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蒋介石保卫民主革命、推进祖国统一的历史功勋
伟大的中华民族，从来就对失败的英雄怀有特别的崇敬之心，一曲两千年久唱不衰的“霸王别姬”，古往今来曾催动了多少人深情而又痛惜的泪水。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面对着一位曾保存了我们伟大民族血脉的民族英雄，一位曾保卫了中国国民革命、推进了祖国民主统一的革命领袖，一位曾预言共产革命只能使我们的民族与人民陷于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因而自始至终坚持要反对和铲除共产革命势力的伟大人物，只因他是一九四九年那一场巨大失败的代表者，因而才不仅被他的敌人糟蹋得不成样子，甚至被他的背叛者、某些追随者和新一代不解历史者，否定并讳言至今。这一历史的极不公正，随着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民间历史反思运动的深入发展，中国大陆人民对蒋介石先生的认识，也就日益地在摆脱着中共种种谎言和欺骗的桎梏，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确实已经走到了能够还蒋介石先生原貌的这一天。
本书上卷将从本章起，在辨析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同时，兼为蒋介石先生辩。因为缺少了对他的正确认知，也就失去了对中国现代历史进行真正认知的可能。
一 建成革命武力以“底定广东”、准备北伐
应该说，孙中山先生和中国国民党，在为“竟辛亥之功”而艰难奋斗的十数年反复辟岁月里，盖因袁世凯、张勋能拥遗朝之兵以求公然复辟，北洋军阀能据私家之兵 “假共和以复辟”，地方封建军事势力则因“有枪便是草头王”而割据一方，唯革命党人无枪无炮无军队，反复辟才至于屡兴屡衰，甚至屡遭叛卖。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因痛感没有革命武力，才不能在那个恃武力以复辟的时代，夺取反复辟的胜利，更不能实现北伐打倒军阀的历史愿望，因而决心建立革命之武力，以反对复辟之武力。由是，陈炯明叛变之后，重建广州革命政府，尤其是建立革命武装，便成为孙中山先生一心相与的重大事业。而这个重大事业的关键一步，便是建立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以召收、训练、培养一支革命的军事力量，以期能够依靠这支力量，达成反复辟 —— 即北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目标。
第一、孙中山信任、重用并寄希望于蒋介石
据一九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历史学家证实，蒋介石自一九零七年赴日本留学，即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开始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国民革命，并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党人。一九一一年四川保路风潮起，他曾“托故假归”，在上海和陈其美密商起义计划，设法营救了同盟会员张恭。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又与张群秘密离日，回浙江参加领导起义，并获成功。嗣后，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北洋军阀“假共和以复辟”的岁月里，他始终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孙先生所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坚持在上海、东北和日本等地从事反复辟的斗争，虽然遭袁通缉，但革命志向不改。一九一七年孙中山首举“护法”旗帜，他即向孙中山先生四呈对军阀作战计划，尤其是“对北军作战计划”和“滇粤两军对闽浙单独作战计划”，竟成为十年后北伐作战方略的蓝本。他的军事才能由是而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很大赏识。01 一九二零年十月二十九日，孙中山先生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已称：“计吾党中知兵事而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多得。唯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尤过之。”
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蒋母去世，孙亲纂祭文曰：“文与郎君介石游十年，共历艰险，出生入死，如身之臂，如骖之靳，朝夕未尝离失……其介石也，慈爱异常母，笃责如严师，裁其跅弛，以全其昂昂千里之姿，虽夷险不测，成败无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移。”
