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晴而干燥，笔者跟抗日老兵服务志愿者来到雅安，探访3位刚刚发现的中国远征军抗日老兵。70年了，整整70年，他们第一次撇开恐惧与悲伤，敞开襟怀告诉别人，他们曾经是入缅作战的抗日国军。
陈鸿逵，男，1929年4月7日出生，83岁。
新一军教导总队，学生军六大队二区队五班，担任学兵。1944年年底参加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战，参加过密支那战役。
文革时被批为“远征军忠实走狗”，“污蔑我党健忘”，“蓄意破坏森林（因为踩倒路边尺高小树苗）”，被批斗无数次、游街，随后下放农村。
70年了，女儿第一次知道他竟曾是中国远征军。
在当天与我们的接触中，陈鸿逵最开始一直是沉默的，当笔者慢慢引导他说出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时，他眼中滚出豆大的泪珠。那是怎样的一段岁月？
1944年，他的高中还剩一年，就背着参加了学生军。他就读的是成都至今排行前三的中学——石室中学，家住少城片区——当时成都的八旗子弟驻地，班上也有不少满族的八旗子弟，家境殷实谁愿意让孩子参军呢？于是他背着家人偷偷参军。“当时参军完全是因为爱国，小学毕业我的作文就是写的国之难。”
他从印度汀江转雷多，翻越野人山，和日军零星部队发生战斗。进抵缅甸密支那城，编入新一军教导总队，学生军六大队二区队五班，担任学兵。至此开始训练作战。经历半年的旱季，全军在缅甸北部，基本上歼灭了日寇王牌军师团18师团等日军，收复了密支那、八莫等城市，打通了唯一外联通道滇缅公路。后部队回国，在滇、桂、粤三省挺进，最后抗战胜利，进驻广州。
1947年夏天退伍复学，就读四川大学，51年毕业分配到雅安西康省，然后陆续在甘孜藏族自治州民政处、文教处、西康省人民政府文教厅任职。
然而就在文教厅学习期间，当时的雅安中学有几位老师外出学习，于是文教厅就将包括他在内的几名大学生干部调去顶班，说好原来的老师回来他们就调回去。谁知，这一顶就顶了一辈子。由于他在大学里组织过文工团，于是在学校里也被安排组织学生文娱工作。没想到由于工作出色，受到了省上的嘉奖，这嘉奖使他在三年困难时期都比别人多领了额外的工资。
然而好景不长，文革来临，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被扣上了无数莫名其妙的帽子。
“污蔑共产党健忘”
原因：他上课生动风趣，爱给学生讲笑话，有一次他讲了一个马大哈的故事，大意为一个马大哈喜欢钓鱼，只记得家门是街口的第三间门，有一次中途想起什么事情，回家，谁知他从街的另一个入口进去了，敲开第三间门，发现开门的竟然是个老太婆，他惊呼“老婆，我出去钓个鱼你就变这么老了？！”
“污蔑贫下中农不爱干净”
原因：也是他给学生讲的一个笑话，一个懒汉从来不洗澡洗碗，有一天有客人来，他被迫煮饭，可是煮了一整天还没熟，客人忍不住了，去厨房一看，那锅壁的污垢都有两寸。
“破坏森林罪”
原因：他有一天走在路边，不小心踩到一棵尺来高的小树苗，他就将之扶起来，但被人看见了。
“未婚先孕”
原因：无法解释原因，他60年结婚，第一个孩子63年才出生，妻子也没堕过胎。
“远征军忠实走狗”
原因：不用解释了。这一条被打在了横幅上，伴随他每一次批斗。不仅单独批斗，还要陪斗。斗省委书记的时候他陪斗，斗作家的时候他也陪斗。
1971年，被下放到名山县百丈镇廖场公社，劳动8年。
他一边抹泪一边给我们讲这段经历，就因为这段岁月，他从来不敢跟任何亲人提及自己抗日的经历，他的女儿也是前几天才知道。
杨宗廉。1924年4月8日出生于成都。88岁。
1944年10月背着家人，偷偷加入远征军宪兵独立第三营4连3排7班。主要担负保卫野战医院安全，调解伤兵之间和美国伤员以及医院之间矛盾。
自小数学天才，退伍后一直为学生补课教学，被当地人称之为“几何王”，平时教学不收钱，如孔子讲学般收点学生家多余的米、菜，现在仍然带了两个高中生。
现在的数学教学是毁人的！
杨老是三个老人中年龄最大的，年近90，但记忆特佳，谈吐惊人，思路清晰，声音洪亮。笔者惊叹，怪不得现在都有学生找他补数学。若要谈民国到现在数学教育之变，杨老绝对是真正的权威。
1944年，他在石室中学还有最后一学期，但12月份，他也背着家人偷偷参加了远征军，直到昆明才给家人写信。
