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讲的今天讲的是我正在做的一项研究中的一章，这项研究是《学问风雨五十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历史变迁》。目的是通过对经济所所史的梳理来考察60年来中国的经济思想史，进而再现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史。经济所只是我研究的案例和平台。
大家知道，集体化改变了我们的生产方式，而公共食堂又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一段我们是如何走过来的，发生了哪些事件和问题，现在回过头来认真反思一下是很有意义的。这一章书写了两万五千字，讲了十个问题。一个半小时也不可能都讲，我就把大致的意思和大家聊一聊。
第一个问题就是公共食堂是怎样搞起来的。食堂的出现最早是在农业合作化的时候，有些地方开始搞了一些农忙的临时食堂，最有名的是湖北省京山县的八一社搞的食堂。那是自发搞起来的，只限于农忙，户数也很少，所以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到了1958年，大搞兴修水利、大炼钢铁运动，6千万人上山，农村发生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从我现在查到的历史文献来看，共产党内最早讲这个事情的是刘少奇。刘少奇在1958年6月14日找妇联谈话，提出要办托儿所、幼儿园、公共食堂，生活要社会化，这大概是共产党内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
毛泽东最早接触这个问题是1958年7月份，是京山县粮食局就八一社的公共食堂写了一个调查报告，讲了办食堂的几点好处，报了上去，给毛泽东看到了。毛泽东就把它批给陈伯达，要陈伯达在《红旗》杂志上发表。8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上就发表了。现在看到的材料，这是毛泽东最早接触到食堂问题。到8月份，毛泽东视察徐水、安国、山东等地，大讲生活集体化、行动军事化，提倡办公共食堂。说什么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8月18日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大谈粮食供给制和吃饭不要钱，他说，“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这样，一下子就把公共食堂和共产主义划上了等号。
这以后，毛泽东又讲过多次，我们没有时间，不具体说了。毛泽东讲了之后，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办好公共食堂的社论，认为办好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大事，是巩固人民公社的一个关键。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再论办好公共食堂》的社论。毛泽东的话就是党的话，《人民日报》社论就是党的号召。这样，办公共食堂就成了一场所谓群众运动。而且有意思的是，《人民日报》在《再论办好公共食堂》里面有一句话，说江苏有一句很好的口号，叫“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各个地方公共食堂不仅普遍办起来了，吃饭不要钱，而且还要“放开肚皮吃饭”。到了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就决定要大办食堂。于是食堂就遍地开花。到1958年10月底有一个统计，全国共办起公共食堂265万个，这265万个还有一个更进一步的分类统计，就是这里面多少是吃饭不要钱的，多少是吃饭、穿衣不要钱的，多少是生、老、病、死等全部不要钱的，各占多大比例。如实行粮食供给制（吃饭不要钱）的842个，占21%；实行伙食供给制（吃饭、吃菜不要钱）的2151个，占61.3%……
可见，公共食堂是是在毛泽东和共产党号召、动员和命令下搞起来的。我之所以讲这个问题，就是因为经济所当时写了一个调查报告《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人称《食堂报告》。这个报告是怎么写出来来的呢？就是涉及到孙冶方如何办所的问题。
1957年下半年，孙冶方被派到经济所来当代理所长，实际上是1957底到1958初到经济所主事。在上任主事之前，他给中央打了个报告，并经国务院和中央书记处批准，经济所实行国家计委和科学院双重领导，报告提出经济所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是不能关起门来读书，要接触实际，提出经济所要下去蹲点，搞一个工厂、一个公社、一个商店，去同吃、同住、同劳动，并进行调查研究。这样，到1958年10月10日，经济所派出第一个工作组，叫做“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工作组”。经济所把它当作 “实验田”，中宣部科学处把它当作“气象站”。为什么是“气象站”呢？就是以这个点来观察农村的气候、基层的状况。所以当时经济所和中宣部都对工作组高度重视，寄予厚望。
