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前言
不久之前，我和一位朋友相聚。大家都是同龄人，都是参加过“建国”初期那些“如火如荼”的斗争的人，如今白首相聚，“忆旧”成了挥之不去的话题。他比我幸运，我们虽然年庚相同，但是因为他早在1949年“十月一日”前参加革命，比我稍稍早了一年多，成了离休干部。他不但躲过了反右运动一劫，而且先后当了县委书记，党校校长。他感到良心安慰的是在他主政下，没有打一个右派，后来在胡耀邦时代，还做了一个地区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经他的手，平反的冤假错案达到7700人。他所在地区的右派完全一风吹，没有遗留一人。许多疑难死案，在他亲自处理下，得到平反。他被当地的人称为“青天”。他在调离该地的时候，消息不胫而走，自动前去送行的人有三百余人。但是，说起反右来，对于反右运动，他说，有些人，确实没有打错，比如，那个葛佩琦……他要杀共产党人……
的确，反右运动的第一枪，就是射向那个“要杀共产党人”的葛佩琦！1957年，葛佩琦是知名度最高、最大、最响、最臭的大右派！
那么，“要杀共产党人”的葛佩琦到底打错没有呢？
幸好我专门写过《千古奇冤葛佩琦》，对于葛佩琦的冤案还能够说得清楚明白。葛佩琦的冤案与众不同地方是，他所谓“要杀共产党人”的话，不是出自他的口，而是被诬陷、栽赃、拔高的，主要是：
(1)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报》无中生有地报道说：葛佩琦讲“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
(2)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在转载《人大周报》的文章时，再锦上添花说：葛佩琦讲“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
(3)1979年10月，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在政治学院讲话时，再加了一码，说：有一个葛佩琦就说：“要杀掉成千成万个共产党。”
在毛泽东的亲自掌控下，一个全国最反动最典型的右派分子葛佩琦，一个要杀“成千成万个共产党”的原国民党少将军官葛佩琦，闪亮登场，为发动反右运动取得了合法性正义性，为动员全党全国向右派分子反击打开了突破口。
可是五十一年后的现在，2008年，我们不妨作一个假定：当时，真是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少将，并且在中共邀请“鸣放”的会议上，确实发表了“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这样杀气腾腾的“意见”，而毛泽东却能够心怀“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的雅量，兑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承诺，把这些逆耳忠言、苦口良药当作执政者的警钟，不发动反右派斗争，那么经历过、见证过五十一年来历史的我们，保存的就不是现在这样的记忆，五十一年之后的今天，更不会发生“6.28”贵州瓮安群众纵火焚烧公安局，“7.1”上海杨佳只身单刀闯入闸北区公安分局捅死6名、捅伤4名干警保安，这样匪夷所思的不幸事件了。我们几乎可以断定，这些悲剧不但不会发生，毛泽东主政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都会以别样的面目呈现在今人的面前。这就应了现在网上被广泛复制流传的1946年3月30日重庆《新华日报》的社论《一党专政，遍地是灾》。
葛佩琦，一个最反动的右派，一个右派的典型，一个历史符号。既然连上面我说到的那位为人正派正直的朋友，至今都不清楚葛佩琦冤案的来龙去脉，那么，我建议编者把我2005年发表的《千古奇冤葛佩琦》重新发表。
被打过右派的杂文家邵燕祥为朱正所著反右运动史《1957年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写的序言中说：“右派和广大知识分子肯定是反右派的斗争的失败者。然则，反右派斗争是一次没有胜利者的斗争。据说，毛泽东晚年曾向身边工作人员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一次没有胜利者的反右派斗争的历史该由谁来写呢？”
邵燕祥的话，不乏杂文家的幽默。目前，海内外写反右运动的大部头书，笔者读到的还有叶永烈的《反右派始末》，胡平的《禅机：苦难的祭坛1957》，丁抒的《阳谋》，纳拉纳拉扬•达斯的《中国的反右运动》。朱正身入右林，时为《新湖南日报》记者，自然有刻骨铭心的感受；叶永烈1962年毕业于北大化学系，看到过那些低头耷脑可怜兮兮的右派教授；胡平是右派的儿子，尝过“右派崽子”的滋味；丁抒是1964级清华大学机械系学生，在文革中更看到过右派再一次被押上审判台的情景（《阳谋》在香港出版，作者已定居美国），所以他们都是从不同角度见证过历史的人。至于那位英国人达斯，根据查阅中国报纸而写出的博士论文，自然免不了隔岸观火了。
笔者今天写葛佩琦，当然也获益于这些著作。他们留下了信史。
“离奇曲折的冤案”
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认为被戴上“极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三顶帽子的葛佩琦是一个“离奇曲折的冤案”。这个“离奇曲折”真是难以概括。我希望能够简捷地予以转述。