一九二一年，当苏俄与第三国际派代表马林赴中国广西拜见孙中山先生时，孙曾宣布“他愿意派一个最能干的人去莫斯科。”02 这个“最能干的人”蒋介石先生，后来在赴俄考察中曾当面反对苏俄支持外蒙古独立，公开申明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不容劫夺，愤怒反击了中共留学生对孙中山先生和三民主义的恶意攻击。为他从此视苏俄的“主义与事实”有别，并对苏俄“欲染指中国及其满蒙的赤色帝国主义野心”产生警惕，奠定了直接认识的重要基础。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因陈炯明叛变，蒙难中的孙中山先生曾急电蒋介石“事紧急盼速来。”蒋立即衔命赴难。对此，孙中山先生称：“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领共生死。”甚至称“蒋君一人来此，不啻增二万援军。”03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先生甚至托廖仲凯捎亲笔信，谓蒋“兄能在军中多待一日，则我之信用可加多一日。”
孙中山先生的日本密友，梅屋庄吉先生的长女国方千世就曾在回忆中说：“孙先生说过，蒋介石是可以继承我的一位青年。”04
即便是曾守侍孙先生病塌，为孙先生记遗嘱，后十数年竟以蒋为嫉、为敌的汪精卫，也曾一再对蒋说：“孙先生临终前，曾一再呼唤介石，介石……”05
一九二三年二月，孙中山先生决任蒋为大本营参谋长。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日，黄埔军校创建，孙特任蒋为黄埔军校校长，以期蒋能够培训一支北伐的党军。其时，虽因廖仲凯向军校延进大批苏俄军事顾问和中共党员，06 从而使蒋痛感事事制肘，曾忿而还乡。但是，孙先生对他的一再敦请，和他对孙中山先生本人及国民革命的忠诚，还是使他接受了这个光荣而且重大的任命。蒋从此为培养一支革命的武装，进而用这支“专打军阀，绝不扰民”的党军（陈独秀语）保卫广东革命政府，开拓国民革命大业，底定和统一广东，直至领导北伐打倒军阀，曾竭尽其一身之功。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黄埔军校开学，蒋介石为军校题“亲爱精诚”四字。八九年前中国大陆史家已称：“他要求学生极为严格，经常召集学生训话……日常事务一一过问，所以，黄埔军校办得虎虎有生气，很快就培养出一批合格的军事人才。”07 一九二六年北伐出师时黄埔军校已召收学生五期，共七千四百余人，为未来的国民革命军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军官。一九二四年十月至十二月，蒋即以军校毕业生为骨干建立了两个教导团。一九二五年第一次东征后又建立了第三教导团，并扩充成师。是年四月正式更名为“党军”，蒋任司令。八月，组成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亲任军长。
第二、蒋介石用革命武力底定广东，被“倚为长城”
一九二四年十月，广州商团头目陈廉伯在英国支持下纠合武装，密谋叛乱，妄图推倒革命政府。国庆日，商团竟实行总罢市，于西关各处遍贴 “打倒孙政府”的标语，并于西关各街道严密封锁交通，试图阻止广州群众及军校学生的国庆游行，不得，遂于太平路西豪口开枪射击游行队伍，当场打死十余人，伤百余。蒋接孙中山命令后，立即率领军校学生队赴广州，并督率其它部队，向西瓜园、太平门、普济桥一带警戒。十五日晨，商团来犯，蒋率学生军坚决还击，其它各军亦沿途夹击，遂大败商团。陈廉伯逃港，商团叛乱亦告败亡。蒋与黄埔学生军建立了保卫南方革命政权的第一功。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因孙中山北上，叛将陈炯明遂乘机自封为“救粤军总司令”，准备进攻广州。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广州政府命蒋率黄埔军校教导团、学生军和粤军第二师张民达部、第七旅许济部出发东征。是为第一次东征。东征军在蒋指挥下，连下东莞、石龙、常平、深圳，十四日与陈炯明血战淡水两昼夜，消灭大量叛军，克淡水后，又次第攻占平山（今惠东）、海丰、陆丰、普宁、揭阳、汕东、湖安等州县。三月二十日叛军以一万余众攻击东征军，蒋乃命何应钦率教导团及学生军死拼，并令教导二团及粤军第七旅支援，始将顽敌击退，并乘胜击溃陈炯明主力，东征军又占阿婆（今揭西）、玉华、光宁、梅县，余逆遂退至江西境内。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历史学家曾写道：“在第一次东征中，蒋介石都是亲临前线，先后发出命令、手谕、电报、训话、告诫、及所作的紧急处置达六十多次。”08
