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为《底片》的画册以六十四幅底片记录当年发生在北京的学潮
【看中国2015年06月02日讯】去岁末在香港，鲍朴赠我一册《底片》六四图册，这是大陆摄影艺术家徐勇于89年春夏之交拍摄的写实图片，直至20多年后，他才把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交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细看之下，那些风云翻卷、枪弹横飞、血肉模糊的历史瞬间一一重现，令我惊心动魄！
六四死结纠缠着中国当代史已经二十六年了，在装金镶玉和雾霾深锁的“盛世中国”，渐少提起，却没有人能遗忘，它像一圈年轮，在越来越多的年轮缠绕下进入时间之树的深部。如果说，六四血案能在十年之内实现社会和解，人们或许可以将之视为历史悲剧性的一笔，从而稍许淡化并“向前看”。但到了二十六年之后，哪怕将来中国实现制度转型，对当年的悲剧进行国家道歉和政府赔偿，却已不能抚平这道裂痕了。六四情结超越了现实与历史，成为了一种象征和恒久的民族记忆。
摄影家徐勇以负像底片的形式，寓意六四至今被官方禁止谈论，遑论以照片方式公开发表。这些历史底片在提示着中国人民的群体记忆。他在自述中说：“对试图遮蔽、制造人们遗忘历史的行为，底片比照片及数字媒介更具直接强烈的证据意义。以这种方式拒绝遗忘或证明时间或许并不重要，值得关注和思考的是与这件作品相关的时间和环境因素，它们是比我更重要的作品作者。”
曾几何时，现代科技的数字化影像已经使传统的相机渐渐成为古董。而摄影作为时代的佐证，依然有助人类深化对自身历史的反思和认知。徐勇的作品，逼真记录了八九春潮中大风起兮云飞扬的片段，以及戒严后百万市民以血肉长城堵截军车的壮阔场景，也记录了军队血腥清场以及坦克在长街疾驰的恐怖画面。徐勇刻意用负像底片，排除了一切事后修饰的可能，以凸显其无可怀疑的真实性。这就是一九八九春夏之交的中国，这就是二十六年前的北京。中国人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理想主义高昂的年代，国家和人民到头来却满身血泊地卷缩在威权巨兽狰狞的利爪之下。
每个人的记忆与遗忘都是有选择性的，历史的底片却是无情的。今年暮春，当年被通缉的廿一名学生领袖之一熊焱试图回国探视病重的母亲，被当局所拒。《环球时报》为此撰文称：“他们曾经在年轻时为撕裂和创伤中国社会犯下罪行，如今人到中年，他们不仅拒绝反思和忏悔，而且继续站在中国政治体制的对立面，他们应当很清楚这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他们可以装出无辜的样子，但国家有自己的管理底线。”
到底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撕裂和创伤中国社会，还是坦克战车和真枪实弹屠杀平民的暴力犯下罪行，姑且不论。《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本人就是八九届的大学毕业生，他当年亦指天誓日、掷地有声地支持八九民运。六四血光乍现，他也曾义愤填膺、目眦欲裂。然而选择性的遗忘以及转而充当权力的恶犬，可谓无耻之尤。当局对六四的定性固然“一步也不能退”，但终究不愿重新撕裂这道血痂，倒是卖身于体制内软体蛆虫表现得比专制巨兽更凶残。
由此想到，极权机器对人灵与肉的全面异化奴役，如同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专制城堡里昼夜灯火通明的生产谎言的“真理部”，以及专司改写和消灭记忆的“忘怀洞”。谎言取代真实，权力强暴历史，这是所有专制主义殊途同归的基点。笔者在文革末年初读“内部出版”的《一九八四》，震悚不已。曾以为这是掷向共产帝国最锐利的投枪，后来才晓得英国作家奥威尔是社会主义者，他在西班牙内战时是“国际纵队”披坚执锐的忠勇战士，和他站在同一战壕里的还有美国作家海明威、智利诗人聂鲁达和西班牙本土战士大画家毕加索等人。他们擎起的是挑战所有极权制度和独裁政权的战旗，而不独是共产幽灵。彼时他们对共产主义的阴森恐怖尚未有几多了解，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却不期然揭开了那块沉重的殷红幕布。
我自己也是从专制城堡走出来的，对身心奴役的切骨恐惧，迄今挥之不去。那是一头硕大无朋的怪兽，它动用国家机器不懈消灭人们的记忆，彻底垄断话语和历史解释权。一如《一九八四》所写：“谁控制了过去，就控制了现在；谁控制了现在，就控制了过去。”单说六四如此简单的是非判断，二十六年来，莫说中国大陆，就香港一埠便可见“真理部”与“忘怀洞”的效能。
笔者曾去过布拉格，走到古老的查理大桥上，德沃夏克和斯美唐纳谱写过的VLTAVA河在脚下喧响。我想起了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想起了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和七七宪章运动。“拒绝遗忘”——捷克知识分子坚执这无权者的权力，与专制怪兽对峙了数十年，终于赢得了尊严。
反观极权酱缸里的红色蛆虫，他们以谎言换取锦衣玉食的无耻，正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而徐勇用摄影机留给历史的民族记忆，却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