57年的大右派一筐又一筐，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都是鼎鼎大名的顶级右派，但是他们，还有其他的被定为右派的人，谁都没有敢如此狂妄地叫嚣：“可以打倒你们（共产党），杀共产党人。”
只有一个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师葛佩琦敢于这样叫嚣过。
因此，他成了罪大恶极的右派。他如此疯狂的反动言论一经《人民日报》揭露，为反右派运动火上浇了一大桶油。他因此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与众多右派相比，葛佩琦还有一项殊荣：他是钦定右派。
什么树上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葛佩琦因为他是国民党的少将军官，自然对共产党怀有刻骨的仇恨，因此这不过只是暴露了他的“反动阶级”本质而已。
在1957年，我对葛佩琦也只知道这么一些。1960年我大学毕业，戴着右派帽子，分配到东距青岛100公里的平度县一中当教师。到了平度，我到县图书馆翻查民国版县志，无意之中发现，有一个葛佩琦，列名于平度县考进北京大学的学子中。我再打听了一下，证实此葛佩琦就是彼葛佩琦。原来我来到了大右派葛佩琦的家乡。除了同病相怜，还多了这么一层关系，增加了我对葛佩琦的兴趣。
1957年，“无名英雄”葛佩琦名震全国
在中共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塑造了许多深入敌人龙潭虎穴的地下情报人员。他们当之无愧地是“无名英雄”。这些人物形象具有超出常人的机智勇敢，他们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斗争，他们遭遇了出生入死的冒险，终于以赤胆忠心完成了党赋予的“伟大而光荣”的使命。他们受到青年人狂热的追慕。
1949～1950年我还是上海新建中学的初中学生团员。我们学校有地下党员十几人，而且主要是学生。面对那些“解放前”入党、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师、高中同学，我是从心底里对他们有无限的羡慕与敬意。他们都是我心中的无名英雄。
但是经过作家典型化处理过的“地下工作人员”形象，和现实中的人物实际遭遇，存在着巨大的错位。
我所在的新建中学有一位特别出风露头的地理老师，其姓名我已经淡忘。他担任教师工会主席，每有集会，他总是上台发言，慷慨激昂，信誓旦旦。我们都以为他是积极分子。那时，学生对于积极分子的老师别有一种尊敬。他的拿手活就是教地理的时候，不拿课本，口若悬河，而且一笔画出某个国家或省份的地图，形状逼似，所以听他讲课是引人入胜，津津有味。他是一位颇受学生欣赏的地理教师，至今我们老同学聚会时还想着他。
1951年上海镇反时，有过两次一夜逮捕万人的大搜捕。他在第一次，在一个深夜里悄悄地被捕了。那个晚上，是一个红色恐怖之夜，上海市逮捕反革命分子万余人。被捕后，对他的情况大家一无所知。三十几年后，我到北京拜访当时学校的教务主任、党支部书记、后来调京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教材编辑室主任的苏寿桐先生，回忆起这位地理老师来，苏先生对他仍然怀有敬意，赞赏他的才能。苏先生说，这位地理老师曾经是党员，蹲过监狱。他只上过初中，在监狱里他只有一本地图册可读，他就利用蹲监狱的机会把这本地图册读得滚瓜烂熟，日后成了一名优秀的地理教师。
他担任过中共安徽省特派员，和任弼时颇有私情，所以，当任弼时去世时，他还特地书写了挽联寄往北京，表示吊唁。那副挽联还是他请苏先生书写的。至于他被捕之后的下落，作为学校党支部书记的苏先生也不知道。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讲师葛佩琦的经历，自然比我的这位地理老师要离奇曲折得多，而历史地位、贡献应当更为显赫，最后，当他的冤案获得一一“改正”、澄清之后，还获得了身前身后名，比起我的那位地理老师下落不明，要幸运得多。
葛佩琦本来应当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名副其实的“无名英雄”。他由1935年“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的领军人物，转而为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员，抗日时期，策反了大批伪军起义，“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保安长官杜聿明的司令部负责新闻宣传全责，官至少将高位，可以探知东北蒋军的全局情报，纵横捭阖，游刃有余。他提供大量极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为辽沈战役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经历足以编出一部曲折惊险的电视连续剧。我想，当毛泽东、周恩来读到那源源不绝的东北国军的情报的时候，不会不了解他们安插在那里的一位高级情报员。所谓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如果没有这些高级特工，他哪能有这些神话？
但是，1957年葛佩琦的出名，不是因为他是革命的传奇英雄、共产党的功臣，而是因为他成了全国讨伐的大右派。
1957年5月15日，这是一个公认的分水岭。这一天，毛泽东下达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指示。他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所谓“钓鱼”、“诱敌”、“引蛇”，这些都是毛泽东在发动“鸣放”时的专用名词。在他眼里，知识分子中潜藏了一大批“鱼、蛇”，他们都是“敌人”，需要用计谋把他们引诱出来，钓上钩。