杨宗廉所在的连队在当时被称之为最文雅、脾气最好、最有知识的部队，所以被调去保卫73医院、协调医院中伤员之间的矛盾。由于美国伤员、长官伤员的治疗和伙食都要比士兵好得多，特别是美国军官的伙食和治疗条件更是好得多。每次吃饭因为是大食堂，分配伙食，都能够看见，由此产生的矛盾很多。士兵脾气不好，经常借助双拐打架。连队任务就是劝解、保证医院正常。
1946年回国，他在石室中学补读完最后一学期之后，47年被分配到雅安教小学。他说自己很幸运，没有被划为右派，文革也没有被打倒。正当我们以为这段历史还是存在少有的公平时，他轻描淡写地讲了三个“笑话”。
反右快来临时，那一年的12月25日，学校“奉旨”进行年度总结，总结的内容其实是“反省”，第一个“反省”的就是他，他搜肠刮肚搜罗了一大堆自己的“不足”后，一位老师站起来，说：“你曾经泄露考试题，怎么不自我批评？”他半天没搞懂自己怎么泄露了，该老师说，有一次他班上的历史成绩考得好，肯定是油印试卷的杨宗廉泄露了。他后来才知道，他在办公室补写检讨的时候，正是当地一位官员的妻子来顶替他岗位的时候。于是他“滚蛋”。为什么这个时候一定要他滚蛋？因为1月1日教师会涨工资。后来的几十年还有两次类似的“滚蛋”。
他像讲笑话一样讲着这些沉重的苦难，唯有讲到我们的数学教学时表情凝重：“现在的数学教材非常乱。”
“学生的问题从课堂教材上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必须加很多辅助材料。”
“而且老师总是一开学就野马式教学，学生的时间都占满了，连个人卫生都没时间搞。每天从早上6、7点就开始，晚上12点才结束，一个很精壮的人也被搓成了石灰面。石灰面怎么可能蒸得出馒头呢？”
“然而加这么多辅助材料，耗费这么多时间，学生又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教材不系统，任何一个点都是小学一点，初中一点，高中一点，大学再一点，实际什么都不可能学透。现在小学都在学概率，这不要命么？”
“在我读书的上世纪20年代，我们的数学教材系统性就很强，每个知识都按部就班循序渐进，能很快学通。”
刘文轼：1927年4月出生于成都。85岁。四川军阀刘文辉的第11堂弟。
44年入缅作战，新一军新38师炮兵第三营九连书记员。
参加过45年正月15日密支那、新平阳最后一次发动对日寇的战役。战役结束后，听说部队要调去打内战，他不想参加内战，遂跟三个战友在向导带领下翻越野人山回昆明。
57年被划为右派，送到乐山的钢铁厂劳教，63年摘掉右派帽子。
刘文辉的堂弟：金戒指带他出野人山，也带他成右派
他是刘文辉的第11堂弟，曾是四川名副其实的纨绔子弟。即使参加远征军，他身上也揣着数枚金戒指。
他所属部队是炮兵营，都是跟在战斗部队后面布防，前线后面就是炮兵部队，炮兵部队可以看见前线，根据指挥向日本鬼子开炮。1944年9月在行进坐飞机到印度受训，然后分到炮兵营。45年正月15日密支那、新平阳最后一次发动对日寇的战役，他们的炮击声雷多都听得见。我们炮兵营跟随部队前进，八莫、南坎，在南坎炮兵营停止前进，战役结束了。战役结束后，听说部队要调去打内战，他和三个战友都不愿意再打内战，商量过后，就用身上的金戒指请了常年翻行野人山的当地人，请他们带路，回到昆明。辗转回到重庆，继续读书，在重庆参加地下党。
49年以后，在凭着当地下党的经历进入了成都的公安部门，本以为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血腥内斗了，谁知，1957年的一天，领导把他和另外几个人叫到一起单独开会，他当时就知道大概结局了。
果不其然，三大罪名临头：
一是和大地主刘文辉家族有关系。二是曾经参加过伪军“中国远征军”。第三，正是因为那个带他们出野人山的向导——那向导曾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即军统）”的工作人员。正所谓活也金戒指，罪也金戒指。
于是被划为右派，被派到四川著名的右派劳改农场——峨边劳改农场劳教，60年，被派往乐山某钢铁厂劳改。说是在钢铁厂，实际上就是在一个矿山拉矿车斗。
说到这里，他自嘲地笑了，“嘿嘿，在那里我还长胖了！”因为他干的是特殊工作，苦累而且有风险，于是每个月比别的犯人多分几斤粮食。
后记：当被问到他们现在最需要什么时，他们都说，只希望得到认可。来自关爱老兵网自制的抗日英雄勋章，他们无比珍视。“这盒子有没有地方能修好啊？”一个装勋章的盒子不小心摔坏了，老兵心疼地问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