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万香港市民包围政府总部，促撤中共洗脑国民教育。
两本让大陆人看来已经大量减轻了“宣教”、堪称“谦卑”的教育手册（@时报翔哥微博）在香港引起轩然大波。由几位中学生发起的“学民思潮”，9月8日在“占领市政府“的行动中达到高潮。十二万人“黑衣围城、不撤不休”。在罗湖口岸的这一边，能够“翻墙”看到未被屏蔽的新闻的大陆人，晒出他们从小到大所学的《政治》、《思想品德》、《马克思主义原理》，甚至是《历史》和《语文》教科书，没有一本不是比这两本教育手册“口味更重”的“洗脑”教材。
凡是在大陆上过学的孩子们，大约都记得这样的场景：老师在讲台上划着重点，头也不抬。多数的同学只顾沙沙地记，为了几乎等于“白送”的政治课分数；只有极少数的同学，会举手询问：为什么要背这些？这种“教育”到底有什么意义？在大陆的课堂上，前者是会得到奖励的“聪明孩子”，他们早早学会了适应规则；而后者是“一根筋”的“傻孩子”，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一堵厚重的“南墙”。
如果整个中国是这么一个课堂的话，大陆就是那个“聪明孩子”，香港则是那个“傻孩子”。在大陆推行无虞的“爱国主义教育”，到了香江，水土不服了。何解？有评论说，这种由政府推行的爱党与爱国不分的教育触碰到了港人的底线，即“自由选择”的权利；有评论说，香港，作为一个“避难所”，从1949年以来一直在吸收逃离大陆的人，因而他们对于“被控制”更为敏感，正如那幅流传很广的标语所言：“我们的上一代为了逃脱共产党的魔掌而来，不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再重回魔掌”；也有评论说，香港对于大陆的意义就在于“傻孩子”还保留着“说真话”的习惯；还有评论说，从小学到大学，大陆长达一万多课时的灌输培养出的是一批批心口不一、价值取向足以让人“精神分裂”而浑然不觉的投机分子。谁愿意与这种人生活在一处？
以上的解释各有道理。不过，据报道，曾经在大陆接受了多年“爱党爱国教育”，之后又到香港求学或工作的“大陆仔”更有热诚投入到反“国教”的运动中（相比于2003年的“反23条”和2010年的“反高铁”，反“国教”运动更让“大陆仔”有切肤之痛），这也足以说明并非隔着一道窄窄的口岸，人们就分不出“饭香”和“屎臭”，就不知道什么样的教育更适合孩子，那么，前面那个问题也可以表述为：为什么这样的“洗脑”教育可以在大陆推行而不受到抵制？
这才是一个真问题。如果我们把那个“教室”扩展到全球，就会发现，大陆这样的“聪明孩子”是少数，而香港这样的“傻孩子”才是常态。在台湾，“旺旺集团”老总蔡衍明购并媒体后，引起台湾新闻记者协会及学生团体的大规模抗议，认为旺中集团已被大陆的资金渗透，意在以资本优势打压台湾的言论自由空间；今年曾经喧嚣一时的美国拒绝为“孔子学院”老师发放签证的话题，也是因为“孔子学院”打着“文化交流”的旗帜，被一些美国大学的教师抗议会干扰“学术自由”，某些接受了“汉办”捐赠的美国大学曾经撤销了达赖喇嘛的访问就成为令人担忧的苗头；在安哥拉，最近举行的选举中反对按照“中国模式“来建设他们的国家也不乏其人。这些都是更多“傻孩子”们的反抗。
为什么只有在大陆，才会出现这样的景象？家长们拼命走后门、送红包、经过“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式的“小升初“竞争（注：指学生们小学毕业后，因为没有统一考试，完全要靠家长的人脉关系把孩子分到师资资源比较好的中学。），才能让自家孩子可以接受更标准和严格的“洗脑教育”，才能为学校的“升学率”添砖加瓦？
外界的观察者们有一套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在80年代末期，中国人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达成了一项“不成文的契约”。党从中国人的私人生活的控制中退出，中国人有了选择居住地、职业、和个人爱好的自由；党用尽一切方式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们的生活（尽管对不同的人而言改善幅度大有差异）；条件是，在公共场合，人们必须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这个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私下里，很多谈话都可以直言不讳；而在公共场合（当然也包括在课堂上），则不能挑战中共的意识形态。即使是微博这样的公共的虚拟空间也是如此，华东政法大学的教师张雪忠就因为发微博支持香港的“反国教”被剥夺了为本科生上课的权利，又因为发微博申明退党，账号被清空并禁言。