工作组到了农村以后，从县、公社、大队到生产队，派下去的人都兼副职，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就在食堂里面吃饭，而且一起开会，对基层情况非常了解。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59年的4月13日，工作组提出第一个调查报告，由王绍飞执笔写的。报告讲了四个问题，一是分配问题。公社化以来，分配给农民的钱很少，群众对1959年的分配产生怀疑，害怕秋后不按劳分配。第二个是生产指标问题，上面分配的产量指标与实际太远，基层的干部和群众认为这是空想，是吹牛。还有一个是粮食问题，说目前粮食比较紧张，不少卖余粮的地方，一日三餐吃稀饭，难以支持劳动。第四就是大集体、小自由兼顾的问题。公社和管理区，与生产队的权限问题。公社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管理区现在手伸得太长，生产队没有小自由。报告送上去以后，被毛泽东看到了。当时工作组组长通过什么人送的，我现在没有查清楚。毛泽东看到报告以后，立即指示登在《党内通讯》上。毛泽东批示，把这个报告从最高层一直发到生产队，认为这个报告提出的问题不是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当时他开始纠共产风，这个报告对推动纠正共产风起了一定作用。要利用这个报告，贯彻这个报告，并且要急忙忙要杨尚昆以电报式发出去，然后才传给中央的刘、邓这些人。这是第一个报告。
第一个报告由于受到毛泽东的表扬，鼓励了调查组的积极性。当时正是生产上大放卫星时候，调查组也要放卫星。于是就问还有什么可以报告的。大家研究以后就决定食堂问题。所以食堂问题就成了第二个报告。报告的具体内容我们不再讲，就是报告写出来以后，为了核实情况，工作组进行了重新调查，还同县委书记进行了座谈。5月10日完成报告，工作组组长董谦拿回经济所，在经济所的中心小组会上讨论。讨论完了以后上报到中宣部和院部。报到中宣部以后，中宣部把这个报告发表在中宣部的《宣教动态》1959年第36期上。毛泽东是从《宣教动态》上看到这个报告的。报告的名字叫《关于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报告有七条主要内容。
第一个问题食堂和妇女劳动力的解放。认为没解放妇女劳动力。因为办食堂以前劳动的现在还参加劳动，办食堂以前不参加劳动的现在还不参加。妇女早上起来以后三件事，喂猪、做饭、看娃娃。不仅如此，办了食堂，还要集中一些人去做饭，还要占用一劳动力。因此，食堂没有解放妇女劳动力。
第二是食堂和粮食问题。认为没有节约粮食，为什么呢？过去农民在家吃，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干重活的人吃稀，干重活的人吃干，而且还有蔬菜搭配。现在到了食堂吃饭，干稀不分，轻重不分，打回的饭都要吃完，浪费了粮食。
第三个问题是食堂与肥料。说食堂没有泔水了，农户不养猪了，没有肥料了。
第四个问题是食堂与燃料。在家里，柴草都可以烧，食堂里面烧煤。不仅这样，到了冬天，北方还要烧炕，所以浪费了燃料。
第五个问题是食堂和设备，就是食堂占用了老百姓的房子，有的有的还没有给钱。
第六个问题是食堂与生活集体化。不管距食堂远近、不分老小病弱，一律到食堂吃饭。所以只有大集体，没有小自由。
第七个问题就是食堂管理问题。食堂管理出了很多问题。
从《食堂报告》的内容来看，这两个报告的思路是一样的，政治倾向也是一样的，但其命运却完全相反。报告最后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不要强求一律，可以不搞经常性的公共食堂，化整为零，把粮食尽量分到户里去。“最好以互助形式出现，用小食堂代替大食堂，化大为小，一般一个食堂不超过十户或一个小队为宜”，并且强调完全自愿。
报告在《宣教动态》发表的时候，编者对内容没有任何改动，只是把标题改了，用报告里面的话，把标题从一个中性标题改成一个倾向性明确的标题——《农村食堂究竟有无优越性》，第一个小标题改成《食堂化并没有解释妇女劳动力》，第二个改成“浪费粮食”，第三个“影响社员不能养猪积肥”。这些都是报告里面的话，没有加任何东西，就是把中性标题改成倾向性非常明显确标题。毛泽东看到报告以后，上了庐山，事情发生了变化。
