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底，香港出版了《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大屠杀纪实》（以下简称《血》），50余万字，内容详实。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情颇为复杂，一方面为这一事件终于被揭开而欣慰，此外也有些许失落和遗憾，因为对这场大屠杀，我曾关注多年，并数次赴道县秘密采访，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这些努力可能因为该书出版而付诸东流。我不清楚《血》在多大程度上记叙了道县文革大屠杀，但就我亲身采访经历，深感到此渊深不可测。
今年4月，《血》的作者谭合成找到我，请我作为知情人给该著提些意见。谭说他不希望《血》成为记录道县文革大屠杀的孤本，希望有更多的人勇敢地站出来，写回忆录、研究评论文章，并引发全民族的反思，以推动社会进步。
通读该书后，我的第一判断是：这是一部中国的《古拉格群岛》，虽然涉及面不如《古》广，但挖掘之深、剖析之细却更胜一筹，也更具震撼力。我的一位朋友在阅读《血》时，血压高至200多，心跳加速到每分120多次，数次不能卒读。我本人应当说对这场大屠杀之血腥恐怖了然于心，但也依然感到读来有如重锤擂胸。
道县文革屠杀可与斯大林的大清洗和波尔布特的大屠杀相比，但是该著作者并没有将笔触局限于对血淋淋事件的展现上，而是如外科医生般对此大屠杀作出了层次分明的解剖，让各种人物栩栩如生地再现于读者面前。我惊异作者掌握材料之全面，对整个事件把握之准确，来龙去脉梳理之清晰。读完《血》，我心中原来的那些失落和遗憾不知不觉地退去，由谭合成完成《血》，揭露道县大屠杀真象，应是上天的安排。
中国历史素来有官史和野史之分。官史由于统治者的需要，多有歪曲和篡改，特别是近代史；而野史则由于信息来源的局限,难免渗杂许多猜测、臆想和演绎。谭合成写的这部《血》,既不是官史也不是野史，而是一部信史。由于人生际遇，谭先生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官方资料，并采访了几乎所有与大屠杀有关联的重要人物，他具有官方记录和民间采访者的双重身份，上天把这样的重任赋于一个有勇气和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有深意的。
由于道县文革大屠杀的典型性，关注它、记录它、研究它的人不在少数，比如早在四十年前事件发生时，我就有了记录的冲动。那是1967年秋季，正值文革高潮，当时我参加了一个以知青为主的造反组织，其总部就设在“众神狂欢”的中心——湖南省委招待所，在那里我接触到了道县革联、教联的上访人员，从而及时了解到这场疯狂大屠杀的梗概。当时的说法是杀了3万人，血流成河，大量暴行匪夷所思、骇人听闻。之后，1978年、 1990年我两次赴道县调查，2000年我和四弟再赴道县，采访了48天。
后一次采访因当地朋友的鼎力相助，接触到许多大屠杀的亲历者、遗属以及逃亡者，例如周群、张引道、杨旺盛、王田芝、蒋正豪等，记录了大量珍贵的口述史材料，并拍摄了部分杀人场地的照片。其后，在一次神秘事件中，四弟差点丢了性命，并留下严重的精神方面的后遗症。至今这些材料和照片都还保存在我这里，在《血》著中，这些口述史料都一一得到了印证。谭先生希望我尽快将这些史料整理成文，公诸于世。我亦有此心，这也是我的责任，为国家民族计，为子孙后代计，每一个亲历和了解这场大屠杀的人都无权保持沉默。
作为一个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者，我对《血》的价值判断是：它完整地保存了这起反人类罪事件的真相，揭示了暴君与暴民的相互暴虐演绎。在领袖的“运动”下，文革实际是一场群众性大屠杀。“群众运动”、“群众专政”也正是“运动群众”、“专政群众”。该著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如何变成一个大集中营，而维持其秩序的是暴力、欺骗和洗脑。从这个意义上讲，《血》是一座认识和研究中国当代社会的矿藏。
谭的写作非常严谨，真实性为其主要考量。他在《血》的“几点说明”中说：“我的这篇历史纪实是在大量‘一字不实，砍头示众’或‘若有虚言，愿负一切法律责任’的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乃至每说过的一句话、每唱过的一首歌都来源于真实的记载……”谭合成告诉我，由于“秉真”的原则，他忍痛舍弃了大量只有孤证或者当事人坚决否认的史实。但因此，《血》也最大程度地保证历史的真实性和原始性。