一九二五年四 —— 六月间，当蒋介石东征之时，滇、桂军杨希闵和刘震寰已在勾结谋叛。而当东征军底定潮、梅，进行修整之际，杨、刘因阴谋败露，遂公然叛变，武装占领广州省长公署和财政厅各机关。被迫迁往广州河南办公的大本营，急令蒋率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叛。蒋回广州后，遂兵分三路，于龙眼洞、瘦狗岭、广九路火车站迅速击败滇桂军，毙滇军师长赵成梁，俘桂军师长陈天泰。刘、杨遂无心恋战，逃往香港，叛乱归于失败。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大本营任命蒋介石为广州卫戌司令。
一九二五年十月初，因陈炯明叛军主力垮而未亡，仍为重大威胁，大本营命令蒋介石率军第二次东征，蒋即兵分三路向东江地区进发。在蒋指挥下，东征军一部与陈部激战三日，克惠州。东征军另一部仅以两个营的兵力，与叛军洪兆麟、谢文炳部八千人激战于海丰，十月二十二日收复海丰，生俘大批敌军。东征军又一部，乃于十月二十七日与叛军一万余人激战于华阳，先为敌所困，后因蒋驱援军赶到，而击退叛军。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五日，蒋介石终于率军收复东江，将陈炯明叛军全数消灭，取得了第二次东征的胜利。为此，八九年后的中国大陆史家又写道：“在第二次东征的具体战斗过程中，蒋介石亲临前线指挥，有关作战的命令与电文来往频繁。”09
一九二五年十至十一月，即第二次东征期间，蒋介石在随军指挥潮、梅战斗时，因得知粤南军阀邓本殷进窥广州，阳江、罗定、云溪各县亦已被占。蒋当机立断，令李济深率独立第一旅及第三十四团回援，并命第十一师待命。当东征军平定北江后，蒋又立即增兵南路，命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任南路总指挥，分兵四路，会攻南阳。十一月七日克阳江，二十三日克廉江，邓本殷退琼州。蒋即命李济深所属第十一、第十二两师负责肃清琼州之敌，李部遂渡海作战，琼州终克，邓本殷被消灭。
因蒋介石上述一系列军事胜利，使革命政府“底定广东”的愿望迅速达成，蒋从此被政府与民众“倚为长城”。对此，中共党魁陈独秀曾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二日在中共机关刊物《向导》杂志上发表文章说：“现在蒋介石先生手创了有力的党军，用这包打军阀绝不扰民的党军，不顾成败利钝地肃清了那些拉夫开赌、苛税苛捐、各霸一方，历年扰害广东人民的滇、桂、粤各派小军阀，以图广东军政财政之统一，这不但为国民党建立了惊人的勋劳，并且为已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多年力不从心的怨气。中山先生及他手创的中国国民党，倘若没有这几个月国民政府一面肃清内部恶势力，一面反抗外部恶势力的坚决举动，几乎使人民怀疑到什么三民主义，什么革命事业，都不过是欺骗人民的鬼话了！”10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日和三十日，陈独秀又在《向导》周刊上发表文章，称“蒋介石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派。”
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蒋介石迅速底定广东，既对中国国民革命之广东根据地的真正建立功莫大焉；更为其后领导北伐打倒军阀的大业，奠定了至为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基础。
二 利用“中山舰事件”以反击苏俄僭权、限制中共篡权
“中山舰事件”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公开的大冲突，也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对苏俄与中共“挖心战术”的第一次公开大反击。由此国民党乃得救，由是共产党则注定了它在一九二七年失败的命运。是故，国民党称之为“蒋中正救党”，共产党则从此对蒋介石恨之入骨。
七十余年来，国共两党对“中山舰事件”各执一说，中外史家更是莫衷一是。用相互指责的办法既不能诚服众心；用索引与考据的研究亦难使双方党人悦服。在中国大陆，中共历史学家乃众口一辞，以党言为立言。即便是八六年后，大陆新一代历史学者已经越来越走上了“过度美化”11 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道路，但对该事件的评价，仍因中共领袖曾明言钦定，所以至今尚无人敢公开推翻中共定论。至于暗中、私下或在民间，自然早已是“各抒己见”。在中国台湾，随着言论由小限制走向大开放，对这一历史事件早已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不论是国民党的铁杆忠臣，还是某些要“淡化历史”的史家，他们对该事件的研究与判断，仍然和中国大陆颇多区别。为此，笔者将根据国共双方和两岸史家对中山舰事件的看法，并从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后果出发，以寻求历史的公正结论。
第一、国共两党及两岸学者对中山舰事件的看法
一、中共领袖周恩来指“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一手制造。”12