庐山会议开始前，说是开神仙会，7月23日前大家还可以讲各种各样的话，就是在食堂问题上也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其中讲得最明确的、认为食堂有问题的就是朱德总司令。朱总司令说，“要认识农民还有私有者这一面。对农民私有制要看得重些。办公共食堂，对生产有利，但消费吃亏。供给制是共产制，工人还得发工资，农民就那么愿意共产吗？食堂自负盈亏，公家吃总亏，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全垮掉也不见得是坏事。家庭制度应巩固起来，否则，有钱就花光。原则上应回到家庭过日子。如不退回家庭，粮食够不够？食堂要吃饭、吃好，人心才能稳定”。认为食堂有问题的还有周小舟、周惠等。而拥护食堂的也大有人在，柯庆施、李井泉、吴芝圃、贺龙等。
这是23号以前的，关键是这之后的。也很难说，到底是毛泽东引蛇出洞，还是彭德怀写了意见书，毛泽东感到了威胁，再加上下面人的撺掇，左的声音占了上风。其实，彭德怀的意见书里面谈食堂问题还很简单。到是张闻天在21日的发言讲了一大段食堂问题，认为“放开肚皮吃饭”有问题，与其搞供给制，不如搞社会保险。张闻天讲得还是很有道理的。毛泽东认为彭德怀和张闻天又护在一起了。因为历史上会理会议时毛泽东就曾经错误地怀疑彭德怀和张闻天，所以毛泽东发难，于是就把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7月23日的大会毛泽东批判彭德怀，在批彭德怀的过程中间，就把这个《食堂报告》抛出来一起批。
下面是毛泽东在7月23日的会上批《食堂报告》的两段讲话。一段话是，一亿几千万人“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
一段话是：“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必。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能保持l/3，我就满意了。我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11个县），90%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1/3人口对5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这篇是我推荐的。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并不是公社发明的，是合作社发明的。湖北有个京山县，京山县有一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就办了个食堂。河北1956年就有办的，1958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包括粮食油盐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如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这样可以节省劳力，还可以节省物资，节省粮食。我跟你们谈，你们说可以嘛。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那个宋玉的办法，写《登徒子好色赋》（接着就讲这个故事的原委）。我讲食堂，走了题了。科学院的调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哪能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
总之，是讲了一大段，赞成食堂，批经济所的报告是右派。这一下子天塌了。不仅如此，从7月23日到庐山会议结束，毛泽东做了一系列的批示和讲话，批判反对办食堂的人，而且还用孙中山的话，说食堂是“合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浩浩荡荡。安徽省报人汔委书记曾希圣一个材料，说安徽省副省长张恺帆把无为县的食堂解散了，毛泽东指示咬牙切齿，一下子把张恺帆打成“钻进共产党的反革命”。总之，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有一系列的指示，来继续推食堂。这是庐山会议这一段。
接下来，因为毛泽东讲了，说经济所出了个右派，于是庐山会议以后，经济所就整《食堂报告》。而且大家知道，庐山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人民日报发了一个社论——《公共食堂前途无量》，逐条不点名地系统批判经济所的《食堂报告》，甚至把这些人和帝国主义反动派放在一起。经济所也不甘落后，把《食堂报告》印出来，全所批判。工作组组长董谦是党员，因为反右倾是整党内，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经济所和科学院进行批判，《食堂报告》起草人经君健是一位党外人士，被打成中右。经济所派出第二批调查组，重新调查，写了一个调查报告，叫做《公共食堂万岁》来批驳《食堂报告》，不仅如此，后来还重新去调查、核实那些材料，搞了一个关于食堂的报告，发在后来的《宣教动态》上。这是经济所就这个事情闹腾了番。
