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自杀!名导演郑君里之死(图)

作者:李晓径 发表:2017-01-1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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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自杀!名导演郑君里之死
老照片:1936年杭州六和塔新婚之旅。前排六人自左至右依次为:叶露茜与赵丹,蓝苹与唐纳,杜小鹃与顾而已。后排则为证婚人,自左至右依次为:郑君里、沈君儒、李清。(网络图片)

1936年4月,江青与唐纳结婚,大律师沈钧儒证婚,郑君里是主持仪式。当年杭州六和塔下,还有赵丹与叶露茜、顾而已与杜小鹃一同举行婚礼,这是一场文艺范儿十足的婚礼,一时轰动上海滩。

而当年10月,郑君里与南京金陵大学学生黄晨喜结良缘,席上惟一的女宾就是伴娘江青。可见郑君里是与江青的交情非同一般,但恰恰是这种关系带给他致命的灾难。

才华横溢 新政下不断碰壁

郑君里1911年12月6日生于上海,原名郑重、郑千里。1928年,因热爱文艺,他不顾父亲阻挠,大胆选择辍学,考进了田汉和欧阳予倩等人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当时的他只有17岁,踌躇满志。后来,郑君里成为中国著名电影演员、导演。代表作《一江春水向东流》《林则徐》《乌鸦与麻雀》。

郑君里的艺术生涯始于表演,在这片天地里,他如鱼得水,首先在戏剧舞台上崭露头角。1929年冬天,郑君里和同学陈白尘等人组建了“摩登剧社”,1931年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参与了《娜拉》、《钦差大臣》、《大雷雨》等名剧的演出,而江青在《大雷雨》中与他演对手戏。1932年签约上海联华影业公司。眉目清秀,气质出众的他片约不断,相继出演了影片《野玫瑰》、《火山情血》等电影,迅速走红。1934年,他已和阮玲玉成为联华影业并肩的男、女一号,联袂主演了影片《新女性》、《人生》。郑君里在戏剧舞台和电影银幕来回穿梭、游刃有余,20岁就已成为星光熠熠的大明星了。

“演而优则导”,1939年,郑君里拍了第一部大型纪录片《民族万岁》。当时还未成名的西部歌王王洛宾,被选为片子的群众演员,跟随摄制组到了青海湖边海北草原,在那里遇到一个藏族姑娘卓玛,为她写了一首著名的歌——《在那遥远的地方》。他所执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创下“解放前”最高的观影纪录。

中共执政后,38岁的郑君里正值壮年,一心想多拍些好电影。然而随着舆论形势的骤转,新作《我们夫妇之间》受到了严厉批判,被批评影片执意“歪曲工农干部”,拷贝封存,不得公映。1951年5年对《武训传》声势浩大的批判,更将这股批判风推向了高潮。郑君里与其他电影大师,从此不约而同地对现实题材敬而远之。

郑君里“戴罪立功”拍摄影片《宋景诗》,真实的历史中,宋景诗最终投降清廷,但为了政治需要,必须把他塑造成一位坚定的革命者。郑君里与孙瑜绞尽脑汁,只好把他的被招安处理为韬晦之策。这部“赎罪”片也于1955年短暂上映后入库封存,郑君里再遭碰壁,陷入困惑。

1958年郑君里领到了新任务:拍摄《聂耳》和《林则徐》,为国庆10周年的献礼片。当时正值“大跃进”,有的导演为了放“大卫星”,竟然一天最多拍161个镜头,上影厂也做出每个剧组每天至少拍摄60个镜头的荒唐规定。而郑君里严肃认真、每天只能拍三四个镜头,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后来周恩来出面规定才作罢,《林则徐》的昂扬结尾也是被周恩来改动过的。郑君里最初设定的是,赵丹扮演的林则徐被清廷发配到新疆伊犁,他牵着马越走越远,在他百感交集地回眸一望时,影片定格。