二、国民党元老陈立夫称：“三月二十日所发生的中山舰事件，是一次阴谋，完全是针对蒋先生而来的。”13
三、一九八六年于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国现代史》是这样叙述“中山舰事件”的：三二零事件发生前，蒋介石支持下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到处散布谣言说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以惑乱人心，煽动反共。三月十八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通知海军局，谓奉蒋介石命令，调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按：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共产党员）即派出中山、宝璧二舰前往。但十九日晨军舰到达黄埔后，蒋却声称并无调舰命令，随后因苏联参观团要参观兵舰，李之龙经请示蒋，又将中山舰调回，十九日下午六时半该舰驶抵广州。中山舰得往返开动，本是奉命行事，但蒋介石却说这是 “无故生火达旦”，是“扰乱政府之举”，亦即诬蔑共产党要暴动。蒋以此为借口，于三月二十日凌晨擅自宣布戒严，调动大批军警，断绝广州市内外交通，逮捕了李之龙，占领了中山舰和海军局，扣捕了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做党代表及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并包围了苏联顾问团住宅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了两处卫队的枪械。14
四、一九八八年台湾出版的《中国现代史》，则对该事件做了另一番叙述：三月十八日晚代理海军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令蒋校长座舰中山舰由广州驶回黄埔，准备劫持蒋中正直驶海参威，送往俄国。三月二十日，蒋采取断然措施，拘捕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包围俄国顾问住宅及共党机关，收缴共党分子所操纵的罢工委员会枪械，是为“中山舰事件”。中山舰的调动，系听从俄国顾问的命令。事发之后，俄国顾问季山嘉等被遣送回国，共党同意解除中共分子在军校中担任的职务，并解散“青年军人联合会”，军校教务长邓演达的职务亦被解除。15
第二、“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中共与苏俄的态度
一、中共态度
其一、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国现代史》云：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对蒋介石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方针。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广州。他一面动员中共广东区委执行妥协方针，一面对蒋进行所谓亲善访问，表明中共继续支持蒋的态度。16
其二、一九八九年前的中共历史学家在其专著中亦云：陈独秀主张妥协退让，对蒋介石的这一背叛行为非但不予指责，反而表示“抱歉”，批评共产党人“太急进”，不应“包办”太多。17
其三、一九八九年后的中共历史学家在其著述中称：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说：“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根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绝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18
其四、该历史学家又称：进而，在六月四日，陈独秀写了三封信发表在《向导》上。信中写道，“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介石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而且表示，“中国共产党若阴谋倒蒋，就应该起来打倒共产党，共产党员若阴谋倒蒋，就应该枪毙”。19
二、苏俄及其顾问态度
其一、中国大陆史书云：四月底，苏联顾问鲍罗廷在回国三个月后返回广州，他主张对蒋作最大的让步，承认蒋于三月二十日以来所取得的权力。20
其二、《陈立夫回忆录》称：那时（指中山舰事件发生时），俄国方面也不愿意和蒋先生关系恶化。后来在北平大使馆的文件中，发现当时俄国顾问（指季山嘉），受莫斯科的责备，称他们轻举妄动。……他们明白如果国民党一旦在广东失败，那共产党也将无法生存。 21