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来继续推动搞食堂。1959年的冬天，有些食堂就没有粮食吃了，人就浮肿了，开始饿死人了。但毛泽东不管这些情况，继续推动办食堂。1960年1月，统计局报了一个材料，说全国办食堂的情况，毛泽东批示，很好，要各个方面去看。接着，贵州、河南写了两个关于食堂的报告，说公共食堂成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成为共产主义的阵地。毛泽东说这是科学的总结，要求全国仿行。河南的报告说，吃食堂的人大概是百分之八十几是一类食堂，百分之十几是二类食堂，只有百分之三点几是三类食堂。毛泽东就批示，报告很好，要求当年开两次大会，讨论这个问题，全国来照办。在1960年，毛泽东批示了很多这样的东西。
事实上，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大量饿死人的事情。大概到了四、五月份，毛泽东感受到一些压力，宣布要与人民同甘共苦，说他不吃肉了。后来到了1960年10月份，问题相当严重了，信阳报告已经摆在他的桌面上了。信阳自己说死了50多万左右 ，我这里看到的数据，河南省委在1960年11月1日关于信阳事件的检讨中承认的：“据今年10月份统计，信阳全区去冬今春死亡549171人，占全区总人口840万人的6.54%。”中央调查组的数字是饿死了105万人，有好多村整个村死光，而且人吃人的情况到处发生。这样严重的情况已经摆到毛泽东的桌面上了，但是毛泽东没有去检查政策的指导思想有什么问题，而把板子打在基层干部身上，认为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富、反、坏、右当权，所以那个地方就把底下的干部整掉了一批。
饿死人的事情，大家一是可以看顾准日记，因为他当时在河南商城劳改，所以他看到了死人，听到了当年在一起的人说家里死人的状况，也听到了人吃人的情况；还有一个大家去看杨继绳写的《墓碑》，《墓碑》写的是当年全国饿死人的状况。那么当年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好几个数据，一个是原统计局局长李成瑞承认的2，000万，现在有说3，000万的，有说4，000万的。总之，在和平时期死了这么多人，甚至解放战争也没有死这么多人。你想一想，和平时期死了这么多人，这是犯罪。
食堂已经没有饭吃，饿死人不断增加，很多地方的食堂就自己散伙了。毛泽东早也知道事情的真相。到了1961年初，毛泽东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了，才想办法解决问题。他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要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三人各带一个调查组，每组6个人，连组长7个人，由他们3个人负责，分别到浙江、湖南、广东三个地方去进行调查。调查之后，去广东和毛泽东汇合，向他汇报。
田家英到浙江嘉兴调查之后，得到的结论是“五风”很严重，社员对公共食堂普遍不满，不愿意吃食堂。同一天，毛泽东也听到了关于食堂的问题。林乎加、江华等人也报告，他说，“食堂划小为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要多样化，有长期食堂，有农忙食堂，也有自己烧饭。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的要求。”这才在食堂问题上开了一个小口子。胡乔木调查组是到了一个好的生产队，结果汇报的情况和田家英汇报不一样，食堂也不是那样糟。问题的转机是在胡乔木第二次调查回来，他说，传达60条的时候，老百姓最满意的就是60条的一句话，食堂可以自愿。胡乔木第二次调查的结果是，韶山公社原来是有80、90个食堂，现在已经散了50个了，很可能还要进一步散伙。他的结论是食堂还是解散为好，越早越好。这是胡乔木的第二次的汇报。
1961年3月7日，毛泽东和王任重谈食堂问题，尽管讲了食堂的很多问题，因为他早已看到底下反映的情况。广东一个生产大队队长写了一个东西，列了食堂的四大罪状，毛泽东不仅没有批评，还用了他的材料，也认为食堂没有节约粮食，甚至王任重说食堂没有柴，把修的水坝和建的房子都拆掉烧柴了。毛泽东一方面说这样做绝不允许，另一方面又说，办食堂这个方向我们还是要坚持的。
到了4月9日，胡乔木把他第二次调查的结果写了四个报告，重点是公共食堂问题。毛泽东才让邓小平把这个报告作为中央文件发下去。到了5月份，北京中央工作会议正式决定取消食堂，办不办食堂完全自愿。这样，公共食堂问题才划上了一个句号，食堂解散水到渠成。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首先是郁文主持科学院的会议，说我们这儿也有一件事情，就是董谦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泽东和刘少奇指示平反。解散食堂以后，经济所给《食堂报告》的平反届提上日程。原来批判《食堂报告》的《公共食堂万岁》登在《经济学动态》的前身——《经济通讯》上。1962年第10期封底上发了一个公告式的文字，向《公共食堂》作者董谦来道歉，承认它以前把《公共食堂》打成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报告是错误的。
