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也不明不白地受到了暗中调查，连我的电话也被他们监控。他们认为我是在彭长健当局长时提拔起来的，应该与彭长健有关系。我估计后来他们没发现我有什么问题，就把我弄去打黑，还安了个有权、有责，但无职、无薪的副组长。
当初，上面给打黑专案组定立了三条"铁规"，即：不准告诉任何人包括父母、妻儿你去了何处；不准告诉任何人你在干什么；不能给与案件无关的人透露案件任何信息。对于这三条，我还基本接受，因为在特殊情况采取特殊措施，公安机关应该有这个权利。此刻，也就是打黑初期，我认为还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但这种正常在一些领导的误导下很快就被打破。
打黑"新规"规定：凡抓进去的人，头上都要戴黑布套，都要脚镣手铐锁在铁椅上，二十四小时不允许睡觉。并且听说有的打黑组还动用了其他酷刑。纪委还派员常驻打黑基地，检查、监督打黑人员执行"铁规"、"新规"情况。我从警十几年，在大学也是学法的，一看这势头就不对头。这本来就是刑讯逼供，就是违法行为，作为纪委部门不去制止，反而还去怂恿违法犯罪行为，在维护法律和践踏法律上，纪委伴演了什么角色？作为人警察察，作为共产党员，作为一位执法人员，或者作为一位有良知的公民来讲，我感到钻心地疼痛呀！此时此刻我能容忍这种无法无天的举动吗？不能！坚决不能！于是我做了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尽快离开，因为我不能违法！不能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人警察察，对不起良心的事。所以我在那儿没干多久就离开了。另一件事就是告诉我的手下，一切依法办事，依理服人，所办一切案件都要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可以说，我们专案组是所有打黑专案组当中为数不多的说得起硬话的专案组。所以后来我们办的案件当中的当事人在法庭上无一人翻供，并且还感谢我们，还为我们工作提供方便。这里我可以给你举两个小例子。
一次，有位嫌疑人在接受我们调查时，精神显得不集中，似乎有什么心事。当我们知道她在租赁房中养了一只狗无人照管时，我们立即安排专案警察定期前往喂养。后来当她从照片中看到自己活蹦乱跳的小狗时，心情马上就好了，并主动揭发了黑老大的许多犯罪事实。
还有一件事，有位嫌疑人轻判出狱回到了农村的老家。后来专案组在办另一桩案件时，需要他证实其中一个细节，专案警察电话告诉他之后，他抛下手中的农活，转乘几次车，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专案组。事后他说："你们对得起我，我也要对得起你们。"作为嫌疑人，也是人，人与人之间任何时候都需要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关爱和互相理解。正如一位名人说，只有尊重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我们正是处处把人当人看，处处尊重对方、相信对方、关怀对方，才使我们所办的案子既顺利，又合法。
后来，公安部派出专人对重庆打黑情况进行调研，欲将其成功经验向全国推广。我就说重庆的打黑不可复制，重庆打黑是特殊环境之中的特殊产物，它可以超越一切，甚至法律，这太吓人了。对于黑社会，必须采取断然措施，特殊手段，这在历史中也不是没有，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在对待本国黑社会"黑手党"时，就不讲法律，不讲程序，抓到一人斩杀一人，使本国"黑手党"分子闻风丧胆，纷纷逃往他国躲避。但现在我国是法制社会了，并且全世界都在向法制、文明方向发展，我们这种"特殊手段"敢公诸于众吗？敢见阳光吗？如果谁将其曝光，不引起世界公愤才怪。
重庆由打黑变成黑打不是孤立的。但是，至少从目前情况看，还得不到纠正，"文革"是一九六六年发生的，真正得到纠正则是一九七七年的三中全会了。你看这几天的新闻，他们还在讲重庆的打黑是在党的领导下干的，其成果是不可否认的。
他沉默了一阵，然后话锋一转，奉劝我最好别去趟这浑水，到时突然消失了还不知道为什么。
打黑的确是我们党领导的，但我们党绝对不允许"黑打"。我很感谢他的忠告，但我的确没有想这个问题，因为我只想揭开伤疤，其目的不是展览"伤疤，"而且让它通通风，见见阳光，以促使"伤疤"更快愈合，身体早日康健。于是我乐观地说，关于重庆打黑，以及王立军所干的其他不人道之事，迟早会被矫枉过正，大跃进、反右、文化大革命不都纠正了吗？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伟大？伟大就伟大在它敢于犯错误、敢于承认错误和敢于纠正错误。每纠正一次错误，我们党就成熟一次，就向前迈进一大步。捂住伤疤的结果是溃烂肌体。我想，世界上任何一个明智的、理性的政党都不会以捂住"伤疤"作代价，去牺牲"身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