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职业荣誉已经降到无以复加，社会腐败的深入，不允许剩下光荣的职业
年末，网络上流行这样的段子：说是有新闻人下夜班走在街上，被警察叫住，问，什么人？答，记者（或编辑）；又问，你们用的什么出版系统？答，如何如何；警察说，你走吧。记者（或编辑）纳闷，问警察为什么问这个问题；警察说，半夜在街上走，一副苦逼的样子，不是流浪汉（或小偷）就是记者编辑。
毫无疑问，这是业内人士自己编出来调侃自己人的。它透露出一些新闻人的辛酸。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现这个幽默？考虑到同时出现的，有某些垄断行业，基层干部年终奖都达到十数万，还有一人一辆豪车之类的新闻。人心都是向上比的，记者编辑们弄完这样的稿子，在寒冷的冬夜回家，再编这么个段子放在网上，比较符合情理。
除了幽默的方式，还有咆哮体：“老子几年前进了报社！于是踏上了尼玛不归路啊！你大爷跟老子说搞媒体工资高啊！尼玛一个月两千块钱月经都要来不起了啊有木有！领导名字搞错要被扣钱啊！最大的领导图片没放中间要扣钱啊！领导开会的稿子不准你写啊！业主维权不准报因为开发商是大客户伤不起啊！学校负面不准报因为校长有背景伤不起啊！拆迁不准报因为都是政府行为尼玛更伤不起啊……”
不难看出这种愤怒中的真情实感。我觉得，这样的文字会流传下去也很难说的。
也许社会上没有多少人知道，在媒体里，纯粹的记者编辑，日子并不好过。他们身心两累。文化不比公务员低，待遇一定比公务员低。当然各个具体的媒体情况不同，我这里特指市民媒体里“纯粹的编辑记者”，至于不与市民搭界的、体制内的媒体，那是另一回事，不在此论。
十多年前，市民媒体刚刚兴起，一切都还新鲜。除了员工待遇的体制纠结——市民媒体的领导，是体制内人员，是有行政级别的。例如，省级党报主办的市民报，其第一领导，是处级干部。他还会带来几位体制内的员工做各部门的领导，形成“一报两制”——以外，在社会上招募的一些没有“正式工作”的青年——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有一批青年离开学校就游走于社会边缘——成为第一批骨干，他们比体制内的员工待遇低一等。但作为第一份“正式工作”，虽然那时连劳动合同的说法都没有，工资也不比农民工兄弟高，被称为“流浪记者”，但他们那时寄望未来，心里是明亮的。
到今天，这一批人已经分化。有的成为领导，名字后面有括弧，写着相应的待遇，利益既得。另一些人离开了，即便留在报社，也是做广告经营去了。最不济的，也做“专刊”去了（专刊是新时期的中国报纸的发明，即专门挣钱，不做新闻的“刊”）。他们都比坚持做纯粹的记者编辑更“有出息”。
今天，只有少数相对有追求的市民媒体，还给一些坚持十多年的编辑记者以足够的尊严。相应地，这些媒体的新闻人也才留守下来，支撑着中国新闻最后的颜面，其他大部分市民媒体里，如果40岁以上还在做编辑记者，只能是越来越苦逼的样子。
此外，一些记者卷入了“敲诈案”中。新闻可以用于“敲诈”，而且并非个案，这只能称为中国的体制环境里的特产。这个情况不是一篇短文可以厘清的。大致说来，这些案子以“黑吃黑”为主，即记者用曝光的可能胁迫有不光彩嫌疑的当事人以获得好处。还有的，可能是该记者所在媒体太强势了吧，据说是可以制造假新闻去威胁当事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吃黑”并不一定是记者个人行为，某些媒体是以“吃黑”为生存条件的。此外，被吃的某些“黑”，包含一些党政部门，他们搞出了“不和谐的事件”后，一方面威胁记者，另一方面给记者和媒体塞“红包”，反正不是官员自己的钱。
在任何一种逻辑上，这些情况都很不可思议。但这就是中国新闻的环境和一些新闻人的命运。媒体的职业荣誉已经降到无以复加。社会上用“妓者”的谐音讥笑记者已经成为习惯。在以前的任何社会背景下，记者都被称为光荣的职业。但是，社会腐败的深入，却不允许剩下光荣的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