在这个文件中，毛泽东向党内露出了他的底牌：要打右派，并且连“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25、426页）的指标都确定了。一场惊天动地摧枯拉朽的歼灭战进入了倒计时，他只等着收容战俘了。比起兵败如山倒的蒋匪军，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就更不堪一击了。
现在，毛泽东正在竭尽全力，组织各级统战部宣传部召开知识分子的大鸣大放会议，把“敌人”引出洞穴地堡，掉进他布设的八卦阵，火力网。我就读的山东大学的教授束星北，从青岛到济南参加山东省委宣传部的会议是一例，这个葛佩琦参加人大教师座谈会也是一例。为了完成抓右派的指标，各级统战宣传部门，都在忙忙碌碌地动员、劝说知识分子打破顾虑，大胆鸣放，帮助党整风。
5月24日人大党委两次发给葛佩琦书面通知，要他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帮助党整风。葛佩琦说：“我想我是一个冒险犯难，为党做过十多年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由于地下组织被破坏，单线领导人被捕，断了组织关系。党委并没有对我请求恢复组织关系的申诉信，做出任何答复，为什么要把我列为‘党外人士’？我有些想不通。所以接到头两次通知，我没有出席座谈会。第三次通知送来之后，有总支的一位同志来动员我，他说：党委三次书面请你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你都不去，不太合适。我就勉强地去参加了座谈会。”（《葛佩琦回忆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像这样苦口婆心好话说尽、好事做尽的党委，岂止一个人大！
为了打消入会者的顾虑，使大家踊跃发言，党委书记说：“党的政策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且他还补充说，这是毛主席说的方针。可惜的是葛佩琦只懂得共产党会乔装蒙骗国民党，却不懂得共产党还会乔装蒙骗老百姓和知识分子。
3天后，5月27日，人大内部刊物《人大周报》刊出了葛佩琦的发言。葛佩琦作为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岂能没有意见？所以他的开场白别有潜台词：“我过去在党里面混过一个时期，对党里的事多少还知道一些。”一个“混”字包含了不尽的辛酸苦涩。
葛佩琦在会上根据帮助党整风的意愿，就外行办不好大学，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不要生活特殊化，要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等方面，给党委提了一些意见。
但在《人大周报》刊登的葛佩琦发言中，有这样的话：“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在那个时候，对共产党说“打倒”、“推翻”、“杀”这些词，听到了也会吓出一身冷汗，更不用说此话出自自己的口。
葛佩琦看了5月27日人大内部刊物《人大周报》上刊载的自己的这个发言，感到非常惊讶后怕，因为上述这段话歪曲了他发言的原意，不是他说的。当天下午，他到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会要求更正。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聂真接见了他。当时他的性情有些急躁，指着《人大周报》上登的那段话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聂副校长说：葛佩琦同志，你不要着急，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今天我们已经无法查证这个诬陷的由来，也无法查证聂真副书记是否与闻其事，不过可以推想聂真是在敷衍葛佩琦。即使这是“无意诬陷”，聂真他能够“更正”吗？葛佩琦更没有料到，不但《人大周报》没有给他“更正”，而且4天后，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5月31日的第七版，发表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时候，除了原文之外，更是完全不顾实际，断章取义，横加篡改，添油加醋，狗尾续貂，拔高成了反共言论。编辑用了一个长长的提示语作为标题，以示醒目。
原文为：葛佩琦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他说：“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标题）然后在这个小插题之下，说葛佩琦论述了这样一些话：
我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老百姓把豆饼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统购统销搞糟了，“肃反”运动搞糟了，党犯了错误，领导人应该自请处分。……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汽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说良心话，物资供应之所以紧张，这是由于执行党的政策的人犯了错误，例如，猪肉哪里去了呢？不是被老百姓吃光了，而是因为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发生了偏差，老百姓不肯养猪……