其三、中共党史专家引述：中山舰事件后不久，苏俄驻广州领事馆，即派人拜诣蒋介石，询问中山舰事件是针对某些个别人还是针对整个中俄关系？蒋当即回答是“对人”。不久，苏俄乃令季山嘉等回国，中俄关系仍旧。22
其四、台湾历史学家云：俄顾问看汪精卫不行，只好弃车保帅。经过协议，给汪留点面子。三月二十二日，大家齐集汪公馆开政治会议，其中有一项决议说：“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从此一直休到十六年四月。即一九二七年四月。23
其五、日本《产经新闻》曾连载的《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称：事后（指中山舰事件后）苏联顾问团成员曾经自行检讨，承认失败而有如下的自责：一是俄国人对中国风俗习惯不注意，引起中国人反感；二是中国共产党不知尽力于组织国民党，默然转移，只知以显明地扩充共产党为工作总方针，欲在各处把持一切指挥之权，招致国民党员之反击。季山嘉等一部分人，于二十四日自广州处分归国；国民政府复于四月二十四日解除俄国顾问十余人的聘约。这才削弱了俄国人的控制力。24
应该说，中共与苏俄在事件发生后的“态度”，已能表明这个事件的“蹊跷”所在，亦已经能够揭示这个事件的事实性真相。
第三、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与历史后果
一、历史背景
重大历史背景之一：中山舰事件发生在国民党“二大”之后。就国民党一方而言，是孙中山先生在“联俄容共”做法上的失误，才留下了苏俄与中共对国民党施行 “挖心战术”的历史契机；是廖仲凯的“左派”幼稚病，才使得大批共产党员能够在国民党内攫取权力，并造成了汪精卫的上台；是汪精卫为代表的“左派”权力病，又使得苏联顾问成了国民党“左派”的太上皇，使苏俄与中共窃夺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更将国民革命逼向了共产革命的危险边缘。就中共一方而言，其突出的表现，据中国大陆史家称：在国民党二大以前，在广东工作的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均是参加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曾决定对国民党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计划在大会上（按：即国民党二大）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争取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名额中共党员占到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25
中共《中国现代史》亦云：国民党“二大”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至十九日在广州举行。到会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其中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代表约占五分之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大会上占了压倒的优势，从而保证了大会的正确方向。……大会驳斥了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的攻击诬蔑，进行了反击右派的斗争。大会作出了“弹劾西山会议派”和“处分违反本党纪律党员的决议”，对西山会议首要分子邹鲁、谢持“永远开除党籍”，居正、石青阳等因列名“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由国民党老党员冯自由、马素等组织的团体）“予以除名”；其它分子被书面警告，限期悔改，对戴季陶也发出了“促其猛醒、不可再误”的警告。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三十六人。……在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各有共产党员七人，会后谭平山、林祖涵（两人均是共产党员）继续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农民部长，毛泽东为宣传部代理部长。各部做实际工作的秘书均为共产党员。同时，各地方党部（国民党党部）大多数由共产党员主持。26
中共史学家的上述文字，无疑是苏俄与中共如何对国民党进行“挖心战术”的一份“自白书”。对此，台湾史家的证词云：所选出的三十六名第二届中央执委，绝大多数属于汪系和共派的人马。再由三十六名委员，选出九名常务委员，他们的名次是汪兆铭（精卫），谭延闿，谭平山，蒋中正，林祖涵，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上列九名中，汪系三名，即汪、陈、甘；共派三名，即谭、林、杨；其余三名无所属。谭延闿与汪较近，胡在莫斯科，蒋被孤立起来。这个名单使人们有“黄锺毁弃，瓦缶雷鸣”之感。27
