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边的话：几日前，人大“代表”冯大中谈及拆迁问题时，又出雷语称：“老百姓，有的给点脸就上房揭瓦了。毛泽东时代，谁敢说不字？”其实，只要涉及城市规划、新建房屋，古今中外皆可能有“拆迁”事宜，为何红朝代表提及“拆迁”竟如此杀气腾腾？不禁使笔者想起一桩旧闻……）
这事儿，发生在明朝嘉靖年间（公元1522年—1566年）。主人公名叫严讷（字敏卿），号养斋，海虞（故城在今江苏省常熟市东）人。
现在提起这个名字，您或许不太熟悉，当年此人可是地位显赫，名声远播，历任礼部左、右侍郎（外交部副部长）、吏部尚书（权力相当于民国行政院长，或红朝中央组织部长）等职。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严讷兼武英殿大学士，入内阁。自朱元璋废除宰相（总理或国务卿）职位后，内阁成员虽没有宰相制约君主的权力，但其他待遇和宰相相近，所以，明清两代，民间把入阁大臣，都称为“宰相”。因此，严讷可不是普通的高官，而是明帝国的“政府首脑”，时人尊称其严相公。
这一年，严讷计划在城里建一处大房子，“建筑公司”已经画好了草图，但是工地旁有一家卖酒酿（即醪糟，又称江米酒、甜白酒，是一种流行于各地的小吃）的铺子，铺房的梁柱突出，妨碍了工程。工头去找店主交涉，要出高价买下这房子，没想到店主态度很不好，对此断然拒绝，原来这房子是店家的祖产，他们不舍离开，用时下的话说，就是一“钉子户”。工头气乎乎的回去向严“首脑”诉苦。
您若身在红朝，会暗暗为店主捏把汗，也许还在琢磨：“莫说是政府首脑，即便是一个县委书记遇到这事，还不派拆迁队去，把这小店儿连房带家具，夷为平地？”
有些人正是基于此，认为欧洲文化高明，称欧洲历史上对私人财产的态度是“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以此证明，欧洲人历来享有人权，而中国人没有。其实，这种看法，是将类似“借我三千城管，还你世界和平”（郭德纲语）的红朝特色，当作中国特色，而造成的。
传统中国虽然没有现代国家的宪法，但是儒家经典几乎等同于《宪法》。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梁惠王上》）。因此，即使从维持社稷安定的角度出发，传统中国的历朝历代都要保护私有财产。
店家很幸运的生在传统中国的明朝，而不在红朝。严讷听了工头的抱怨之后，说：“不碍事，你先盖房子的其他三面。”
工程开始后，严讷规定，工地每天需要的酒酿，都到那家不肯搬迁的店里买，而且每次都事先付钱。
这家店平时生意不多，夫妻两个经济拮据，严讷还免费帮他们做广告、介绍客户，店里生意渐渐好转。没多久，店里就因人手不足需要招募工人，生意也越做越大，制造酒酿需要用的米谷、豆子、石缸等，数量剧增，屋里的空间显的很狭窄。
另一方面，店主夫妇也感激严讷的帮助，对自己当初悍然拒绝的态度感到惭愧，于是，主动写下契约，把房子送给严讷。严讷则用城里另一处比原店铺稍大的房子，与他们交换，店主夫妇很快就高兴的搬家了。
翰青叹曰：
严相雅量免纷争，
善意不使屋楹横。
华夏正统今若在，
焉有红朝杀气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