我的老父亲在回忆那个时代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活下来真不容易！”这句话在《血》中也频频出现，地主子弟朱贤厚这样哀叹，被丢下天坑七天七夜而侥幸存活的周群这样哀叹，告状油子李念德与右派分子徐老师劫后余生，第一次再遇时，感叹的就是“想不到都还活着。”这句话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生存状态的总结性概括。现今，那种语境已离我们远去，后代人对之已不甚了了，但有关这种语境的根源从来没有被我们真正反思过，因而国家主义话语以全面娱乐化的方式被伪装起来，继续扩散着。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机遇下，它会以何种形式而再度借尸还魂！这也算是我的盛世危言吧。
我至今仍确确实实地感到暴戾之气依然笼罩着中华大地，而其根深植于我们民族的传统中，仅是在文革中，其被发挥到了极致。《血》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发人深省的追问，该书名定为《血的神话》亦是有深意的。噩梦纷纭的中国历史，误区太多。传统中国，面对民主法制、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存在着巨大的思想语言壁垒，这是比制度壁垒更顽固更深厚。中国近代各类极权人物就是由此生长起来，而他们也无不是利用它们，维持着中国各种花样翻新的极权方式。
在此，我想顺便谈一谈《血》的价值和语言特色。历史实录一般以史料见长，文字难免枯燥，而《血》则不然，不仅史料丰富详实，而且文字洗炼大气，具有张力，颇似太史公之风。行文中，或然抒发心中真情实感，实在而饱满。特别是该著文字充满道县方言特色，如果用道县官话朗诵《血的神话》，你会深深感到一种苍凉和辛酸的韵味。本人数次赴道县采访，对此感受犹深。
二十世纪的世界著述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是“见证”，见证法西斯、极权暴政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对此，中国人有必要好好补课。中国的历史，至今没有一片清晰明朗的天空，尤其是近代现代史，更是云遮雾罩。李宗吾说：“一部二十四史，一言以蔽之，厚脸皮、黑心肠而已。” 可以说，此话直刺中国历史记录的实质。当下，一场口述史的创作潮流已在中华大陆悄然发生，这一自发潮流与中国的官控历史密切相关，但是在真实地记录历史，仍被视为“反动”，并有遭受迫害的风险，在中国以董狐之笔还历史真相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血》做了一次真实见证历史的艰难尝试，也给以后的历史记述提供了一个标杆。
梁启超曾说：“日本人尝言曰：‘支那一部历史，实浓血充塞之历史也。’吾耻其言，虽然，吾不得不忍其言。”中国社会始终有一条元规则：浓血规则，那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所以中国历史始终有“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表述。正是这条元规则，决定了中国人的“权本位伦理秩序”，暴力成了最核心的权力，只要“权本位伦理”不转变为“人本位伦理”，其它都经不起追问。“枪杆子，笔杆子”实际上就是坚持暴力与谎言。
正因为中国有这种深厚的暴力传统，所以外来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思想进入中国社会后，很快便蔚为壮观，汹涌澎湃。这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实质。这种“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为”，收获的几乎必然是极权专制。大救星上离大灾星只差一步，而且必然演成大灾星。这是历史的辩证法。为什么那些打着反独裁、要民主旗号夺得政权的人，会建设起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极权制度？为什么大跃进会变成大饥馑？为什么“一穷二白”会产生“一大二公”？为什么大饥馑之后，紧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是中华民族必须认真反思和直面回答的问题。任何歪曲和隐瞒历史真象的企图，都是别有用心。
1978年我第一次到道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潇水边一排排的竹丛，清荣俊茂、密不透风，青砖黑瓦的江南民居就掩映竹幕后面。清澈澄碧的江水，横着孤舟的野渡，农夫浣女、牛羊鸡吠的田间小路，一切是如此恬静美丽。联想从这里走出来的大思想家周敦颐，大书法家何绍基，我怎么也不明白，神姿仙态如情似梦的山山水水，怎么会产生如此匪夷所思的血腥暴行？尤其是阴雨天，雨雾笼罩的层层竹幕后面是死气沉沉的村庄，神秘的死寂压得人透不过气来，莫名的恐惧感会将你捕攫。这种巨大的反差到底藏有怎样神秘的玄机？国外的许多学者将苏联的极权统治称为铁幕，却将中国的极权社会称为竹幕，其中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