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得到统治地位的时候，老百姓是欢迎他的。但他们一旦得到了统治地位，而不顾人民利益时，人民就要反对他们。……1945年抗战胜利时，受了日本人压迫了八年的老百姓也欢迎过国民党，后来国民党的大员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对他们。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意见很多了。共产党若不自觉也是危险的。
过去在学校做地下工作时，是用联系进步、争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党员来领导……汇报得多，就是好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这事不能怪党员……因这是组织给他的任务。
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转引自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随后，《人民日报》在6月5、6、7日天天都发表了批判葛佩琦的文章。8日，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为标志，毛泽东发布了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总攻击令，同时在第七版又发表了一篇批判葛佩琦的3000字的长文，其中摘录批判的葛佩琦的如下“反共言论”更是令人目瞪口呆。他说：“群众对共产党的话不敢信任，共产党对这一点应特别重视。因为，‘民无信不立’，我还要重述一遍，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然走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群众为什么不敢信任共产党呢？因为群众在八年中体会到共产党善变……党组织对人，认为有用时，把杀过朋友、杀过同志、杀过党内人的人都当作宝贝；不用时，把流过血流过汗的人关在大门外，冷若冰霜。有些党员六亲不认，连儿子同爸爸都不接近，儿子入党给妈妈来信称同志。这些事例说明群众不信任共产党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如此等等。
时间是一位冷面法官。葛佩琦的这些话，如果等到今天来说，即使在某个正式场合，恐怕吹不皱一池春水，但在当时可是大逆不道的诽谤攻击。
直到这一天，葛佩琦才知道，《人民日报》已经向他重炮连击。他糊里糊涂地过了这十来天。
葛佩琦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段话。《人大周报》刊登的我那个发言的全文中，也没有这段话。这段报道纯属捏造。我看到之后，当即给《人民日报》写了更正信，6月9日上午，我亲自送到人民日报社。”这封信全文如下：
编辑同志：
六月八日你报七版刊登的我的那个发言，有些地方和原意有出入，请予更正。“我要重述一遍……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这段报道的全文是：“我要重述一遍，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是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应改为“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且发展下去，可以危及党的生存。”
葛佩琦1957年6月9日
我们已经永远无法查证《人民日报》根据什么发表如此诬陷一个公民的文章，不过，倒是可以推想。容我另文陈述。《人民日报》自然不会发表葛佩琦的更正信，而且14日、15日、16日、17日、18日、20日……每天最少发表一篇批判、痛斥、抨击头号“反共分子”葛佩琦要杀共产党、要共产党下台的文章。他已经成了众矢之的。其作者有劳动模范、复员军人、普通农民、大学教授、大学生，甚至于德高望重的马寅初先生也要出来“发表些意见”，那真是同仇敌忾，口诛笔伐。在右派分子中，葛佩琦几乎成了天字第一号的大坏蛋。他的知名度名列右派前茅。
画鬼容易画人难
韩非子有一个有趣的美学观点。他说画鬼容易画人难。在政治运动中，为了斗倒斗臭那些牛鬼蛇神，人们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妖魔化，把对象极尽丑恶之能事。中共真是把韩非子的美学发挥到淋漓尽致、出神入化的佳境。葛佩琦和胡风分子阿垅一样，是中共的高级军事情报人员，从抗日时期到国共内战时期，一直“战斗在敌人心脏里”。关于葛佩琦的历史，因为本文写得实在太长，笔者只引用当时《文汇报》上的批判他的时候发表的文章，请大家从反面去领会，也可以知道他的“反动面目”。若要知道详细梗概请读他本人写的《葛佩琦回忆录》。《文汇报》的文章如下：
“原来，葛佩琦曾经做过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少将参议，一九三七年他在北大毕业，以后流亡到洛阳，一度参加共产党，不久被清除出党，就投奔了国民党反动头子胡宗南。由于他知道共产党的内幕，又积极地反共反人民，很得胡宗南的欢心，做官一帆风顺。抗战胜利后，又在东北任国民党中宣部东北新闻通讯处处长和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政治部二组少将组长，在沈阳时，他曾经组织山东同乡会自己担任主席。这时，更露骨地表现了他的反动言行。他以山东同乡会名义发过通电给他的主子蒋介石，请求讨伐鲁镇‘共匪’，请求制止其他地区的‘共匪’进驻山东，还给当时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王耀武打电报，要求限期肃请‘奸匪’，以安桑梓。另外又给毛主席发过电报，内容是‘停止赤化山东’。从这里反映了他的反动立场是多么明确。一直到今天，他的阶级立场并没有转变。”（引自《反右派始末》）