在大陆的课堂上所发生一切，也受这一“契约”的控制。顺从的“聪明孩子”及他们的家长，默许了这种交换的合法性。而在所有非大陆的地方，要达成这样的契约都几乎不可能。无论是在香港、台湾，还是非洲，即使有大笔的补贴或者是开放市场的诱惑，又或者动辄几百亿地大手笔撒钱，中共依然无法一手掌控那里的经济，也就没有了开出“契约”条件的实力。即使是对香港而言，与1997年相比，现在它对内地的贸易依存度已超过对美国、日本和欧盟的总和，以至于一出现类似的“意识形态”冲突，总有人会跳出来提醒港人，他们用的水和电，包括蔬菜和肉类都要大量从内地进口，好像这样一说，内地就卡住了香港的咽喉。不过，从50年代至70年代，香港与内地完全独立之时，就曾经以它的通商口岸的优势取得过长足的发展，也奠定了今日的“自由港”的基础。和大陆没有往来的日子里，港人从未吃不上饭；况且，当两个经济体相互依存时，由一方主动切断联络，回到“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这种“断腕”只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结果只有“两败俱伤”。因此，这种恐吓，既然不打算实施，也就没人拿它当真。
当然，这样的摩擦多了，按照中共执政者的逻辑，内地给香港允诺的一些利好政策可能会被收回，以示“违约”惩罚，这种威胁就好像领头参与“反国教”运动的香港艺人有可能被大陆封杀一样切实，这会造成损失，但依然达不到迫人放弃尊严和自由的程度。毕竟，那张“不成文的契约”上没有人签字，如果真的以签字为准的话，恐怕也不是所有人都会签。说到契约，真的签过的却是中共，说好的“五十年不变”呢？说好的“一国两制”呢？说好的“全民普选”呢？今天再去问问港人还有几人相信中共会信守承诺，恐怕“不信任”已经都写在了中环黑压压的人群的脸上。
回到大陆，是不是保证了经济发展+个人自由就可以一直保住中共的执政合法性？距离1978年越远，答案可能就越对中共不利。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内地八零和九零后的年轻人（在经过了那么多“洗脑“教育之后），仍然会成为大陆初露萌芽的非政府组织、女权运动、环保抗议和网络媒体上的“生力军”。这些没有饥荒和文革记忆的年轻人，不认为自己能够吃上饭和享受恋爱、旅游等个人自由是了不起的进步，毕竟在他们的生活中，这些是再正常不过的“天然“权利。他们希望实现自我价值；而在社会结构已经初步定型的今天，这种追求常常就会转向那些仍被看作是“禁区”的地方。曾有一位八零年代的社会思潮的“先锋”人物这样描述道：“九十年代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两个东西：利益加压力，或者叫胡萝卜加大棒。现在胡萝卜多一点，大棒是很清楚地放在那儿。但是我觉得现在胡萝卜已经被拿得差不多了，剩下的胡萝卜放在大棒旁边，你要不拿这些就没的可拿了，但你要不解决大棒的问题，你就别想拿到它。”这是多么吊诡的局面，那张契约能够成立的前提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从表面上来看，“聪明孩子”居然也有可能做出和“傻孩子”一样的“撞南墙”的举动。
在中共仍有“大棒伺候”的那些领域，比如和意识形态相关的文化、教育、出版、影视、网络等等，被各种“禁令”治得“青黄不接”，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都发育不良。围绕着胡萝卜打转又不被大棒打杀的空间越来越小，打“擦边球”的高手们也快被逼到了死角。举个例子来说，韩寒和郭敬明这样两个要靠文化吃饭的“聪明孩子”不约而同选择了“消费政治”的这一“险招”来博取关注度，这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铤而走险”还要保持“红”的状态已经很难；同时，中国继续做“世界代工工厂“的条件也在发生变化，新一代的年轻人越来越难以忍受枯燥重复、仅能换取温饱的工作，他们需要有更多的空间来展示个性，而这些终究会指向禁区，比如竞选和社运。
说到底，大陆能在八零年代末形成那样的“契约”，并非是因为中共找到了独一无二的“治国秘方”，仅仅是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在那个阶段的社会和国家力量的对比下，以经济和个人自由换取政治稳定的方案是双方各退一步之后，还可以接受的唯一答案。但在任何其他的时空场域，在社会力量不是那么薄弱的地方，在人民的起始条件不是那么可怜巴巴的状况下，这样的契约都无法达成。
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曾有过这样的辩论，是“香港会大陆化”，还是“大陆会香港化”？这场辩论的核心最后归结为这个问题，是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人们会放弃自由和尊严，还是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促进人们更热切地追求自由和尊严？如果不是只看眼前利益的话，选择了前者的“聪明孩子”未必真的聪明，而选择了后者的“傻孩子”也未必真的傻。
（原标题：水土不服的“国民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