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球的运动，取决于十四亿人的能动作用的合力。没有一个人的作用是徒劳的。中国这个球的运动的方向和速度，取决于十四亿人的各种能动作用的总和，或者说，总矢量。十四亿人，有的起积极作用，有的起消极作用。合作是一种作用，不合作也是一种作用，用手、用脚，用口、用笔、用网络，投资、撤资，都能起作用。维权，维稳，是互相矛盾的作用。不作用也是一种作用，叫做惰性，──客观上帮助着起一种维持现状的作用。
“正邪”的法律含量及其纯度：合法=“正”，非法=“邪”。据此：要求中国共产党立即撤销政法委并宣布公检法穿一条裤子为非法；立即废除由宣传部检查书报的非法制度；立即废除与国家选举制度和国家公务员法相抵触的“党管干部”的制度……
一，十八大文件的矛盾
十八大结束了，一切都不在意料之外。
十八大公布的基调，有“亡党亡国”的盛世危言，也有“三个自信”的庄严篇章。中国的现状，包括崛起之类的大成就，和亡党亡国之类的大问题，都是现制度的产物。在谋求解决大问题的同时要求非坚持大制度不可，是矛盾的。
中共的大决议大文件历来是矛盾的集合体.许多法学家、社会学家、逻辑学家早就一再指出过这一点，这是容易理解的。中共文件中的这类矛盾，反映着它的历史和现实。它过去代表穷人，现在其中许多人已经遥遥领先，先富起来。它过去长期进行非法斗争，现在力图利用法律的工具。它必须团结党内左、中、右各种力量。对社会上的贫、富、贵、贱各色人等，它也必须分门别类发出统战号召。面对危机，需要务实；囿于积习，难免陶醉。文件中的矛盾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理性和非理性，以及列、斯、毛对马克思学说的误解和改造。文件中的某些矛盾可能出自政治上的考虑，包括它心里非常想做的事和嘴上不得不说的话，例如“里子”和“面子”之类的矛盾。要求党的文件没有矛盾是不切实际的，七大文件的主题，即新民主主义，就是矛盾的大集合体.八大文件如果没有大矛盾，也不会有毛刘矛盾和文化大革命了。
一九八七年的十三大文件，同样具有无法调和的矛盾，即所谓“两个基本点”。有人以为两个基本点是赵紫阳的观点，那是误解。两个基本点不属于赵，而属于邓。它的创造者和所有者都是邓小平，赵只是发现者和叙述者。起草十三大文件过程使我略知甘苦，也常常因此汗颜。我没有本领在文件中触动“四个坚持”，至多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虚化”，使它尽可能具有观赏性。
我也没有本领写清楚开放和改革，至多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实化”，讲些当时认为能够操作的事情。如果把十三大文件写成不是“两个”而是“一个”基本点，大概通不过，最后的结果有可能是另请高明，重起炉灶，那么也就不是大家已经看到过的十三大文件了。
二，面对矛盾，当然各取所需
矛盾客观地存在着，无所谓“好事”“坏事”。一种人是有义务服从领导的老百姓，一种人是有责任落实文件的干部，面对着大文件的大矛盾，两者都面临着“怎么办”的问题.出路何在？我看唯有选择。
选择就是各取其所需，绝对不是“各取其所不需”。难道方针政策也可以各取所需吗？可以的。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就是各取所需。邓小平就是只取他之所需的大师。他左右开弓，想左就左，想右就右，忽左忽右，出神入化。他时而用矛，时而用盾，拿出改革开放以缓解民众的不满，高举“四个坚持”以维护党的权力。前者还能使他得以超越比他资格更老的党内元老；后者还能使他得以废黜比自己更得民心的新领导人。最早发现并且指出邓小平一年左一年右的领导艺术的，是政治上极为敏感的邓力群先生。不过，邓小平未必一年选择一次。随时随地作选择，什么有利就选择什么，这是邓小平的选择。
赵紫阳学习邓小平。赵紫阳当然知道邓有两个基本点，但是，作为赵，远远不如邓小平灵活。赵只会把改革开放握在手里，天天落实；同时把四个坚持经常念在嘴上，常常读.赵只知道应该如此一以贯之。他没有学会翻云复雨。这也是选择──赵紫阳的选择。
邓小平和赵紫阳都在各取所需：邓的选择是唯我所欲。赵的选择是唯民是从。他们两位确实有区别，区别主要在此。
无论邓小平还是赵紫阳，他们的选择都很慎重，很沉重。
邓小平是党魁，是权力拥有者，他必须为权力而选择，为确保党的和自己的权力而选择。好比打桥牌，出什么牌啊？先出哪张后出哪张啊？一着不慎，全军复没，不容易啊！
赵紫阳不是党魁，只是一位工作者。为了民众，也为了执行党的文件，他必须工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集体通过的文件中明明存在着与法律相抵触的内容，这就迫使他选择：选合法，不选非法。在诸多合法的选项中，有的确实对民众有利，有的与其说有利于民众，不如说更有利于党和政府，这又迫使赵非选择不可──在选择中尽力保护民众的利益，唯民是从。如果不合法，站不住脚.如果不仔细体察民意，老百姓一定失望。