上述事实已经十分清楚地证明：正是在国民党的“二大”上，即“中山舰事件”发生三个月之前，中共已经在苏俄的指使和汪精卫的配合下，基本上达成了对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领导权的窃夺。更何况历史早已证明：七十余年来中共从不曾允许过任何一个其它党派的人入它的党，做它的秘书，任他的委员、部长、常委，更不曾将各级地方党委都交由它党人士去把持，也不可能任由它党的人在共产党内开除共产党的元老，训令共产党的骨干，夺取共产党的权力……。
重大历史背景之二，是在国民党“二大”之后。此时，中共与亲共派即“左派”，已如其愿望地在国民党内占据了绝对优势；反共派与远共派即右派和中派，已被打击和孤立；国民党中央的党权，已基本上被共产党人所纂夺；国民党各地方党部，亦已大部分为共产党人所把持；国民革命军六个军的军政治部主任，有五位由共产党员担任，28 海军局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员李之龙……。是时，因底定了广东、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而被倚为“长城”和“柱石”的蒋介石先生，如能够俯首贴耳地听命于苏俄，又能够甘当“左派”，并与中共联手，一起来把中国国民革命彻底变成为俄国的共产革命，把国民党也彻底地变成共产党，或干脆将国民党彻底消灭，则苏俄与中共大约也就不会把蒋介石先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而非打倒他不可了。
但是，蒋介石既于廖案发生时，保护了国民党元老不受苏俄顾问的逮捕；又于“二大”召开之际，主张对国民党中的元老派、即反共派从宽；在黄埔军校，又不支持中共地下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进行阴谋地下活动；（按：中山舰事件后，蒋将其解散）；尤其是在国民党“二大”和二届一中全会上，他又数次提出了北伐的建议，坚持要求提前北伐；特别是他握有实权、即军权；这就使得苏俄、中共和汪精卫不仅对他疑忌重重，而且深感他的威胁。因此，如何使蒋手中的军权变成汪精卫手中的实权，并能为苏俄顾问所指挥，便成为“二大”以后，苏俄、中共和汪精卫所一心要谋求的了。此其一。
其二、国民党“二大”前，如果说蒋介石的某些作为，还未能及时引起苏俄对他的足够警惕，苏俄军事顾问团还仅仅将他认做“中派”，只孤立他而未打击他，那么，待到蒋介石在“二大”和二届一中全会上一再坚持提议北伐，却犯了苏联顾问的大忌。苏俄认为，一是中共刚刚在广东依靠国民党而立足，既未立稳，更未独立；二是其影响与势力，尚远未及华中与华北地区，仓促北伐，只可能使他们有“得不着湖北，反失了广东”之虞（参见下卷第一章）。因此，继续发展与巩固中共在广东的力量与地位，以在北伐前能够于华中及华北地区建立苏俄与中共的社会基础，这才是苏俄顾问与中共虽深知全中国人民正在翘首盼望北伐，却决心反对北伐的真正原因。而要反对北伐，就必须打击坚持提出北伐，并且已经享有威望和拥有实力的蒋介石。由是，在汪想挤蒋、俄想压蒋、中共想倒蒋的局面之下，则汪、俄、共合流以打蒋，也就势所使然。自国民党“二大”召开直至“中山舰事件”发生，苏俄、中共以及汪精卫用以对付蒋介石的手段，一是针对蒋提出北伐，鲍罗廷立即率苏俄军事顾问团全体成员反对，鲍于会上即声称：“党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后。”29 二是会下和会后，苏俄立即联合中共、汪精卫和左派发动倒蒋运动，既在广州市区到处张贴反对北伐的传单，又开始攻击蒋介石是“新军阀”，苏俄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更在黄埔军校竭力宣扬“北伐必败论”，宣扬校长蒋中正“不革命”，30 进而联合汪精卫煽动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叛变。31 三是汪精卫想免除蒋的职务又不敢，故先暗示蒋离开广东北上帮助冯玉祥练兵，后又暗示蒋出国赴俄考察，实际是想把他扣留在俄国。四是蒋鉴于此种处境，乃向汪提出辞呈，但汪既不批准又不慰留，置蒋于进退两难境地。32 由此可以想见，此时的蒋介石如果还要硬顶下去，则苏俄、中共和汪精卫下一步“打蒋”的办法，又将是什么呢？
重大的历史背景之三，乃是蒋介石个人的思想基础与国民党及他本人在“二大”后的处境。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先生虽派了一个“最能干”的人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考察，但是，这个最能干的人蒋介石赴俄考察归来，不仅撰写报告书给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中常委，如实呈述苏俄的“主义与事实”有别，要求孙中山和国民党警惕苏俄的目的和野心，而且，他还专门写信给倾心苏俄的廖仲凯，敦劝说：“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对兄言俄人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之言也……其对中国之政策专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成者，绝无此道……所谓英、俄、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33 可以说，正是赴俄考察，才奠定了他一生作为“反共先觉”的思想基础。