公共食堂是一个重要事件，现在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记述也不少。但其中有很多错误。既然治史，我觉得还是需要真实，真人、真事、真心，需要把事情弄清楚。我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发现，有三个重要的错误。
一个是错的是李锐。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确实把庐山会议记录得很好，但是在《公共食堂始末》的文章里记述有误。错在什么地方？由于经济所昌黎工作组有两个报告，他也不知道，他把两个报告当成一个报告。所以他的文章里说，经济所的食堂报告，毛泽东很重视，实际上是把第一个报告当成第二个报告。这是一。
第二个错的是王任重。王任重在改革开放以后当中宣部长的时候，写了一篇纪念毛泽东的文章，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说毛泽东是实事求是的典范，讲的就是毛泽东给食堂报告平反的问题。讲到毛泽东怎样与他谈论公共食堂问题，他怎么讲，毛泽东怎么讲。毛泽东与王任重谈食堂问题有两次，一次是1961年3月7日，一次是4月3日。据《毛泽东传》讲，4月3日谈了公共食堂和供给制问题，但没有留下记录，具体谈什么不知道。3月7日的谈话有详细的记录，《毛泽东传》把它公布出来了。问题在于，王任重的文章问题很大，他把基本的事实歪曲了。比如毛泽东当时已经知道食堂的问题，讲了食堂的很多问题。当时王任重看着毛泽东的眼色，顺着毛泽东的话说的，因为毛泽东说办食堂这个方向还要坚持的，他根本不可能去讲超出毛泽东的话。在这篇文章里，王任重把毛泽东讲食堂不好的话都安在他自己的头上，都是他说的。我觉得这大概是人性的缺陷，隐恶扬善，只讲好的，不讲坏的，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出来，讲实事求是也不实事求是。这是其二。
第三个错是《毛泽东传》，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逄先知、金冲及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厚厚两大本，其中关于公共食堂问题的记述也有错误。错在什么地方呢？就错在为公共食堂平反的问题上。因为1961年初毛泽东和王任重两次谈食堂问题，而逄先知和董谦的关系很好。董谦的《食堂报告》被批判以后，他曾经给逄先知说过，说你以后要写历史，希望这一段历史能够秉公来写。逄先知就科学院为董谦平反一事，在《毛泽东传》中专门写了一个注释，写了给食堂报告平反的事情。他查阅了科学院的档案，按档案资料写了这件事。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把王任重的日记拿出来，又讲了这个事情。但是日记里记载，毛泽东和他第二次谈话是1964年4月2日，毛泽东和他谈到给食堂报告平反。《毛泽东传》里面有一个注释专门写道，根据王任重的日记，1964年毛泽东提出给食堂报告平反。我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你想一想，1961年食堂问题就解决了，1962年食堂报告就平反了，毛泽东不可能到1964年再讲这件让他丢面子的事情，根本不可能。为此我给逄先知打了几次电话。开始他也不同意，说他要去查一查，我认为肯定是错误的。1964年食堂问题早解决了，毛泽东会把这个不光彩的事情翻再老帐？根本不可能。最后，逄先知才认为可能错了。以后再版的时候再改正过来。
这是关于这个事情记述的几种错误。我认为，公共食堂问题的确很值得反思。现在问题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并没有认真反思这件事。你可以看到，不管是《毛泽东传》也好，还是薄一波的回顾也好，还有就是党内的一些文件也好，关于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这些问题都没有认真的反思，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不还认为这是错误的，也不知道错在何处。
我确实认为，毛泽东关于“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是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典型，它造成的危害确实是相当大的。你想一想，毛泽东把公共食堂这一具体事物，从理论上加以提炼概括，无限夸大，从地上抬到天上，看成共产主义的新生事物，同时利用共产党强大的组织资源和国家政权的动员能力，在中国农村强制推行，以至于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吃了食堂。食堂报告不合毛泽东的胃口，于是龙颜大怒，大加批判，严厉整肃。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真是值得反思。
