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7年6月2日讯】中国的系统性危机，简单的说就是体制系统的所有支持力量全面垮塌，系统无法维持而面临倒闭。到2017年5月底，中国宏观形势已经全面失控，体制面临全面瓦解。依附体制的各利益群体，也就是体制的各种支持力量，大部分在过去几年经历级差式返贫，剩下少部分将在短期内大难临头。
中国体制经济主要包括两部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主要指在血汗工厂政策支持下，血汗工厂式的实体生产组装、商业销售、服务等相关经济环节。虚拟经济则以债、股、楼、汇为主，代表在金融政策和房地产立国政策导向下的中央和地方两大经济系统，其中中央经济系统包括央行、外管局、主要商业银行、中央各部委和央企等，地方经济系统主要包括地方金融系统、房地产和地方国企等。
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已山雨欲来……（图片来源：Fotolia）
上述分类可以清晰反映中国级差式返贫和体制崩溃的进程。利益关系上，虚拟经济代表体制利益，实体经济则是体制的奴仆；操作模式上，体制直接控制虚拟经济，间接操控实体经济。基于此，体制面临经济困境时形成几个返贫阶段：第一，牺牲实体经济利益，造成实体相关环节的崩溃和相关群体返贫。第二，牺牲非核心的虚拟经济部分，尤其是非战略重点区域的地方经济。第三，2016年空中解体后体制系统已化成碎片，体制自身大部分虚拟经济作为残骸次第坠毁，只剩房价空转。第四，2017年3-5月后，银行资金面临枯竭，地产经济无力继续支撑，体制最终耗尽所有可消耗的资源，不可避免的崩盘。
体制权力表面上似乎日益强大。1990年代开始，通过分税制和发展地产经济，中央极权得到逐步加强。同时，由于中国的文化扭曲、经济体制的逆淘汰、西方国家和企业的短视和邪恶，加上中国民众的愚昧，看不到体制潜伏的重重危机。经过数十年逆淘汰，只有少数群体实现发家致富。获利群体具有一系列明确的特征，包括知识贫乏、视野狭窄、目光短浅、小处精明、精通厚黑、媚上欺下、贪婪凶狠、做事无底线。他们依靠体制致富，对体制感恩戴德，更以体制内的态度自居，自以为赵家人，对体制外群体予以讥讽嘲笑和无情打击。他们全心全意支持体制更加强大，同时引导并强化崇拜体制的社会文化。
体制崇拜在体制瓦解过程中更加强化。近几年，随着经济形势不断恶化，体制再度面临生存危机。为了保护核心权力，体制不断加大盘剥力度，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致使不同的利益群体沦为牺牲品。根据距离体制核心的远近关系，利益群体经历级差式返贫。既有利益群体返贫后，或沉默，或隐匿，渐被遗忘；仍在获利的群体则继续积极鼓吹，宣扬个人财富和社会地位，强化体制的无所不能。实际上，返贫的利益群体越多，体制的力量越虚弱。
2016下半年开始，体制的核心经济系统从内部瓦解，即空中解体。除极少数权贵，几乎所有拥护体制的利益群体都被关门打狗。不过多数利益群体满怀侥幸和对体制的信心，依然积极参与体制政策，形成世界经济史上最疯狂的投机狂潮——中国式房地产涨价去库存。2017年3月开始，面对油干灯枯的银行，体制以行政指令方式，实施最严厉的住房限购。在中国“财聚人聚、财散人散”的经济模式下，这种行政指令意味着中国宏观形势失控，权力体制正快速瓦解，即最近体制经常提到的“系统性风险”。
在中国系统性危机爆发之际，笔者对中国级差式返贫过程做个小结，也是从笔者2014年初写《中国实体经济走向末日》以及迄今为止全部微博内容的一个总结。而这个过程，是体制经济逐步崩溃的过程，也是中国系统性危机积累的过程。
中国实体经济走向末日是系统性危机的开端。在级差返贫中，实体经济是关键代表。1980年代末，中国政治经济深陷双重危机，体制采取的措施之一是血汗工厂政策，催生出庞大的血汗工厂式实体经济系统。血汗工厂经济通过残酷压榨农业、破坏和污染自然环境和农田，把大部分农民变成血汗奴工，通过血汗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换取外汇，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的基础。在整个经济环节中，实体经济属于非体制经济，但严重依赖体制的血汗工厂政策。在《实体末日》中，笔者对中国实体经济有过全面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首先，血汗工厂曾是体制的重要支持力量。2008年之前，血汗工厂老板积极活跃在社会舞台上。血汗工厂的成长，依托于血汗工厂政策制造出来的奴工群体，包括几乎没有成本的农民工以及国企下岗流放出来的廉价技术工人。其时，体制为了通过血汗工厂的出口获取外汇，通过媒体对血汗工厂进行极度美化的宣传，甚至达到神话的程度。私企老板扬眉吐气，对体制感恩戴德，积极表忠心，随时随地发表爱国爱党言论，对中国未来充满信心，纷纷扬言要做“百年企业”和“世界500强”。 