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动车事故看中国高层分裂

作者：张弛发表：2011-08-17 11:52

7月23日中国温州发生了震动中外的特大高铁撞车事故，官方公布死亡39人，但是民间估计的数目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一时间，不管是对于死亡人数的质疑，对于车祸原因的探究，官方在撞车事故后野蛮地处理残骸所引起的公愤，迅速淹没了神州大地。

和以往一样的是政府又开始了大爱和奇迹的宣传，并且迅速统一了对外措辞。和以往不一样的是，这次从民间到媒体都公开发出了对高铁撞车事故和政府的怀疑。这种怀疑不是秘密的、具有高度政治风险的言行，而是可以公之于众的英雄行为。抗命原地坚持搜救行动的温州特警邵曳戎及其同事从列车残骸中救出两岁孤女小伊伊——后者的父母已在此事故中不幸遇难。这一成功的搜救案例，有力地回击了有关部门对公众不负责任甚至是欺骗性的论断——已无生命迹象，停止搜救。这次对高层指令抗命而获得的奇迹与相关部门仓促切割、掩埋动车残骸的野蛮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加上民众本身对于高铁的质疑，统统汇集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公众舆论，直接指向铁道部和整个政府。与此一致的是，一些报纸头版以近乎“开天窗”的方式，表达对逝者的纪念；此外，还有近百家报纸同时引用温家宝“要给群众真相”、“是否救人第一”，“铁道部要回答”等为大标题，呼吁“要真相”，矛头直指铁道部。媒体此种反应在近年特大事故中实属罕见。

公众的质疑主要集中于一下三点：1.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几乎不可能发生的错误？后放列车没有得到任何信号撞上前方列车的错误是极端低水平的；2. 死亡人数究竟是多少？官方宣称是39人，但是有细心的网友研究过此类报导后指出为何历年特大事故总是没有超过36人，并且到现在为止，购车人员仍然是无法公开的数据；3. 为什么会如此仓促地处理列车事故残骸？在事故发生仅仅数小时后就宣布通车，并且野蛮切割列车，对外宣布无生命迹象，最后被证明其实还有人存活。换言之，这样的论断和命令无异于第二次谋杀。媒体和公众的质疑共同引发了政府的公信力危机：从铁道部发言人到中国高层领导人都遭受了广泛的质疑和审视，与高铁相关的部门以及官员被越来越精明的网友深入挖掘，问责风暴看上去是越来越厉害了。于此同时，主流媒体也不遗余力地展开批判。一时间，似乎媒体的监督权和中国公民的知情权有了极大改善，中国公民社会取得了长远的进步——那些在公共领域做出质疑的人都成为了英雄。

但是令人怀疑的地方正在于此：何以中国的公民与媒体能够如此公开地、自由地问责于政府？何以政府部门——假如以铁道部为代表的话，如此狼狈地被暴露和攻击于公众的视界中而毫无自保之力？

仅仅从可感知的公共舆论来看，温州动车事故的遇难者家属的反应被浓墨重彩地反复铺陈，媒体的质疑也铺天盖地。相比较死亡8万人的汶川地震止步于人间大爱的报导和深入挖掘的禁令，高铁事故的全民反思和批判，在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中反而才是不正常的。即便与过往的多次事故相比，这次公共舆论的大规模深入批判也显得很不正常：从未有任何一次事故可以这样公开化、无压力地批评政府公共部门并将矛头指向中国高层领导人——这个现像极端不符合中国现实国情以及中国公众舆论的潜规则：后者从来不敢也不能大规模公开挑战政府对公共话语的容忍底线。

为什么会出现全民对公共部门的深入批判？民众产生质疑和关注是其一；有媒体报导是其二：既有渠道去了解现实的不行，也有渠道去表达对灾难的意见与情绪。譬如，在汶川地震中，民众对于孩子们因豆腐渣工程死亡的事故本有着强烈的不满和愤怒，但这些情绪都迅速被导向了全国一体的大爱表演——有真实的成分在，但也有不少配合宣传的装腔作势的成分。进一步挖掘灾难与民众再反馈的渠道被切断了，时至今日，没有一个人因为地震的过失杀人负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温州高铁事故后处理相关人员的雷厉风行，事故发生第二天上海铁路局局长龙京、党委书记李嘉、分管工务电务的副局长何胜利就被免职。可以推断，高铁事故今次的大规模问责与整顿并不仅仅是出于对公民的负责，至少还有其他非常重要的理由在里面，否则无法解释事故处理方面它与过往同类例子的巨大差异。

必须要了解中国的现状：这是一个党控制一切的国家，如果说某些领域有所松动那也是因为党出于一些顾虑而暂时放松了管制；如果需要，随时可以重新全方位控制整个领域。党国掌握了最高权利，而媒体尤其是控制的重点领域。如果其对高铁的默许和纵容至少不仅仅是出自于对于国民生命的尊重（就长期经验来看，从上到下的政府及公共机构都有掩盖事故的强烈偏好，通常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并最终找一两个位低权轻的来顶罪），那么其他动机是什么？有很多征兆表明与其说温州高铁事故引发的是公民社会的进步，不如说是中国高层的争权夺利，或者更正确一点，是局部大洗牌。出于巩固和扩大权力的动机，高层政治人物看到了利用公众舆论打击掌控铁道部的政敌、为自己获取利益的可能性。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公众在此事故中有了获知真相与反馈意见的通常渠道，甚至连那些高层领导人应对此负责，那些人或部门在推卸责任，这些在过去的事故调查和报导中讳莫如深的信息史无前例地被公开讨论和质疑。