1963年,周恩来又给了郑君里一个新任务:将朝鲜轰动一时的电影《李善子》改编成中国版。由于郑君里真实地表现人物的人情和表现人性论,周恩来在北京看完片子后,对郑君里说:“算了,看来这部片子不能上了,要入库。君里啊,你要回回炉了!”直至“文革”开始,郑君里才恍然大悟,这个信号意味着他政治厄运的开始。

江青迫害知情的文艺界人士

后来,江青成了“第一夫人”。江青去外地活动,住处保密,但每到上海,必召郑君里夫妇到她住处用餐,他们仍保持着好友的关系。赵丹的妻子黄宗英回忆,1959年江青一次来上海,派车接来郑君里夫妇、赵丹和她,吃了顿当时豪华得让人咋舌的宴席。席间江青指着赵丹和郑君里对在座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说:“我在上海只有这两个最好的朋友了。今天我就把他们俩托付给你老了。”

随着中共政治运动对文艺界的深入批判,江青需要抹杀她曾经的“资本主义表演”。江青开始了对好友的疯狂扑咬。

1966年10月9日午夜12点刚过,电影导演郑君里、电影演员赵丹、顾而已、编导陈鲤庭和京剧演员童芷苓的家同时被抄。他们五家所有的书信、手稿、日记本、笔记本、照片等被洗劫一空,片纸不留。每家大约去了十人,戴着大口罩,挂着“红卫兵”袖标,衣服不整,长短不齐,似乎是匆忙换上的,年纪均在25至30岁之间,由一人讲话、指挥。奇怪的是这次抄家只搜文件,去各家的“红卫兵”也都是倏然而来,悄然而去,来无踪去无影,就连“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都被蒙在鼓里。

直到1980年12月江青被押上审判台,才真相大白,原来是江青为了销毁她30年代在上海的丑闻历史,勾结叶群、张春桥、吴法宪、谢富治、江腾蛟共同密谋策划的一起特务式的“突然袭击”。

1966年10月初,叶群通过吴法宪打电话把江腾蛟叫到北京。北京钓鱼台一座小楼里,叶群亲自接见了江腾蛟,并对他说:“江青同志有一封信落在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里,现在究竟在谁手里不清楚。你可以组织些人搜查一下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童芷苓、陈鲤庭等五家,凡是书信、日记本、笔记本之类的东西都拿来。”叶群压低声音告诉他:“不要害怕”、“要绝对保密”。

江腾蛟回上海后,立即行动,由他坐镇当总指挥,他亲自挑人,由7341部队政治部文化处长张彪带队,组成40多人,兵分五路,假装成“红卫兵”于9日午夜抄了五位文艺界人士的家。

江腾蛟把查抄交来的一麻袋材料做了清理,第二天他把认为“非常重要”的材料带好,亲自坐飞机送到北京。吴法宪不仅亲自到招待所来看他,叶群亲自到招待所把材料拿走了。过了一天,打电话给他,说:材料“已经交上面了,很满意”。江腾蛟说,紧接着他又把第二批材料送给叶群。据知叶群为了讨好江青,亲自将材料分类,开了目录单,上了封条,把材料交空军保密室保管。这些材料后来都被江青销毁,可是那一封关于唐纳(江青前夫)的信交不出来,已经没有了。

郑君里夫人黄晨说,1966年夏,张春桥在上海找郑君里谈话,威胁他要把有关江青的信件和照片交出来,郑君里回家后,立即把那些信件和照片整理成一包交给了张春桥。但是,江青并不放心。后来,张春桥又找郑君里谈话,这次郑君里回到家后,闭口不谈张春桥与他谈话的内容。我感到郑君里有压力,有负担,精神也有些恍惚。第二天,郑君里早晨五点钟起床去劳动时对我说,“不知哪一天就回不来了”。接着一天晚上(1966年10月9日凌晨),一伙来历不明的人,闯进我们家来抄家。他们戴着大口罩。先对我们搜身,从头发到鞋子搜了个遍,然后就翻箱倒柜,把所有的东西都翻遍了,就连一本书也不放过。郑君里用几年心血写成的手稿,甚至连我儿子的成绩单也都给抄去了。这帮人临走时还威胁说,如果你们在北京早把你们枪毙了。