我反思了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货色？就是他的所谓公共食堂的共产主义性质问题。因为毛泽东明确讲，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那么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在这个地方用了哈耶克书中的一句话，我觉得讲得非常深刻，咱们老百姓几千年来确实在生存线上挣扎，所以吃饱、穿暖就成为最大的愿望。也许从主观上来说，毛泽东大办食堂也许是要农民吃饱、穿暖，过上所谓共产主义的生活，然而结果却事与愿违，是普遍的饥饿，大规模的死亡。所以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二章的题记引用F. Hoelderlin的一句话，真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把人间变成地狱的人，正是那些想把人间造成他所想象的天堂的人”。大家想想，公共食堂这件事，毛泽东就办了这件事情，他要建立他所想象的人间天堂，实际上把人们打入了地狱，以至饿死了几千万人。
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货色？我们还可以看看毛泽东怎么说。毛泽东在1958年12月的八届六中全会上对《张鲁传》的五斗米教做过评注，正好暴露了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是什么货色。他写道，“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的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张鲁在行人来往的大道上设饭铺施舍，毛泽东说这是开了我们公共食堂的先河。也许是觉得过于露骨，后来毛泽东又写了第二个批注，把与公共食堂、人民公社相联系的话都去掉了。正好暴露了他的真正想法。所以我觉得，毛泽东关于公共食堂就是等于共产主义，等于社会主义，完全是农民共产主义的乌托邦。
经君健指出“中国古代小农经济下的农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均贫富是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最大愿望，而供给制和吃饭不要钱，正是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农民的愿望。不过，张鲁‘义舍’中的免费餐是给行路人准备的，好像没有命令村子里的所有农民全去吃白食；毛泽东的公共食堂超过张鲁者多矣”。正如李锐所说，毛泽东“引《张鲁传》五斗米道的材料，来说明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等等，以为三国时的农民起义的纲领就有了社会主义作风；同时也就让小农经济的农民理想乌托邦，进入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家看，这就是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其实和赫鲁晓夫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是五十步笑百步，没有什么区别。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关于个人自由和权利问题，就是毛泽东怎样实现他的共产主义。
我们知道，吃饭是一个属于个人生活领域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吃，吃什么，怎么吃，都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农忙时的食堂是个别和偶然的现象，就是个别和偶然的现象也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咱们工作、机关的食堂也是可以吃，可以不吃，没有人强迫你非吃不可。但是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概念里面，是不承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也没有什么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分，一切都可以集中起来公共决策。公共食堂就是这种集权专制统治的一个必然产物。
