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文章锦绣，为人却耿介切直，放达不羁，以至树敌无数，屡遭同僚诟病和围攻。对他才华非常欣赏的宋仁宗曾惋惜道：“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他的老师晏殊甚至对人说：“吾重修文章，不重它为人”。可见，欧阳修在做人上的确有过于刚直的一面，刻薄有加，宽容不足。但这样一个对同僚刻薄的人，对有真才实学的后生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大度，极尽赞美，竭力推荐，使一大批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名垂后世，堪称千古伯乐。
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当时还不名一文的曾巩，向文坛泰斗欧阳修写了一封自荐信，并献《时务策》，展示自己的才情，表达自己的政见。欧阳修读了曾巩的文章，赏识不已，他在回信中说：“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充分肯定了曾巩文章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不过，曾巩虽然才气过人，但因其擅长古文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一直埋没于草莽而无声无息。为此，欧阳修特撰《送曾巩秀才序》，为其叫屈，为其扬名，又把曾巩纳入门下，当成最堪造就的学生，悉心教导，还盛赞曾巩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在欧阳修的培养和帮助下，曾巩于嘉祐二年（1057年）高中进士，从此一鸣天下知。
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之所以能够成就如日中天的文名，也得益于欧阳修这位伯乐。苏洵27岁才开始发愤为学，即《三字经》所谓：“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苏洵后来进军科场，却连连落榜，性格倔强的他，干脆把自己以前写的文章，付之一炬，然后闭门谢客，埋头读书，经过数年磨砺，终于文章大进，下笔千言。据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48岁的苏洵携苏轼、苏辙兄弟，以文章为“敲门砖”，拜访了益州知州张方平，希望得到这位文坛宿将的举荐。张方平谦虚地说，文章方面，我人微言轻，此事非欧阳修莫属。张方平写了一封推荐信，让苏氏父子，去京城拜访翰林学士欧阳修。其实，在政治上，欧阳修与张方平曾因主张不同而交怨，一向合不来，但当欧阳修读了苏洵的文章后，不但没有因为他是政敌的推荐而稍有怠慢，反而击节道：“后来文章当在此！”立即向宋仁宗上《荐布衣苏洵状》说：“伏见眉州布衣苏洵，履行淳固，性识明达，亦尝一举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学。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衡论》、《几策》二十篇，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在皇帝和士大夫间极力推誉，苏洵从此名动京师。
欧阳修发现苏轼的故事，也是一段文坛佳话。嘉祐二年，欧阳修出任知贡举，担任这一年礼部省试的主考官。策论一场，欧阳修出题《刑赏忠厚之至论》，点检试卷官梅尧臣批阅试卷时，发现其中一篇特别精彩，颇具“孟轲之风”，随即呈给欧阳修阅。欧阳修读后，眼睛一亮，觉得无论文采和观点，都堪当压卷之作，可以毫无争议地列为第一。但欧阳修的“入室弟子”曾巩也参加了这场会试，由于采用糊名法，文章属于谁，不得而知，欧阳修猜想这篇文章应该是曾巩所写，担心把自己的弟子列为第一会遭人闲话，便与梅尧臣商量将此文考生列为第二。复试时，欧阳修又见到一篇《春秋对义》，赞叹之余，便毫不犹豫地将此考生列为复试第一名，确定为会元。发榜时，欧阳修才知道，初试、复试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两篇文章，均出自苏轼之手，让他惊叹不已。后来，他在给梅尧臣的信中盛赞苏轼的文才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与梅圣俞四十六通》）。看到后生才情勃发，年过五十的欧阳修竟然兴奋得孩童一般，信誓旦旦地要为苏轼出人头地开山避路，爱才之情，溢于言表。
苏轼只是欧阳修主持嘉祐二年科考的一个侧影，当年共录取进士388人，不但包括苏轼、苏辙、曾巩等文坛巨匠，还包括张载、程颢、吕大钧等旷世大儒，真可谓群星灿烂。之所以一次考试就能录取这么多名动当时、影响后世的人才，与欧阳的学识、眼光和胸怀是密不可分的，他慧眼独具，古道热肠，为人梯，作嫁衣，不遗余力，一生桃李满天下。包拯、韩琦、文彦博、司马光，这些响当当的人物，都得到过他的激赏与推荐。“唐宋八大家”，除自己外，其余宋代五人均出自他的门下。这些人都是在布衣屏处、未为人知的时候，被他相中、推介、提携而名扬天下的。《宋史•欧阳修传》说他：“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高度概括了他的求才之渴、爱才之切、识才之准、举才之功，称他为千古伯乐，应该不是过誉之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