有了这样反动的历史，葛佩琦从过去到现在，完全变成了一个恶鬼。葛佩琦被戴上了三顶帽子，判无期徒刑。这可是实实在在的三座大山。这在反右派的当时也是极为稀罕的情况，可见毛泽东对他真是恨入骨髓，只差食其肉，寝其皮了。这个问题我将另文还有陈述。
走笔至此，笔者我忽发奇想，想入非非，如果48年前的那一场整风运动，果真像《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所说的，是作为建设民主政治的“探索”，真诚地向既定目标前行，目标对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把葛佩琦们的诅咒、漫骂、攻击、讽刺全都当作苦口的良药，逆耳的忠言，坦然善待，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将会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坚强的伟大的政党，甚至于国际共运的历史也可能改写，不幸的是历史的列车，在一刹那间，被喝醉了酒的扳道工引向了歧途，所以使作为手下败将的连战、宋楚瑜到大陆朝圣，反而叫人有衣锦荣归、满堂喝彩的感觉。打右派固然是右派们的灾难，但对于誓言要救治中国的共产党来说何尝不是更大的致命的难以挽回的灾难呢？！所以今天中共对于反右这桩历史冤案才讳莫如深。
以反胡风和反右派为标志，中共走上了专制独裁的不归之路。
不过，葛佩琦之所以有这些感悟，是因为他有失路之痛，被潮流抛弃，沉入到了水底。如果他像那些功德圆满的情报高手，等到了革命成功，论功行赏，封官晋爵，登堂入室，也就不会有这些牢骚怪话气话刺话了。
至于中国共产党当然不是像白皮书所说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目的是要实现大多数人的民主，而不是少数人的民主。”我们可以查一下在莫斯科起草的中共一大党章以及后来各个版本的党章就可以了然。它的基本目标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离奇曲折的改正路
葛佩琦这位1938年入党，做了12年地下工作的老党员，在他为之奋斗、获得了“解放的明朗的”天空下，坐了18年红色监狱。他先被判为无期徒刑，1975年减为18年，沾了特赦战犯的光而被“特赦”。一顶梦寐未求的“战犯”帽子竟然成了他的救生圈，命运给他开了一个大玩笑！
我不必详细地叙述葛佩琦那离奇曲折的改正之路了。我只交代结果。直到1983年北京市委组织部才发文宣布给他恢复党籍，1986年北京市委办公厅才发文给他宣布右派为“错划”。我们这些曾经经历过“改正”的人，应该还记得，绝大多数右派在1979年就“改正”了。那么，葛佩琦走过的这条“改正”路是何等的离奇曲折漫长就不难想像了。
这是因为“改正”右派的工作，虽然有文件依据，但是整个过程仍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葛佩琦的“改正”问题，最后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是总书记胡耀邦。1980年4月2日葛佩琦被逼上胡府“上访”。由于胡耀邦的批示，亲自过问，这才为他打开了绿灯。这段佳话，葛佩琦写了一篇文章《总书记批阅的第二千零一封人民来信》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
曾经任过毛泽东的秘书、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最近著文，记录胡耀邦的政治遗言，说：“一个不图自己任何私利，倾注全身心血和才智为了自己的人民、自己的国家富裕强盛起来的人，一个平反了千万冤假错案的人，最后自己却被泼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污泥浊水，在非民主化的所谓‘民主生活会’压力下黯然下台的领导人，其悲其怨是可想而知的。”这其实还是因为没有从“人治”转化为“法治”。正如束星北所说的“我们的命运操纵在掌权者手里，掌权者如果好，我们就好，掌权者如果坏，我们就坏。”
人们说政治就是一局肮脏的龌龊的游戏。毛泽东是中国的马基雅弗利，集党国大权于一人，把阴险狡诈、口是心非、背信弃义、残暴无情玩弄得得心应手，叹为观止。在反胡风运动中毛泽东对于阿垅的诬陷，在反右运动中毛泽东对于葛佩琦的诬陷，真是令人齿冷！
但是，无论是对阿垅，还是对葛佩琦，毛泽东都是坐在中南海里，好如野鹤孤云，来去无踪，一字不着，尽得风流。白脸相公都是《人民日报》。
今天的年轻人和未来的年轻人，你们相信这个“革命故事”吗？即使有丰富想像力，大概也难编造出这样离奇曲折的故事来。
葛佩琦生于1911年，死于1993年。如果他健在于世，看到今天中共的腐败，不知他是否还要为自己辩解？如果毛泽东转世，是否会放他一马？据说，他是钦犯。
（附记：本文有两个推论没有述及。第一，《人民日报》给葛佩琦锦上添花加上的话应该是毛泽东的手笔；第二，葛佩琦的中共高级特工身份，毛泽东、周恩来应该都知道。）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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