江青直接控制。康生、谢富治等积极配合江青，绞尽脑汁地采取各种方式到处搜集刘少奇的罪证。
7月18日，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乘毛周均离北京之机，指示戚本禹组织十多万人围困中南海，抄了刘少奇的家，刘少奇又一次被批斗和挨打。批斗会结束后，刘被带到前院，王被带到前院，从此以后二人完全失去自由，近在咫尺却见不到面。当天分别时刘少奇说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就成了他对王光美说的最后一句话。
8月5日，刘少奇再次在中南海挨批斗。虽然他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么对待我无关紧要，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但仍被打得鼻青脸肿。
为了给刘少奇定上早已想好的罪名，江青、康生等可谓用心良苦。专案组采取了弄虚作假、断章取义、严讯逼供、“突击审讯”等种种非法手段，又有什么他们想要的“材料”搞不到手呢？
解放前，刘少奇长期主持白区的地下工作，1925年和1929年分别在湖南和东北被捕过。于是，江青、康生等便从抓刘少奇的“变节”问题入手，开始了捏造伪证的行动。
1967年5月22日，专案组隔离审查了1929年在沈阳奉天纱厂罢工事件中与刘少奇一起被捕的孟用潜。审查一个月后，专案组仍一无所获，然而江青批示：“当心孟用潜骗我们的审讯人员，他是在演戏给我们看。”为此，他们加大了审讯力度，并最终有了“结果”——当时的专案组副组长的巫中后来曾如此叙述：“（审讯）这个会整整搞了一天，中午也未休息。但孟用潜还是不承认有自首判变的问题。后来，一连搞了7天......。在这种情况下，孟用潜同志很快违心地讲了被捕叛变的话。”江青、康生等喜出望外，马上将资料上报。然而，孟用潜很快翻供，前后共写了20份申诉，说这些交待“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根据”。这些材料，最终全被江青、康生等扣压了。
在奉天纱厂罢工事件时曾任满洲临时省委书记的丁觉群，情况也与孟用潜相似。
对于该事件，1967年江青、康生等曾派人去沈阳，查阅伪满时期档案。虽兴师动众，400人历时两个月查阅了16个档案馆的200多万卷档案，结果却无蜘丝马迹，令江青、康生等大为失望。
因为该事件，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河北省省长杨一辰、原中央监委专职委员王世英也都遭到残酷迫害，其中王世英于1968年3月26日含冤去世。
康生说：“我觉得他这样早、这样久地作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于是，专案组就在王光美身上也打尽了主意。
1967年5月，专案组隔离审查了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因为1946年崔曾介绍王光美到由国、共、美合组的军调处任中共方面的翻译。在审讯崔月犁时，专案组有意问他美国的北平的特务机关所在地，但崔并不知道；专案组又问他在东四六条多少号，他当然更无从知晓。于是审问人员便让他数数，当数到38时，上去便是一阵毒打，而且念念有词：“你早知道，为什么不说？”就这样，“美特机关在东四六条38号”便成了崔月犁的“口供”。之后，专案组又让他背“百家姓”，如何炮制出崔月犁“认识”杨承祚的“口供”。这些“口供”加在一起，崔月犁就成了杨承祚介绍王光美当美国特务和打入我方的证人。
与此相关的刘仁、武光、任彬等人，也受尽折磨并被采用同样的方法被获取了“口供”。
北京师大外语系教授张重一、中国人大教授杨承祚、天津居民王广恩，受该事件株连而被迫害致死。
就这样，《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在1968年9月终于由江青、康生等人编造完成了。林彪于9月29日批写了“完全同意”并“向出色地完成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绩的江青同志致敬！”
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京召开，在高压的政治气氛中通过了该报告，认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通过决议：“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并且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继续深入展开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至此，刘少奇冤案正式形成。
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统计，仅因刘少奇问题而受株连的“案件”就有2.6万多件，被判刑的达2.8万多人。至于因在该事件“出言不慎”而受到批斗的普通民众究竟有多少人，以当时的混乱状况来看是永远也难以得出准确数字的。
受刘少奇冤案影响，再加上他所著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被认为是宣扬“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是叛徒加奴才的‘精神生活’”、充满“对无产阶级刻骨仇恨的感情”，陶铸被打成“叛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第三号走资派”。“功郧卓著”的康生，取代了他自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起所拥有的的党内第四的排名。
在1968年8月的一次大批斗中再次被痛打后，不久便头晕、眼花、想呕吐。陶铸讲明情况，想去检查治疗，但直到次年3月才获准送医院。最终，他做了大手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说是胆囊切除术，但在他痛得在床上东倒西歪、大汗淋漓之际，还是脱口叫出一声：“没想癌症是这么痛！......”