黄晨说,1967年9月,江青利用他们一伙控制的公安机关,把郑君里秘密拘留起来,在狱中,郑君里受尽残酷折磨,仅两年时间就冤死在狱中。黄晨控诉说,江青一伙对我的儿子也不放过,他们害怕把郑君里死前对我儿子的讲话透露出去,就诬陷我儿子是杀人嫌疑犯;为了灭口除根,他们差一点把我也搞死,害得我至今全身是病。江青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她的历史,但历史是她写的,是抹不掉的……

原来,江青先是托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说:“江青现在的地位不同了,她过去还有些信件等东西在你家里,存藏在你家不很妥当,还是交给她处理吧!”郑君里交了信件、照片等材料,但江青还不放心,第二步就是抄家。抄了材料,江青知道知情的人还在,第三步,江青下令抓人。

绝不自杀 名导演病死狱中

据儿子郑大里回忆,在被抓之前,他每天凌晨3点就看着父亲写交待材料:每天和谁见面了,与对方的关系如何。然后6点半出门参加劳动改造,晚上8点半回家。

郑君里的儿子在《我的父亲郑君里》一文中说:

“文化大革命”很快不期而至。上海的文艺整风和文艺四清中,导演里父亲首当其冲,演员中赵丹首当其冲。因为他们两人是名气最大,也曾最受重视,而且他们的确与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父亲有句话:“如果说我是文艺界的黑线人物,那我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我从17岁开始就是‘黑线人物’。”

那段时间,每天凌晨3点父亲让我把他叫起来,写交待材料:每天和谁见面了,和对方的关系如何,这个交待要写3份;然后6点半出门参加劳动改造;晚上8点半回家。他每天都诚惶诚恐地检讨自己,不断地清理思想、不断地写检查,那真是痛苦极了,我印象里父亲甚至还哭过。他真诚地认为自己是有问题的。若干年后很多人问我,你父亲当年写那些检讨书,是真心的还是敷衍之作?我说,如果是敷衍的话,那就不是我的父亲了。

父亲年轻时做演员,很注意锻炼身体,每天练哑铃等,所以身体很好,但即便如此,他也熬不住这种强体力劳动。父亲后来又被送到厂里的牛棚隔离,我们见不到他,只能一周到母亲那里探一次监。父亲在里面吃了不少苦,他饭量很大,但在里面总吃不饱。父亲曾说:“我现在恨不得自己有事,如果真有事,说出来倒简单了,就怕这种没什么事情,让自己漫天瞎猜。”

好几次他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家,我到药房买红花油帮他涂,一边涂一边哭。父亲说:“小弟,你不要哭,不要问是谁打的,也不要问为什么。你就帮我把药抹上就好了。”他还有一句话:“小弟,如果以后有人说我自杀了,你千万不要相信,我绝对不会自杀的!我不是这样的人。如果我死了,那是他们害死的。”

有一次父亲被打得很严重,回家后他情绪有些低落。我问他,他说:“如果是造反派打我,我能接受,可他不是造反派。”我后来才知道,另一个著名导演冲上去打了父亲两个耳光,那位导演还是父亲带出来的左翼电影导演里的一位,曾是父亲最亲近的朋友之一。父亲说:“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件事。”可悲的是,那些人即便打了父亲,也不能减轻他们本身的“罪责”。

1967年11月,张春桥亲笔批示,把在上海曾与江青共过事的人全部抓起来隔离审查,进行残酷迫害。郑君里与赵丹先后入狱,赵丹在黑暗的牢房里关了足足5年,总算被“解放”出来。但郑君里却一直没有被放出来,郑君里被隔离审查后,曾被关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第二看守所、少管所等数处,他的夫人黄晨不能与他见面,只有他17岁的儿子郑大里偶尔前往探视。在狱中,郑君里患上肝癌,而且是晚期,1969年4月23日,黯然离世。

来源: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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