2008年之后，私企老板的声音快速消失。美国次贷危机后，中国体制为了救美国即救自己，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措施。4万亿强化中国的金融导向，支持铁公基和房地产的爆发性扩张。在体制压榨、奴工流失以及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同时恶化的共同作用下，私企实体工厂处境急剧恶化，经历波浪式倒闭潮。我在《实体末日》里说过，除了专门制造假冒伪劣的非法企业外，血汗工厂将全面倒闭，仍然维持运转的大中型实体企业，实质上大部分变身金融套现的壳。最终，除极少数选择移民离开的，大部分中小私企老板逐步回归贫困，个别困于债务而自杀。
第二，外企大溃败。外企进入中国市场攻城掠地，占据主要的市场利润，但由于参与的是庞氏骗局，下场注定和所有庞氏骗局受害者没有区别。在《2015外企大溃败》中，我对中国的外储和负债有过详细分析，中国将无法支付外企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和利润，意味着外资多年打拼后财富归零。2016年中期开始，中国卡死外资的消息不断出现。事实上，部分2014年撤资的外企都没拿到投资和利润，2015年后的撤资的更没希望拿到，不断放出来的消息只是展示外企溃败的结果，命运在2015年已注定。
第三，实体商业同样全面溃败。《实体末日》结合民众消费降级、网购迅猛发展、租金不断上涨等因素对实体商业分析，预测实体商业将大规模萧条和倒闭。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无数人响应体制“万众创业”的号召，开个小店当老板，为之前倒闭的商铺接盘。但由于实体商业环境日益恶劣，接盘侠实力又非常有限，所以很快再度倒闭。尤其是中后期的接盘侠，在亏损十几万、几十万或者上百万后，真正理解“创业致贫”的内涵。
第四，商业地产投资者默默品尝深度套牢的苦果。商业地产直接建立在实体商业基础上，对实体商业揩油。在血汗工厂经济增长后，先富起来的一批人积极加入炒房行列，其中商业地产铺面是炒房团的优先目标。吃上肉没几年的炒房客，对“一铺养三代”的洗脑广告深信不疑。从2012年开始，随着商业地产的迅猛扩张，加上实体商业的急剧恶化，实体商业开始大规模萧条而后倒闭。虽然大量“万众创业”的接盘侠出现，但也只能支撑少数居民区的商业地产租金，80%以上的商业地产不得不空关。租不出去的商铺既得不到租金，又卖不掉，还得缴纳各种费用， “一铺养三代”变成笑不出的笑话。
虚拟经济建立在实体经济上，通过盘剥实体经济而生存。当实体经济逐渐走向末日，虚拟经济也日益艰难，中央经济系统和地方经济系统的协调和运转失灵。在金融指挥棒和地产立国政策导向下，体制极权酝酿以举国之力再次打响国运保卫战。
虚拟经济的级差式崩溃，以债、股、楼、汇的顺序发生。债务危机是体制经济危机的开头，也是体制经济无法摆脱的魔咒。体制不断试图以股市和楼市拯救债市，结果是债市和楼市也被拖垮。最后，所有问题都集中到汇市，成为系统性危机的集中爆发点。
首先，体制大规模启动债市，实施经济刺激。2009年，中国4万亿经济刺激实质就是以负债的方式大规模投资，4万亿只是一个代号，代表中央负债，各地制定中央10倍以上的宏伟投资计划。疯狂投资的结果是，央企和地方经济不堪重负。2011年开始，中央加力收紧资金，导致央企和地方投资难以为继，比如铁道部负债超3万亿，一度万里大停工，中央又实施重点扶持支持铁道部重新开工，任由其负债逾4万亿。地方经济的负债则达十几万亿（有数据显示可能超过20万亿甚至30万亿，巨大的连环债务黑洞使得国务院至今都没搞清楚地方负债到底有多少），但无法得到中央直接支持，地方经济只能开通各种渠道，以金融创新的名义筹资。早期的地方融资平台被限制后，地方政府又以房地产为平台和渠道，通过银行理财、高利贷等方式融资。银行为规避风险，将大量资金转到表外，以银行理财的方式诱骗储户购买，并且以理财模式发放贷款。
到2014下半年，理财和高利贷走到尽头。地方的房地产商作为融资渠道大都负债累累，很多房地产公司实质倒闭，一部分跑路。高利贷大规模倒闭，引发各种社会治安事件，不稳定因素急剧增加。同时理财作为银行的表外业务，急剧膨胀到极其危险的比例，银行万分恐惧。眼看地方经济走到崩溃边缘，体制期望通过A股融资让地方经济起死回生，于是决定推高股市。
接着，股市成为新的增长点。 2014下半年，股市开始上行。进入2015年，股市上涨加速，主流媒体对股市的宣传也不断升温。随后巨大的A股牛市形成，以至于中国全民炒股，全民谈股。当官媒吹着大喇叭喊“4000点是牛市起点”时，民众更加疯狂，在各种配资的支持下持续加杠杆。与此同时，各地的地方国企积极制定股票上市和再融资计划，期望从股市割韭菜割出40万亿以上。（待续）
（中国经济文化研究所供稿， 2017年5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