对毛泽东来说，共产党首先要消灭私有制，剥夺个人财产，首先剥夺了地主、富家，没收了官僚资本，接着搞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搞了公私合营，后来取消了定息，实现了国有化，再就是农业合作化，从合作化到公社肥，从有限的公有制，到无限的公有制。因为初级社时土地还可以分红，到了高级社，全归了大堆，到了人民公社，你的也是你的，我的也是你的，刮起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生产队共社员的产，大队共小队的产，公社共大队的产，县里也共公社的产。先共土地和生产资料，后共生活资料。当时毛泽东曾经讲过，现在鸡鸭、树木暂时还是自己的，将来也要归公。这就是说，进一步连鸡鸭、树木等都要归公了。
生产资料归公，生产活动是公共决策，办公共食堂，吃饭也要公共决策。这就是说，连吃饭这样的事情个人也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了，这等于他已经把你的脖子掐住了。所以，公共食堂是彻底剥夺了个人的经济自由权利，这是集权专制的严重一步。为什么会饿死那么多人，关键就在于专制统治剥夺了个人的自由权利，公共食堂没有粮食吃的，人们吃树皮、吃草根，树皮、草根吃完了，就人吃人。有人要出去逃荒要饭，河南信阳等很多地方不准出去讨饭，要出去讨饭得公社批准，要有公社的介绍信。宁可饿死都不能出去讨饭，这是一个什么世道，这是一种什么制度？我在文章里用了这样一句话，这是“普遍的农奴制”。你想想，农奴是拿着铁锁拴着的，我们现在是没拿铁锁拴，但是把你的粮食拿走，等于用一个无形的铁锁把你拴住了，对不对？当然，这个话讲得最早的是董辅礽，当时他是经济所的副所长。80年代初接待外宾，谈起人民公社，董辅礽就说是农奴制。吓得翻译不敢翻，就问他怎样翻译。他说你照直翻译。他是最早讲这个话的。实际上也确实如此，通过剥夺个人的自由去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共产主义是什么东西，我想大家就非常清楚了。这是我想讲的第二个要反思的东西。其实，顾准也讲了一句话，“以革命的理想主义之名，行专制主义之实”。确实是这个样子。
第三个需要反思的是，这件事情表现出来的共产党的治理方式和最高决策人的行为方式。
庐山会议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内部结构和毛泽东的处事风格。如果说，中国当代社会还保留着皇权专制的基本特征，那么，庐山会议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知道，过去皇帝在朝堂上责罚大臣，还有人出来替他说话，为他讲情。那些谏官有的确实还出来做这个事情。但是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把国防部长、共和国元帅等一大批高级干部，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打成反党集团。而庐山会议从7月23日以后，一边倒，所有的人都害怕同彭、黄、张、周划不清界线，唯恐批判的调子不高，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给彭、黄、张、周讲情，包括刘少奇、周恩来，周恩来批判得也很厉害。
你想想，经济所的食堂报告大不了几个学者写的东西，用得着到庐山会议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吗？你不听就算了嘛，为什么要打翻在地，必置死地而后安？真是地动山摇，狂风暴雨。我认为，庐山会议上演的这一幕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很明显，1958年的大跃进、公社化，是毛泽东头脑发热，制造了这场灾难。如果说当时是想把经济搞得快一点，但是没有经验，好心办了坏事，损失和破坏都很大，还有情可原。因为全国上下都响应，中央也没有任何人反对，就是证明，也可以从毛泽东最先发现了“共产风”并加以纠正得到解释。我们也可以理解这一点。但是，到了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提出批评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大逆不道，就不能容忍，《食堂报告》也成为“山上山下、会内会外配合彭德怀向党猖狂进攻”，也必置之死地而后快。我觉得这个时候，除了毛泽东的权势、地位、面子以外，恐怕没有其它解释。
