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能够在一次次路线斗争中稳操胜券，归根结底和他的政治特色有关。毛泽东的政治特色，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所谓文化革命，其实是地地道道的武化革命，是赤裸裸的权力之争。毛能够长盛不衰，牢牢挺立于不败之地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特务政治——广布耳目，暗藏眼线。中央所有领导人的警卫人员都是毛的耳目或眼线。在1971年发生“9.13事件”时，林彪身边的的警卫人员、工作人员中，有的人竟敢阻止林副主席‘到天上去转一转’，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众所周知，首长贴身的警卫人员、工作人员应该在政治忠于首长、在思想上服从首长、在行动上追随首长，而且在危险时刻，能够舍生忘死地为首长挡子弹。而这位却胆大包天，分明是有通天的本事，因为他没有接到上峰的指示，所以副主席不能够出行。由此可见，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一举一动都在毛的视野之中，可以说是“难逃法眼”。虽然历史已经跨越了整整600余年，而封建主义的幽灵却还在中华大地徘徊，时时兴风作浪，难怪文革过后从中央到地方都一致要求，坚决反对封建专制的领导作风，彻底肃清封建主义的流毒。
文革中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国家主席也好、副总理也好、元帅将军也好，他们在被批、被斗、被打、被抓时，他们身边的警卫人员、工作人员，没有一位挺身而出，护驾保驾；没有一人冲冠一怒，拔枪相助！仔细揣摩，如梦初醒——原来这些人都不是他的人，他们都是‘光杆司令’。这一观点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中共中央文件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文件要求：八大军区司令员必须在指定日期报到、必须轻车简从不得带领一兵一卒、不得搞送往迎来等等。由此可见，这八位‘诸侯’都是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
窃以为，中共高层的安全保卫工作既天衣无缝，又漏洞百出。天衣无缝，是指敌特要想谋害他们难于上青天；漏洞百出，是指在路线斗争中这些保卫人员形同虚设。不仅仅如此，其中某些人还落井下石，为虎作伥，把自己的首长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从而获取残羹剩炙、换得一官半职。
二是军事政治——军权独揽，其他将帅无力调动一兵一卒。1966年所谓“二月兵变”后，有一位军队高级领导人为罗瑞卿辩护时说：我想调动一个排的兵力都不可能，何况是他。（大意如此！）由此可见，军权仅仅在毛一个人手中，其他人休想染指。没有这一条，毛绝对不会口吐狂言：我只要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这个‘你’不是别人，而是就是刘少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在任主席。
三是运动政治——群众运动，运动群众。制造、挑起、激化群众与领导的矛盾，从中渔利，文革初期派工作组就是为了这一目的。派工作组到大学和基层是经过毛首肯的，而当工作组下到基层时，毛正在南方疗养。名曰疗养，其实是在遥控北京的政局——一只手同意派工作组；一只手挑动造反派反对工作组，一切均在他的掌控之中。然后择机抛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给刘少奇致命一击。众所周知，古往今来，任何国体、任何朝代，要想挑起底层和上层之间的矛盾，都是轻而易举之事，刘少奇等人很自然地就是中了这个请君入瓮的阴险圈套。
四是崇拜政治——口里说‘四个伟大’讨人嫌，心里却是美滋滋。八次接见红卫兵，每次均达百万之众，山呼万岁之声震天动地，何其壮观、何其畅快。说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前面四个字是真心，后面四个字是假话。
五是阴谋政治——诡计多端，无所不用其极。57年反右是阳谋，文化大革命则是阴谋。派工作组是阴谋——击中刘少奇的死穴；不设国家主席则是阳谋——以此诱使林彪犯错误。
六是分化政治——拉一派，打一派。说的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其实是自己可以有派，别人不能有派，哪怕是两个人、三个人、几个人的小集团也绝不容许。所谓路线斗争，就是派别之争。毛常说不要树敌过多，其应有之义就是要树敌，这个敌人就是所谓的‘派’。有人说毛泽东反对“四人帮”，我看纯粹是书生之见，愚不可及。毛泽东说自己一辈子干了两件事：一是打倒国民党；二是文化大革命。请问：四人帮是地地道道的文革派，毛为什么要反对。窃以为，这是他临终前向中央政治局领导打招呼，其弦外之音是：我生前没有处理四人帮，我死后你们就不要动了。
七是实用政治——用则捧上天，不用则踩在地。比如所谓最可靠的接班人、最亲密的战友，都写进了党章，看穿了却是一种骗人的诱饵。利用林彪打击刘少奇，然后卸磨杀驴。为什么不设国家主席，这是违宪之举、是无法无天之举。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拷问林彪事件，错误的一方应该是毛而不是林。林的仓惶出逃，明显是迫于无奈。还有所谓红卫兵小将、五大学生领袖，当走资派被打倒批臭后，前者全部被赶往广阔天地；后者则锒铛入狱成为阶下囚。
八是档案政治——口说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其实是既要抓辫子，又要打棍子，还要装袋子（进档案）。所有挨整的人，无一例外，都要反复写检查——深刻的检查，然后装进档案，要想重用必须承诺永不翻案才行！即便如此，稍有抵触还是弃之不用，那怕你“人才难得”！
