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和夫人。（图片来源：铁流提供）
我是最早的“北漂一族”，在北京呆了近三十年，拉起一彪人马，干了很多事情，虽不惊天动地，到也搅动一潭春水，留下许许多多的故事，现将它陈书于纸，供朋友赏玩，也算留存历史。不编造不杜撰，事件与人物皆真实。现在是快节奏时代，每篇千字。一天写一千，一年下来也是几十万字。聚沙成塔，集腋成书，也许会成为一部脍炙人口的野史。因是回忆，有跳跃性，让思想的河流自由流淌吧……
开篇语
我不是文人，却历经中国文人悲惨的命运。中国文人历来不是一个阶层，更不是一个阶级，仅是所在时代与社会的“寄生物”，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生活群体，总得靠别人养活过日子。如果想要自己过的好，就得巴结有权有势的人，按别人意旨行事，做一个听话的人，否则清贫一生，穷困至死。但是中国不少文人，却乐于清贫，篾视权贵，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保持着自己清高的气节。正如吴祖光先生给我写的一联条幅：“不屈为至贵，最富是清贫”。
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说，我是一个翻身的奴隶，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理应感恩戴德，没齿不忘。一个时候我确也是这样说和做的。后来随着文化水平提高，阅历增长，特别是喜欢上文学艺术和加入作协后，我开始有了自己的主见，从迷信中清醒过来，做人做事不再按书本上说的办，不再信奉“伟人”的“真理”，开始用自己眼光取舍生活的镜头，用自己的思想来评判是非，很快从一个文艺创作上的歌功颂德派，一下变成了个写实派，悲惨命运也就从这开始了。
1957年毛泽东一手策划和发起的“伟大整风反右斗争”，竞把我这个童工出身，年仅22岁的年轻革命干部划成“极右分子”，投入监狱时间竟长达23年！天啊，相当于三个抗日战争，八个“解放战争”。
我的主要“罪行”是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说《给省团委的一封信》及其两个续篇——《向党反映》、《上北京》；另外就是鸣放中的“反党言论”。
什么反党言论呢？一是我不同意动用行政和组织手段围剿流沙河的《草木篇》，认为文学艺术上的争论应和风细雨，各抒己见，“一棍子把人打死”的作法是违反毛泽东的“双百”方针；二是我在创作上主张“无主题论”，提倡文学作品写真实，作家要勇于“干预生活，揭露生活的阴暗面”，文学作品不能千篇一律，把人物写得抽象和概念。人有多种性格，不是好就好，坏就坏。甚至可以这么说，“胸前挂满奖章的人不等于灵魂品质就高尚”，“绑赴刑场的杀人犯不等于思想就铜臭”；三是我还主张文人结社，办同人刊物。还主张人和人应该有真实感情，不要你提防我我提防你。除此，就是按“长官意志”强行拉在一起的所谓“七君子反党集团”和“四川省文艺界二十四人反革命集团”。
如果说前面“两罪”是冤，那这后一“罪”就更冤了。所谓“七君子反党集团”系指当时活跃在四川省文艺界跃的七个年青人，计有石天河、流沙河、邱漾、茜子、遥攀、储一天和我。实际上我们这七人仅仅因工作关系相互认识而已，并无深交和来往，而且彼此性格各异，见解分岐。可是有人竟然信口雌黄，颠倒黑白，硬把我们七人拉到一起，说我们“策划密室”，“放火基策”，强行定为“七君子反党集团”上报中央，交由毛泽东亲批，变为永世不能翻的铁案。至于说到“四川省文艺界二十四人反革命集团”一事，直到23年后我“改正”归来，才知道自己是其中成员。
这24个“反革命”到底是谁，到现在我也不清楚，可这案却是当时中共四川省委红头文件定下的。这24人中除流沙河一人未逮捕法办外，其余23人均下狱治罪，最重的刑是“死缓”。这一人间奇冤虽已结束，可是我们中不少人却已含恨作古。我算是一个侥幸的劫后余生者，也是一个执迷不悟的“顽固派”。
1980年末，我正式恢复公职上班，工作仍然是报社文艺编辑。为了歌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小平同志伟大举措，我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写了平反后第一篇小说《不愿出监的人》，发表在四川省一家刊物上。
不知谁个先生告了我一状，说：“晓枫为共产党关押了23年，落实政策后不知悔改，现又写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说，把我们国家比成一个监狱，人民生活还不如牢犯。”这还了得，当时适值大气候“清理精神污染”，北京“清”白桦，四川“清”我和孙静轩（他的长诗《一个幽灵在大地游荡》）。于是，亲朋为我捏把汗，说我又要当“右派”进监狱了，好些人甚至不敢参加我1981年10月的婚礼。好在一位领导调看了这篇小说，作出公正结论：“问题不是这样，晓枫的小说基本没有问题。”我解脱了，可感情彻底损伤，于是含着苦笑告别了文艺界，改行作记者。记者也不好做，写实文领导不高兴，写假文自己良心上过不去，终于在两年后离开报社“下海”经商办公司。文人是感情的宠儿，易于上当受骗，很快负债一身，败走麦城，举家北上，落身帝京，改行从事经济信息文化工作，搞公关策划，终算找到了发光的位置，十余年竟然小富，最早进入小康一族……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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