1967年10月，陶铸的病情开始恶化，但却孤零零地被秘密送到安徽合肥的一家军医院，住进一家为他“精心安排”、窗口及站外的走廊全部堵死、密不透风的“特殊病房”。
在他来之前，所有监护人员已被集中起来开会。专案人员向他们讲明了这位“凶恶的敌人”究竟有多凶恶，警告他们“对他一定要坚决斗争，也要讲究斗争策略。如果他不老实，大喊大叫，就堵他嘴！”还交待：“你们对他监护，只要不出问题，就是完成任务。”
到这儿后，他的名字变成了“王河”（跟彭德怀所得到的化名“王川”蛮像），受了特殊的“特级护理”：成立了临护小组，有1名组长和2名副组长；病房每天24小时都有看守严密监视，必须不厌其烦地写下他的“动态日记”；所有监护人员对这儿所发生的一切都要“终身保密”，“你们的名字都装在中央档案里，谁泄密谁负一切责任！”“监护措施有十条.....是为了保存罪证”、“对他管理一定要严格”......
有一次，陶铸似乎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像当年视察部队一样，对看守说：“小同志，今年多大了......”话还没问完，那张天真稚嫩的脸马上掠过一阵紧张愤激之色，接着便暴出历声的呵斥：“谁跟你是同志？你反对党，反地毛主席，你是反革命！......”吼声中,这位小战士怕染上瘟疫一般，不停地往后退。
在这样的“特护”下，由于病菌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到合肥不足一周，陶铸便不能起床，不能吃饭，不解大便。
监护小组把病情反映给上面后，勉强同意可进行一次检查。同时也下来一道“指示”：“与病人接触的人不能再扩大范围，特别要注意保密。”
11月23日，夜深人静之后，监护人员悄悄到了“秘密病房”，给陶铸戴上口罩后抬往放射科。以检查，他的病情已非常危重：肠粘连，并发展成完全性肠梗阻。
但直到11月15日，方得到“中央”批准，决定给他再次施行手术。
腹腔打开后，医生们惊呆了：淋巴结广泛转移，癌组织满腹都是，大的有蚕豆那么大；血管焦脆，稍碰即碰，随时都会引起大出血。手术根本无法进行，折腾大半夜后只能将腹腔重新缝合，肠梗阻都未能解决。
极度衰弱的陶铸，手术中流了大量的血，却未为他输一滴血，因为“血型”不对——部队医院的血怎么能输给资产阶级的当权派？
在最后的日子的里，有谁能想像陶铸忍受了怎样的痛苦呀？有一天晚上，一位护士实在看不下去了，给他打一针止痛针，但第二天就受到上级的严历警告和呵斥,因为“‘中央'没批准就不许打！”
那一天，癌痛到极点。“砰”地一声巨响，监护人员看到墙壁上留下一个清晰的手印。之后，他彻底安静下来了。
1969年11月30日22时15日分，陶铸的生命之火彻底熄灭，但他的双眼依然圆睁，是一位护士看了心里发酸后将他的眼皮轻轻合上。
第二天，专案人员从北京赶到，到了他的床前却突然一阵战栗，踉跄后退，尖叫连连：“他、他、他，还没死啊！”
护士上前一看也感到毛骨悚然：他的眼睛竟然又睁开了！
当晚，陶铸的遗体被送进了火葬场。
粉碎四人帮后，陶铸的骨灰由曾志母女埋入广州白云山，上面立起写有“松风”二字的一块花岗岩巨石。林西派人去了合肥，发现陶铸所留下的手印竟然还在，被拓回广州后，石匠连夜将其镌刻在“松风”石上。
而刘少奇自1968年夏就只能卧床不起。双下肢肌肉萎缩，骨瘦如柴，身上长满了褥疮，但双腿被绑在床上的他，却没有给他换衣，没有扶他起来大小便。由于植物神经系统紊乱和脑供血严重不足，他失去了吞咽功能，只能靠鼻饲来维持如游丝一般细弱的生命。
1969年10月17日夜，病情加剧的刘少奇被强行从北京空运押送开封“监护”，被关进一个电风密布、戒备森严的特别监狱。不到一个月，早已心力交瘁但却一息尚存的他，便于11月12日6时45分与世长辞，遗体以“无业平民刘卫黄”的身份被火化。
在含冤昭雪之后，他的骨灰按其遗嘱洒入了大海。
为彭德怀被彻底打倒立下汗马功劳
彭德怀在文革中饱受折磨，并于1974年含冤去世，康生对此也负有很大的责任。
1965年9月23日，在当初杨六郎北征辽邦时挂甲休息过的挂甲屯吴家花园赋闲了6年的彭德怀，被任命为大三线建军副总批挥，毛请他中南海信地，长谈五个多小时并共进午餐。在这次会见中，毛曾说：“（庐山会议上）你说的三条保证，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呢！”
然而，文革刚开始，戚本禹、关锋就于1966年6月16日写信给江青、康生和陈伯达，“希望中央考虑撤销他（彭德怀）的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半年后，彭德怀于12月27日被一群打首中央文革圣旨的学生无情地抓回北京。
