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主要话题之一就是人权问题。如果说在艾未未被抓捕之前，西方社会对北京当局抓人的批评不太给力，那么在艾未未事件上几乎是态度一致地及时作了反应，联合国“强制失踪或非自愿失踪工作小组”更是采取了罕见的行动──正式抗议北京“持续有压迫异议人士这种令人不安的趋势”，“根据国际法，强制失踪是一种罪行，即使短期秘密羁押都构成强制失踪”。但所有这些，均无法让北京当局停下打压之手。
北京当局将西方国家的批评视若无物，表明西方国家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长期博奕已经陷入失败。而失败的原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可溯源至当年美国在本国跨国公司游说之下先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继而促成中国入世。表面上看来，这两点似乎只与经济有关，但事实上这是西方国家唯一能够迫使中国改善人权状态的有效工具。
90年代是美中两国“人权外交”的全盛时期。其时“六四”天安门事件过去未久，西方各国虽然在90年代前几年就陆续放弃了六四之后开始的经济制裁，但美国作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及贸易伙伴，国会还必须每年举行专门会议，批准当年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也因此，每年在美国批准最惠国待遇之前，北京当局不得不释放几个著名的异议人士，营造出“中国人权有了进步”的表象，以换取美国国会议员的好感。记得当时在香港一些政论杂志上常见一种漫画，即北京政府将一个被抓捕的异议人士当作一个大红包送给美国，而美国的回报是批准当年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这种交易对中国来说当然有益无害：释放几个异议人士，换来的却是美国出让的经济利益。
应该说，当时邓小平对这种状况并不满意，认为受制于人。但在成为WTO成员国之前，北京必须“韬光养晦”。为了摆脱这种受制于人的局面，北京用上了一切可能的公关手段，通过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游说美国政界，这些公司在华投资的广泛利益使它们成为连接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纽带。多年来，波音、微软等为了实现和保障在华投资利润，对美国国会进行了大量游说。它们在华盛顿有专门的游说人员，还结成了同盟。面对中国恶劣的人权状态与专制政治，他们游说国会的主要理由是，“中国正行进在接近西方民主的改良之路上”、“经济发展将会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网路普及将给中国带来新闻自由”等等。
这些游说活动让北京当局受益匪浅，不但让美国政界逐步接受了人权与贸易脱钩的说法，入世前每年都批准给中国最惠国待遇，最终还使中国在2001年成功加入WTO。其结果是使美国从此失去了与中国进行人权外交的最重大筹码。
说穿了，北京并不害怕西方社会的口头批评，它唯一担心的是西方国家的全面经济制裁，但自从中国入世之后，西方社会就丧失了对中国的经济制裁能力。经过自90年代中后期至今的外商在华密集投资之后，西方数百家大跨国公司与中国市场形成了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截至2010年，欧盟累计在华投资已超过700亿美元，成为中国第三大外资来源地；美国对华投资额亦高达600多亿美元。
且不说全世界都知道的中国购买的美国巨额国债，仅以不那么受关注的欧盟来说，多年来欧盟连续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一大技术引进来源地、第二大进口市场的位置，就业问题上对中国依赖也日加深：欧盟对华出口85％左右是制成品，带来的直接就业岗位高达300万个左右。
这种情况下，不仅在美欧之间无法达成有关经济制裁的任何共识，而且在这些国家内部，企业、政府与国民都无法达成共识。更何况北京也早就学会用“订单外交”羁縻欧洲，通过大财团牵制美国政界。因此，西方世界对中国人权恶化的批评越来越像例行公事，一幅“我们说过了，结果如何我们没法管”；而北京的反驳却越来越高调上扬，一副“就这样了，你们除了打口水仗之外还能怎么样”的死硬姿态。这种状态已经持续好多年了。一方面是西方干预有效程度递减，另一方面是中国内部“维稳”力度增强，中国的人权状态终于恶化到今天这种地步。
北非中东相继发生革命以后，中共确实恐慌过一阵。经过一轮大抓捕之后，中共现在用分而治之的办法暂时达致了它想要的“稳定”：风头较健的异议人士不是“被失踪”，就是被迫缄默，改变姿态。如果有人憋不住想发声，就可能成为第二个赵连海。赵连海4月5日上网发表自制视频，呼吁当局释放中国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并在推特上发推表示“做好了随时被继续进监狱及其失踪的思想准备”。
因此，赵于4月6日下午被公安从家中带走，深夜12点左右获释回家。这几个小时内赵遇到什么程度的威胁外人无从得知，但只看到赵连海出来之后态度发生180度的转变。类似于赵这种情况的人还有好几位，这些人都公开表示不反对“政府”与中共。
可以说，今年北非中东波之后，北京当局对外用不输出价值观、经济上共谋发展向西方示好；对内采用高压，甚至采用迫使部份异议人士唾面自干的方式消除其影响力，自认为这样就消除了威胁。但这种“救大清不救中国”的做法，绝对不是釜底抽薪，而是抱薪救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