事故发生到现在，牵涉其中的很多高层头面人物，尤其是高层之间的重大分歧清晰地展示在公众面前。首先是温家宝答记者问，他的发言最重要的部分不在于一般民众批评的是否作秀，而是暗含的信息“温家宝与此无关”。高铁事故发生很长一段时间里温家宝才出场安抚公众，他对外宣称有病在身，然而被网友发现病重的几天都在参加外事活动。他的藉口遭到了民众的公开嘲笑，似乎进一步坐实了“影帝”的名号。但是，重点并不在于这里：如果需要理由，温家宝完全可以找出不那么容易被拆穿的理由，但既然这个理由只需点击一下鼠标就能被拆穿那么他其实是在暗示这就是一个藉口：他有别的意图在里面。有相关消息证明了他的暗示，他借病与涉及高铁事故的集团划清界限。不仅如此，高铁事故发生后的一系列指令也是前后矛盾，令人起疑。 “没有生命迹象”的断言和“就地掩埋车头”的指令遭到全国声讨，究竟是谁发出的也在被深究；部门领导人之间也在为高铁相互推卸责任。与此同时，高铁事故发生后的一系列指令也是前后矛盾，令人起疑。舆论所及之处，凡是与高铁沾了边的都在忙不迭地开脱自己，现在中国的公开信息来源中发出以上论断和指令的部门是存而不在的。不管最终有多少人为这次事件负责，铁道部始终免不了被动地处于舆论风暴中心，这个部门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而且是一面倒的舆论。除了党刊党报不直接批评以外，大量有很高声誉的民间主流媒体聚焦于曝光和批评铁道部——毫无疑问这些媒体已经通过内部渠道得到了某些暗示。长期以来，党内以及党外的媒体都有特别渠道来了解、观察、领会高层的旨意，知道哪些可以发，哪些可以写，哪些敏感但是可以打擦边球。否则无法解释至少几十家媒体如此一致地完全归罪于铁道部——不是某几个人，而是质疑一个高等级的公共机构。

因此，在如此心照不宣的默许纵容之后，一定有最高级别的官员——国家领导人的强势介入。中国垄断机构长期自外于中国国务院管辖范围之外，几乎类于诸侯。以温家宝为首的政府班子无力对其进行管理，。中国名义上有一个国务院，管理各种事务，但事实上诸如垄断国企这样的利益集团是超出了这个名义上的最高政府机构的管辖。譬如饱受舆论冲击的铁道部，长期以来宛如国中之国，后台是江泽民及其嫡系人马，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倒台普遍被认为是因为江泽民下台并逐渐失去权力的缘故。高铁出事其事故责任方直指铁道部，也严重危及江系人马的切身利益。如此高调曝光，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很明显是对其不利的。一直传闻江泽民已经离世，那么清洗其势力就是中国官场中的一贯做法，越是曝光就越是揭露了铁道部的失责、无能、草菅人命，甚至于其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这一次，江的政敌似乎是恰逢其时地利用了高铁出事，以公众意愿和情绪来推动铁道部改革——或者说清洗其旧势力。

不管有多少媒体质疑铁道部，不管有多少公共人物批判相关负责人，不管有多少民众可以声援死难者家属，从事件的根本起源来看，这仍旧是中国高层政治斗争场域的延伸和镜像。这一场看似媒体和公众的自由意志的盛宴，本质上依然为中国高层证据变动的阴影所笼罩——这一点在建国之初就继承了下来，虽然版本可能会随着时代而变化。如果国家有足够的决心要拦截信息，没有任何一家媒体可以向外界传递独立的声音。现在公众的全方位围攻铁道部，也正是被高层政治斗争所利用的———虽然就某些方面而言这种利用也有着促进的客观作用。这种利用民意来争权的手法并不是第一次了，最近的例子就是重庆的薄熙来依靠发动中下层民众来推进唱红打黑的文革式政治运动。但是，高铁事故后被纵容的民意汹涌透露出了不一样的信息：它空前地暴露出了高层的分歧。唱红打黑实际上并不是被民众普遍认同的运动，人们对此有种疏离感，他们不相信这是一次纯粹的运动；温州高铁则不一样，它明明白白地揭示出了铁道部及其后台的愚蠢、贪婪和草菅人命，只要有了发洩渠道人们都投身进去批判它并深信不疑自己的行为的正义性。随着事态的演进，那些前后打架的指令，没有完全封杀掉的渠道，来自高层的默许，直接指向高铁后台的人民的质疑与愤怒，更多地展现出了这个国家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或者说争权夺利。只要对中国的现实国情有着最基本的了解，就足以发现此次高铁事故的全国性批判中从媒体到领导人言行中有着多少违背中国特色常识的东西。中宣部与国务院之间，总理与垄断集团之间，高铁后台与总理一派的不和，诸如此类等等，已经非常详尽地在高铁后的新闻中体现出来了。

中国高层的分歧很早就被境内外观察家所发现并重视，多属于行内人通过内部渠道信息的分析结果，但是这一次是整个地暴露在普通公众面前。这是否可以说明来自上层的分歧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使得领导人已经不在乎至少在一般民众面前维持团结和睦的假象？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高铁事故使得民众有了一个发洩现实不满的渠道，并且是为官方所默认的。换言之，其实是高层的政治斗争为民众获取了这样的渠道。这个短暂的信息自由是靠着领导人的巨大分裂和权力斗争的间隙才得到的。不管最终哪一方得利，哪一系人马上台，最终民众还是通过狂欢式的公开批判获得了以下认知：这个国家的灾难无穷无尽，并且似乎是无药可救了。掌权的政治人物虽然通过默许和纵容公众意见来打击了政敌，但人们已经在此舆论风暴中将对国家和高层的批判深入到了过去不曾做到的地步，并且这种趋势只有加深，无法再回到更缺少质疑和批判的状态。最终，利用公共舆论的策略将根本上侵蚀党国的政权基础。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来源:《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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