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所以成为穷人，并不都是懒惰所致，疾病、意外、灾害……都有可能让人成为穷人。
政府救助穷人，从伦理上说，是对穷人遵守社会制度，遵守法律的补偿。从利益上，是为了维护富人和社会安全的需要，毫无疑问，当一个无法在社会上活下去的时候，他就会偷盗，会抢劫，甚至会去仇恨社会，会去杀人。富人当然就会成为目标，整个社会的治安都要为之付出代价。救助穷人其实就是救助自己。
上世纪初的美国，社会救助并不发达，偷盗抢劫报复社会的纵火犯罪严重影响美国治安，富人为了防范穷人黑人抢劫自己，纷纷住进安保森严的富人小区，但案件仍然居高不下——富人无法让自己和穷人完全割裂。直到美国政府加大社会救助，致力缩小贫富差距，美国的治安才一步步好转。
政府并不会创造财富，但政府可以用税收的钱，把社会财富进行再次分配，这就是我们整天喊着要改革的“收入分配制度”。“让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不仅是政府对全体人民的庄严承诺，更是缩小贫富差距，增加全体人民幸福指数的必由之路。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任何人都无法保证自己一生一帆风顺，自己子孙永享富贵，人人都有可能沦为穷人。电影《一九四二》中的老东家，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自己也会变成穷人。所以，建立穷人的基本救助保障制度，一定意义上也是给自己的未来安全系上保险。
政府有钱救助穷人吗？
我们的媒体热衷于呼吁社会各界捐款援助，热衷于报道自强不息的不给政府添麻烦“坚强者”，却鲜见强调政府责任。
在一个民主法制、尊重公民私权利的社会中，政府承担公民公平安全职责，并被授权支配公民税收财富。在此情况下，放着巨额的税款不用，强迫民众为慈善捐款，其实就是对民众财富的掠夺。抛开政府责任谈论社会救助，社会救助就无法真正落实。
当然，我们欢迎富人为慈善捐款，但一个个的新闻事件让我们看到，具有不确定性的捐款无法解决普遍的社会救助问题。社会救助必须依靠政府，这也是国际惯例。
“那么多穷人都让政府救助，政府哪有那么多的钱？”这是不少人常说的一句话。
基于有限救助思想，政府目前对于农村贫困人员的救助仅限于年收入2300元以下的人群，救助一般采用补差法，保障受助者每月平均收入192元，但在很多地方，粮食作物的收入也被计算到了平均收入中。很难想象，在当今经济社会中，包括吃饭人均192元如何保证正常生活，更不要说家人生病，孩子上学了。
所以，街头的乞丐，我们无法辨别真伪，因为确实有无法生活的穷人被迫带着孩子行乞街头。
政府真的无力承担救助吗？按照中国13亿人口，即便贫困人数有1.3亿，即使按照每人每年救助1万元计算，所需救助的总费用约为1.3万亿。而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所占比重仅为12.6%。而在国际上，中等国家社会平均占比达到15.7%，发达国家平均占比达到27.5%。
一边喊着没钱，一边盖着豪华办公楼，翻新着大马路，数字之下的巨大反差让民众感到难以理解。
政府救助会养懒汉吗？
每逢讨论政府加大救助的话题，总会响起“高福利养懒汉”之声。
但在目前中国，谈论此问题未免过于超前，暂且不说我们距离真正的高福利尚有多大差距，这种论调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持此论者的依据是“好逸恶劳是人之天性”，但不能忽略的是，追求更有品质和尊严的生活同样是人之天性，而这也是人与动物之间最大的差别。
更加有尊严的生活必然激发出公民更加蓬勃的创造力，也会刺激消费，让社会购买力大大提高。
现代社会科学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要避免高福利带来的副作用，任何一个国家的救助都是仅仅限于基本教育基本卫生和基本生活保障，而非提供高标准的社会生活。
比如在美国，社会救助标准仅限于满足正常人的生活，救助站内虽然干净卫生，冬暖夏凉，但床是硬铺，而且房间内没有厕所，想找厕所就必须去几十米外的公厕中。为防止被救助对象将发放的救助款用于赌博或者其他消费，他们用食品卷、洗澡票、超市购物卷代替现金，甚至3天一发放。
懒汉并非社会救助制度的产物，任何一个社会中都难以避免少数懒汉出现。此时，一个社会的包容必不可少，其实，流浪者也并非一无是处，世界名曲《二泉映月》就是流浪艺人阿炳创作的，日本天皇皇宫门口的流浪者常常会主动维护公共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