并且，他的正确也已为历史的发展所完全证明。然而，蒋介石鉴于他对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的忠诚，和他对孙中山重视“俄援”的理解，他才一方面为顾全大局而赴粤任职，一方面则用韬诲之计以存身、建军和助党。然而，孙中山逝世后，面对着苏俄、中共对国民党所加剧的种种分裂和窃夺手段，他虽然在尽其所能地回护着本党的利益，保护着本党的人士，发展着本党的革命军事事业，但是国民党在自己“二大”上被人“挖心”的惨剧，和他本人在“二大”后日渐成为苏俄、中共和汪精卫眼中钉的处境，终于使他有了护党的强烈愿望和本能的自卫要求。尤其是当他身处“辞职既不获准，赴俄心又不甘”的境地时，34 他“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35 此时此刻，如果再有人唆使他的部下对他操枪叛变，并且当真要劫持他赴海参威而予以软禁时，他作为一名军人的责任心、自尊心与荣誉心，自然决定了他“反击” 的完全可能性。而作为一位忠于孙中山、忠于中国的国民革命，曾因“底定广东”而被倚为“长城”，更一心向往北伐，以求实行孙中山遗志与全国人民愿望者，他终于借机挺身救党和保卫国民革命，虽则是“逼上梁山”，却更是“责之所在、义之所存、使命之所然”了。
二、历史后果
其实，当我们已经明白“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之后，我们对“中山舰事件”的真相也就应该有所“真知”了。不论称它是苏俄与中共要倒蒋的“阴谋”，或是称它为蒋介石要护党或自卫的“制造”，我们都已经有了这个“阴谋”和“制造”的“背景根据”。概而言之，它若不是苏俄、中共与汪精卫“倒蒋”的必然一着，便是蒋为“护党和自卫”而被迫予苏俄、中共和汪精卫的第一次大反击。至于汪精卫本人因中山舰事败乃为俄所弃，和苏俄同意将军事顾问团连团长季山嘉在内的十几位军官撤回国中，尤其是中共党魁陈独秀和张国焘等人的一再道歉、赔礼和自责，也就更能说明它的“根由”与“底蕴”。但是这一切还不能说明“中山舰事件”的根本性质。因为我们只有看清了“中山舰事件”所产生的历史后果，我们才能真正明白“中山舰事件”的本质。那么，“中山舰事件”的历史后果又是什么？
其一、它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趁机对苏俄与中共借国民党“联俄容共”而分裂和窃夺国民党党权，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的第一次大反击，并且获得了成功。
其二、它是中国国民党自有“联俄容共”做法以来，第一次对党内的“亲俄护共派”危害本党、危害国民革命、阻碍中国国民革命进程之错误和罪恶的第一次沉重打击，并从此于国民党中凝聚起一股反击苏俄和中共的正义力量，为苏俄与中共的嗣后反扑，打下了反击的基础。
其三、正是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才使得大部分国民党人重新认识了本党的目标、理论、纲领和路线，从而开始意识到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和共产党的共产革命之本质区别，意识到“联俄容共”做法的重大失误和“走火入魔”，已经使中国的国民革命陷入了怎样的困境。
其四、也正是中山舰事件，才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当中国国民革命就要被诱逼成俄式共产革命的历史关头，中国国民党却在自身队伍中，崛起了一个要坚决保护中国国民党和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的新领袖 —— 蒋介石先生，从而使苏俄与中共要继续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的阴谋，遭遇到了强有力的抵制和反击。
总而言之，如果中山舰事件纯属苏俄、中共和汪氏要“倒蒋”的共同阴谋，则这个阴谋却逼出了一个“中国国民革命的正面效应”，达到了蒋介石能够借机反击苏俄僭权和中共篡权的目的；退一万步而言，如果中山舰事件完全为蒋介石一手制造，则它无非是蒋介石在万般凶险之下，为自卫救党和保卫中国国民革命而厉行的一个手段，则同样达到了反击苏俄僭权和中共篡权的目的。因此，不论中山舰事件事出何因，何人，它发生的背景与后果，都证明了这个事件的历史效应是正面的，而非反面的；是正确的，而非错误的；是前进的，而非倒退的，是革命的，而非反动的；是中国国民革命抵制和反击苏俄及中共对它实行诱逼的第一次大成功。由是蒋氏的功绩才理应为之一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