赵紫阳在几个重大问题上所作出的人所共知的选择，没有一次是轻松的。作为旁观者，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也许会谈谈我个人的一些观察，但那不在本文范围之内。
邓小平和赵紫阳是大人物。大人物面临选择，非大人物──普通老百姓和普通干部──何尝不然？当了个干部，例如薄熙来，你如果热衷于谋私，党的文件中的矛盾无疑能够经常帮助你的非法行为“合法”化，帮助你徇私枉法，营私舞弊。须知在文件内部固有的合法和非法的选项中选择非法，在私利和公益的选项中选择私利，那是容易得很的唻，薄熙来们就是如此这般快快活活地飞黄腾达起来的唻。
如果有志于在共和制度下做合格的公务工作者，或者自愿献身成为公共知识份子，那就当然对薄熙来之流的选择不屑一顾，转而采取全新的价值取向。这同样是重大选择，其意义，其沉重，未必亚于任何大人物的选择。
三，在各取所需中追求自由
讲到普通老百姓的选择，如在共和制度下，那是最轻松愉快的了。美国总统的任何一个选择总是艰难的，因为他必须时时刻刻仔仔细细和选民“对表”。而美国公民的选择则是自由的，甚至是随意的──想我之所念，做我之所愿，诉我之所求，哪一个美国老百姓会傻到去和总统“对表”或者“站队”？
我们中国人，没有美国公民的自由，却有服从党的领导和反对自由化的义务。能选择吗？能自由吗？
如果十八大文件是铁板一块，如果十八大文件全部都是和宪法及法律及公益相抵触的，就取缔了选择的可能。现在好就好在它是矛盾的集合体.大矛盾为大家提供着各取所需的大自由。
但违法是禁止的！文件谆谆训诫人民，并晓以“正路”“邪路”的大义，用心之苦，溢于言表。在明确了“正邪”的法律含量之后，公民和党都有权作出选择。
以我之见，“正邪”不应该具有《太上感应篇》的特征，它的法律含量及其纯度应该达到百分之一百。一句话，合法=“正”，非法=“邪”。我不是法律专家，更无权充当党的文件的解释者，但在诚恳欢迎社会贤达对我批驳的同时，我深信我的上述判断是驳不倒的。
因此，我自己的选择是：要求中国共产党立即撤销政法委并宣布公检法穿一条裤子为非法；立即废除由宣传部检查书报的非法制度；立即废除与国家选举制度和国家公务员法相抵触的“党管干部”的制度；立即撤销在国务院各部门中设立的党组，因为这些党组正在起着干预国务院总理依法领导其所属各部的作用。
一句话，作为公民，我要求共产党从此走正路，不再走非法的邪路。
我的上述要求以专文发表后，曾一度有大陆网络转载，感谢读者，立即得到了万人点击。但又迅速被删.删是不合法的。本文欢迎转载.如蒙依法不删，我一定会表示感谢.
总之，中国共产党想必有走正路的义务和责任。中国公民则人人都有走正路的自由。凡是合法的事情，只要自愿，人人可做，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大概是十八大文件的真谛，我认为。
四，中国是个运动或不动的球
几年前有本畅销书《他改变了中国》。他是老核心。一个人，再伟大，居然“改变了中国”？恐怕言过其实，靠不住。
中国是个球。这个球处在现实的三维空间中运动或不动。向左？向右？向前？向后？向上？向下？朝什么方向以什么速度运动？还是乾脆不动？谁有权力有智慧作得出这样或那样的规划？
中国球的运动，取决于十四亿人的能动作用的合力。
龚自珍有云，九州生气恃风雷。这风雷，就是十四亿人的能动作用。能动还是不能动，是不一样的。什么叫能动？十四亿人，在合法的道路上，各自本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各取所需，各说心里的话，各做自愿的事，就是能动。农民工，失业者，失去了土地和房屋的苦主，宗教信仰和民族自治权的维护者，现实的和历史的各种冤假错案的受害者，环境和生态的保护者，仗义执言的公共知识份子，反垄断者，无法按照同一规则进行公平竞争的人，包括投资者、经营者、管理者，一直到法官和其他一切有执法之责的公务员，只要人人维护自己的权益，人人都是推动中国的能动的有生力量。毛泽东、薄熙来们，伤天害理的无法无天者，腐败者们，他们也是能动的有生力量，也在起作用。十四亿人，有的起积极作用，有的起消极作用。合作是一种作用，不合作也是一种作用，用手、用脚，用口、用笔、用网络，投资、撤资，都能起作用。维权，维稳，是互相矛盾的作用。不作用也是一种作用，叫做惰性，──客观上帮助着起一种维持现状的作用。
没有一个人的作用是徒劳的。中国这个球的运动的方向和速度，取决于十四亿人的各种能动作用的总和，或者说，总矢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