现在很多文献材料，包括我刚才提到的材料，仍然以好心办坏事论之，对吗？至于为了维护党的团结云云，不仅显得过分苍白无力，而且极具辩护和说教的性质。难道毛泽东的权威高于人民的利益，党的所谓团结大于民族的命运。我觉得，这样的解释说不过去。茅于轼曾说，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而且是有七情六欲的人，人性中的优点和缺点他都具备，只是由于我们身处一个造神的环境和大搞造神运动，他才成了神。尽管民主革命时期，由于多次挫折，他比较谨慎，比较理智，对形势的分析和判断相对正确，共产党的高层还能相互制衡，协商共事，因而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占了上风。但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地位和情况完全改变，他就骄傲起来，唯我独尊，个人崇拜，共产党内部和高层也都唯毛泽东之命是从。1958年的大跃进是他首先头脑发热，不懂装懂，其他人也都跟着盲动，结果捅了个大漏子。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提出批评，毛泽东不仅不是从善如流，予以接受和采纳，反而心生怀疑，复仇之心顿起，把彭德怀等打翻在地。这就说明，毛泽东不仅是人，而且是权力欲和报复心很重的人，难道不应该请下神坛，还他一个本来的面目吗？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讲一下关于调查研究的问题。因为毛泽东公共食堂解散，给《食堂报告》平反是在调查研究的名义下完成的。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来讨论。根据史料，毛泽东1961年提出调查研究的时候，他对食堂的问题，对食堂饿死人的情况，对老百姓对食堂的反应，已经一清二楚，因为河南省委关于信阳问题的检讨，中央的调查组对信阳饿死人的调查，各地饿死人情况的反映，已经清清楚楚了。1960年11月份，信阳的报告已经放在他桌面上了。他不清楚吗？他自己在谈话中多次讲到食堂的问题。但是，在这个时候，还要调查研究？目的是要通过调查研究来说服全党。用得着吗？与其说是为了说服全党，不如说是毛泽东要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因为，问题很清楚。
既然要大搞调查研究，当初搞食堂的时候为什么不调查研究？既然是调查研究，《食堂报告》就是最好的调查研究，为什么不听信，不采纳，还要批判？而贵州省委、河南省委关于公共食堂的报告，假话连篇，谎报军情，为什么要采信，为什么要推广和仿行？我认为，对于领导人来说，重要的恐怕不是个人去做调查研究，而是你对别人的调查研究采取什么态度，特别是对那些与自己的意见不致的调查研究怎样看待，怎么处理。很清楚，毛泽东对那些看着他的眼色做的所谓调查研究，极力赞赏，大加推广，要全国仿行、照办，而对于和他意见不一样的调查报告，如《食堂报告》，一棍子打死。要知道，《食堂报告》是最好的调查研究，调查组有15个人，整天和农民混在一起，他们最了解基层情况，最懂得农民的心理。但是，这样的调查研究不合毛泽东的口味，触犯了龙颜，所以毛泽东大怒。所以问题不是调查研究必要不必要，问题在于怎样做调查研究，怎样对待调查研究，特别是作为领导者，对别人的调查研究到底采取怎样的态度。
《食堂报告》不过是几个学者的意见，居然成为政治斗争漩涡中间一个不大不小的浪花，这确实不是一件幸事，而是一个悲哀，一个无奈。它充分说明，在集权政治下，学术研究不过是政治棋盘上的一个小棋子，毫无任何独立性可言。对于这样一个小小的报告，从毛泽东到《人民日报》，从中国科学院到经济研究所，居然花了那么大的精力口诛笔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最后证明自己完全错了，仅仅就事论事地撤销处分就算了事，事情有这样简单吗？不好好反思，我觉得还会重蹈覆辙。
所以，我的一个想法，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关键是错了怎么办。如果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和无知，不认错，不反思，不悔改，不救赎，那么，它还会有多少希望呢？如果不承认土改、合作化和公社化错了，能够真正保护产权吗？如果不承认“反右”错了，能够真正保护人权吗？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可以反思，事物有其必然性，历史也有其连续性。如果庐山会议不是反右，而是继续反“左”；如果庐山会议后，再次纠正人民公社化和“共产风”的错误时，承认批判彭、黄、张、周错了，批判《食堂报告》错了，早一点解散公共食堂，三年灾荒和经济危机能那么严重吗？饿死人能有那么多吗？能有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吗？三年灾荒和饿死几千万人的事情至少可以大大减轻。其实，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不过是庐山会议在全国范围内的重演。直到现在，执政党仍然不能直面这些事情，类似的错误只能一再重演。
我之所以讲这个问题，是想做一点反思，进而形成一点自觉。历史上走过的路，如果不反思，还会继续走，那样，损失就会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