1967年7月12日，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韩爱晶等人，一周后韩爱晶就在北航开会揪斗彭德怀，年近七旬的彭总被“打翻在地”7次，遍体鳞伤，惨不忍睹，肋骨也断了2根。批斗会上，他时常昂着头，有时还露出轻蔑的冷笑。
“抗日战争时你干了什么坏死？”
“打死了几万日本兵！”
“为什么打百团大战？”
“打敌人嘛”
“你为什么在庐山会议上写信？”
“我那封信只是讲比例失调的问题。”
“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
“我只是反对毛主席。我只是无话不谈。”
彭德怀的嚣张气焰实在令林彪、江青一伙愤怒。由黄永胜控制的“彭德怀专案组”于1970年9月17日写出了《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说“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常出尔反尔。我们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
1972年1月8日，专案组向他宣布林彪反党事件，让其揭发交代林彪问题时，彭德怀冷静地说：“不要着急。四五十年前的事，一下子想不起来，慢慢地回忆回忆。”当专案组说他不老实，包庇林彪时，他坦率地说：“脑子受了刺激，思想总感到不痛快。”
1972年6月9日，专案组再次逼彭德怀写林彪与高岗在东北时的材料，彭德怀说：“我当年没有在东北与他们共事，我不清楚。”
林彪事件历史已经做出了结论。彭德怀不愿意将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加在林彪头上，通过揭发林彪来为自己开脱“罪责”。在林彪受到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的这个时候，要做到这一点那也是不容易的。
1972年6月11日，彭德怀实在被逼得没有办法，就说：“给我钢笔，我想起一点就写一点。高岗、林彪都是反革命。还有彭德怀。”
1973年6月10日，重病中的彭德怀看到了康生署名“叶进”的文章，除继续说他“一贯反党反毛主席”，竟然新加了他也是林彪团伙的新罪名，顿时大怒，指着报纸大声斥道：“不调查就乱写。说我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攻击总路线，攻击社会主义，破坏工业战线。把我(在庐山会议上)写的那封信拿出来看一看，就知道是不是攻击。我要永远记住他的名字，叫叶进，投机分子，阴谋家，不讲真理，不调查就乱写。”接着他又说：“党内出了特务、内奸，他们要害死我，康生就是个阴谋家、野心家。”
1974年3月24日，专案组在彭德怀重病中对其进行审问。
问：“你和林彪有什么关系？”
答：“什么关系？他惨无人道地迫害过我，整过我！”
问：“你们都是反党集团。”
答：“他是不是我不知道，反正我彭德怀没有反党集团，杀头也没有。”
问：“我们看你是死不改悔了，现在还在翻案。”
答：“我死不悔改，将来还要翻。”
受尽病痛折磨的彭德怀却一度不愿意动手术，面对专案组的质问，他大声说：“我不相信你们这些人，我得活着，我还有冤屈没有搞清楚！”又对医生说：“我彭德怀并不是怕死，要怕死我早就不干革命了。我这条命也是从战场上捡来的，还能怕什么。问题是我还背着黑锅，我必须活着将我的问题说清楚。”
在被硬抬上手术车时，他突然对旁边的专案组人员大声喊：“手术前我要见毛主席，我有事要见毛主席，我今天就要见毛主席，把我对问题的看法说清楚！”经侄女彭梅魁耐心劝导后，他终于同意进行手术。
手术做完后，彭德怀苏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凄惨地叫了一声：“我成了一个废人！”生前常说“历史是最无情的。历史会审判他们，也会对我做出公正的评价”的彭德怀，于1974年11月29日14时52分与世长辞。
走過不少枪林弹雨的战场，彭德怀最终却被自称“无产阶级左派”的凶犯迫害致死。他们惧怕“彭德怀”这个名字，只能在他的遗体上的白单上写上“王川”。他们慎怕彭德怀的一切，连他在狱中、病榻上读过、批注过的62本书，包括《反杜林论》，均被付之一炬。彭德怀遗体被秘密火化时，所花费用是从他生前少得可怜的狱中生活费支付的。骨灰被偷偷运往四川，编号327，谎称是32岁的成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