九是绝情政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置之死地而后快。刘少奇也好、陶铸也好、彭德怀也好，都被折磨致死。除此以外，还有一大批高中级干部也成为屈死鬼、冤死鬼。毛说翻脸就翻脸，从来不留念几十年的战友情、同志情，这是何等的寡情寡义、绝情决意。毛从来不遵守游戏规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已是常态。
文革时期坊间流传一个‘冷笑话’：说每一位高级干部在得知毛主席要接见自己时，无不胆战心惊，因为吉凶难卜、焉知祸福。这些人首先想到的是向家人交代后事，然后才去考虑接见时如何应对。如果能够平安归来，则往往是一家人抱头痛哭——庆幸全家躲过一劫。这样的悲喜剧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这种伴君如伴虎的况味，却不足与外人道！
十是山头政治——山大王只有一个，那就是毛泽东。井冈山时期上演的是‘火并王伦’，在陕北又故伎重演，直至林彪事件亦是如此。据说毛泽东有一次突然昏迷，好半天人事不省，刚刚醒来时周恩来贴着毛的耳朵说：“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旁观者言：还是总理最懂主席的心思！这个心，其实就是一种山大王之心、独裁者之心。
十一是舆论政治——把握话语权。领导权、决策权皆源于话语权——最后的拍板权。当毛失掉话语权时他会拿出党章、宪法作为武器和匕首，直指对方的死穴。毛常常讲：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情同此理，要打到党内的一个派别也要先制造舆论。所谓“修正主义”、“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都是一种致人于死地的狠毒舆论。
十二是报复政治——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毛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作为类似北漂、形同农民工身份的管理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搞点事务工作，此时毛受到张申府一类大知识分子、大教授的轻视或批评。此后一直耿耿于怀，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从40年代延安整风，直到57年反右，不断地对知识分子进行折磨和打击。特别是反右中，有300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这些人和地富反坏一起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对曾经反对过他的党内同仁，毛也绝不放过——彭德怀就是一例，庐山会议时新账老账一起算，直至文革置于死地。
十三是圈地政治——画地为狱。在第一次制定宪法时，毛泽东坚决反对把“迁徙自由”写进宪法。此后几十年一贯制，利用户籍和粮食关系，把农民限制在农村、把市民困锁在城市。三年困难时期，几千万农民被画地为狱的政策所限制，封锁在自己的家乡被活活地饿死。毛泽东一生所担忧的问题就是他所说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实际上是画地为狱的政策取代了所谓的教育说服。毛泽东时代最苦的是农民、最穷的是农村、最落后的是农业。毛执政时期，三农问题根本没有什么改善。以至于周恩来回到延安时，看到老区人民依然一贫如洗，不得不深深自责地说自己对不起老区人民。毛泽东进城后去天堂杭州几十次，却一次也没有回延安，是不是忘记了老区人民呢？我们不得而知。
圈地政治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土地国有。全国土地说是国家和集体两级所有，归根结底还是国家所有，土地财政就是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从小产权房的尴尬处境就知道，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只是一句空话！
圈地政治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户籍控制——改革开放前还有所谓“粮食关系”控制，这一招可是致命的一击，没有粮票，人们寸步难行；没有户籍，你到其他地方讨生活，就会被定性为“盲流”——其罪名仅仅好于逃犯。你是盲流，地方政府有权把你“遣送回原籍”，多次遣返则有可能遭遇牢狱之灾。
十四是狂热政治。在延安时期政治狂热病还没有形成，当共产党处于弱势时毛泽东还是比较谦虚谨慎的。比如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延安作为党内整风的学习教材，意在教育全党吸取李自成骄傲自满而导致起义失败的血的教训。可是，在国共内战中形势急转直下，共产党“天翻地覆慨而慷”，国民党“流水落花春去也”之后，毛泽东尝到了人民战争的甜头、体味到奇迹带来的快感，所以总是想在经济建设中克隆这一模式。总路线也好——多快好省其实是理想主义的单相思；大跃进也好——超英赶美其实是空想主义的幻影；人民公社也好——一大二公其实是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于今三面红旗统统进了进了历史博物馆——成为后人的笑柄。
十五是递延政治——企图通过指定接班人，来确保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本文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