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共斗富农两年饿死650万人 20万人逃到中国(组图)

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填补空白盲区(中)

2018-02-10 03:03 作者:李玉贞 桌面版 正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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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苏共在一个月内剥夺20万富农财产,实行农业集体化,农民家产包括鸡鸭和日用品全部充公。(网络图片)

“星期六义务劳动”

这是苏俄实行劳动军事化和战时共产主义过程中的事。书中介绍说,列宁和托洛茨基1918年就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六个月内便能到来,这段时间里就要完全消灭商品生产。他们同样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前景怀抱强烈的期待,认为至少德国可以受俄国影响很快取得革命成功。十月革命后俄国所有五人以上的企业悉被没收。生产凋敝,“只有印钞机”在工作,政府没有了财源。

托洛茨基向列宁建言:“要强迫所有工人吃苦受罪,让他们寻找活路,但不能单独地一个一个地去做,而要集体进行”。要想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把日常生活条件社会化;消灭家庭,掀掉一家一户的锅灶,吃大锅饭……不实行军事化,这样的社会化是做不到的……军事化加上一天两顿热饭,大家都一样。吃大锅饭的做法定能为社会监督创造必须的条件”。

作者们认为恰恰是这样的革命“急性病”导致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国内战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二十世纪俄国史》,496~498页)。在作者笔下,劳动,根本无“自愿”和“热情”可言,多达1500万—1600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时,吃的是大锅饭。

仅圣彼得堡一地,到1921年死亡率便高于出生率3—4倍。从1917到1920年该市有三分之一的人因饥饿疾病和政治上的原因而死亡,这里1917年的46名科学院院士,死亡5人,流亡8人,1923年仅有23名。其他如俄国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总数为6800万,到1920年仅剩下3800万(同上,498页)。

“全盘农业集体化”


1930年,在一个月内,苏联60万富农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农民私有山林土地被掠夺侵占。(网络图片)

书中把20—30年代之交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同上,883页),说它是苏共开展的一场对付农民的斗争,当时估计有200万富农,150万中农,800万贫农。而富农乃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势力,所以要消灭之。对富农实行了“区别对待”的政策:第一类,顽固反革命分子予以枪决;第二类,予以流放或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第三类,则将其扫地出门,赶出原住地。

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记录显示,仅仅在第一期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20万富农被剥夺财产,60万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15万被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同上,884页)。苏共中央派出了25万名共产党员工作组分赴各地,两个月内就有全体农户的58%加入了集体农庄,其家产包括鸡鸭和日用品也要全部充公。许多农民屠宰牲口,已经被充公的“富农”的牲口由于无人照管而死亡。1928—1933年牲口总存栏数剧减,直到苏联解体,牲畜总数也没有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3年的水平(同上,885页)。

群体性抗议事件不断发生,也不断遭到镇压,1930年一年就有179,620人被国家安全部门抓获,其中18,966人被枪决。这一年13,754例群体性案件中7382件因农业集体化而起(同上,890页)。难怪有人将其称为第二次国内战争(同上,889页)。

农业集体化后1932—1933年出现了大饥饿,远远超过1921—1922年列宁时期的严重程度。这次国外援助没有一粒粮食到达饥民口中,归“联共中央,国家安全总局,红军和‘在农村工作的人’受用了。

1933-1934年间饿死的人数是650万,其中有400万在乌克兰,因那里反抗最力”(同上,900页)。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影响更加深远的是出生率明显下降,1926-1937年出生率下降达10‰。但斯大林依然坚持出口粮食换取工业化所需的机器。总计“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1930—1933年)死的人数是930万。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有20万人逃到中国”(同上,页901)。军队士兵大多来自农村,1933年35万余名官兵被发现对苏维埃制度“不满”,“闹事”隐患多达4000起(同上,896页)。可以说这是造成1937年斯大林大规模清洗“阶级敌人”的伏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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