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合作 共产党如何寄生于国民党坐大?(图)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苏俄赤化世界的产物

2019-06-28 12:12 作者:武宜三 桌面版 正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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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合作代表在武汉合影。前排左四起:谭延闿、孙科、宋庆龄、宋子文。第二排:董必武(左二)、毛泽东
1927年3月,国共代表在武汉合影。前排左四起:谭延闿、孙科、宋庆龄、宋子文。第二排:毛泽东(右三)(网络图片)

1918年,孙中山先生受军阀制肘而无法推展护法大业的时候,为争取国际同情乃致电苏俄,贺其“十月革命”的成功。而苏俄方面当时正受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围攻,为了寻求国际友谊和发展共产势力,也正派代表在中国活动。苏俄一方面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多次接触孙中山或其代表。为了帮助中共找到可资联合的朋友,苏俄建议孙中山“联俄容共”,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背景。

苏俄和受其指使的中共,在谋求与国民党联合前,即己试探过与吴佩孚、陈炯明等军阀的合作。在争取朋友、减少敌人的考虑下,孙中山同意容共,但不承认“联合”,即允许中共党人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并遵守党纪,不得公开批许国民党。以为如此可以使中共“化为乌有”,又可以吸收中共人才为己用。但是,由于执行政策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例如给了苏俄顾问太大的权力、对中共党人没有适当的监督和及时的制裁等,而使中共坐大。

中共怎样坐大?

湖南省的中共农民协会武装
湖南省的中共农民协会武装。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24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只有谭平山、李大钊等3人为中共党员;17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只有林伯渠、毛泽东等7人为中共党员。而中执委属下9部,只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伯渠为中共党员。可是这些中共党员人数虽少、能量却大。

谭平山控制的组织部,多派共产党员往各地发展组织,故广东省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只成立了5个县党部,却全为共党所控制。

工人部长廖仲恺虽是国民党员,然同情共党,因兼职多而把部务委之中共党员的秘书冯菊坡,故广州的工会悉数为共党所操纵,并可受苏俄顾问直接指挥。中共策划主持的“全国劳工大会”,几年间连续多次在广州召开,代表劳工50多万,决定《劳动斗争纲领》。

1925年成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于当年加入莫斯科的赤色职工国际。农民部长林伯渠、秘书彭湃均为中共党员,故农民讲习所、农民协会、农团军,皆由共党控制。

有会员20万的广东省农协,连续两年在广州开代表大会,决定《农民斗争纲领》,开始利用农民从事武装暴动。中共在湖南省发动的农民运动尤为蓬勃,农民协会会员在1926年时就达130多万。

黄埔军校成立之初,即有包惠僧、周恩来、叶剑英、恽代英等中共党员在校中充任要职,国民革命军组建时,有5个军和海军局的政治部主任由中共党员担任。

地方党务凡是由中共党员所负责者,即发展共产党务。国民党改组后,中共对各地执行部的权力争夺,更是不遗余力。中共党员人数,1921年“一大”时只有57人,到1925年“四大”时也不过近950人,但1927年“五大”时即猛增至5.79万人。(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香港)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

国共合作本质上是苏俄和中共机会主义政策的产物。他们试图把中国共产党寄生于中国国民党,凭借国民党的躯壳来发展、壮大自己的组织。

斯大林曾谓中国国民党只是一只“柠檬”,国际共产党人不妨将之一挤再挤,挤干之后则可信手抛弃(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时报出版社,2000年,台北),最后攫取国民革命的胜利果实。

北伐开始后,中共一面在工农中大肆运动、发展势力,一面分化国民革命军,把可能的势力拉为己用。为了阻止蒋介石东进上海和江浙财团结合而可能摆脱苏俄,中共在发动了工人武装起义,成立了“上海市市民政府”,并计划以武力对付北伐军。

在汉口、九江、南京等地,也有中共发动的大规模工人运动。特别两湖地区的农民运动声势浩大,例如1927年的湖南省,农民协会可以号召的群众达一千万之多。

中共依靠痞子、惰农等流氓无产者,在农村搞暴民政治、红色恐怖,没收地主土地、掠夺私人财产,随便打人、抓人、游斗人、杀人(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严重侵犯了国民党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破坏北伐军的后方安定,动摇了北伐军心。

从已公布的大量中共文件看,也证明中共在国共合作中确实是心怀鬼胎。例如中共四大所作的《职工运动议决案》,就非常详尽的规定了怎么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在国民党领导的工会中也尽力活动,“取得指导权,吸收觉悟分子,组织我们党的支部”,“我们应竭力设法到国民党的工人部里去工作,以便借此改造国民党之工会为阶级斗争的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编:《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p44-54,档案出版社,1985年,北京)

是可忍,孰不可忍!苏俄和中共这种不合作和捣乱的做法,理所当然的遭到了国民党人的抵制和反抗。为了实现孙中山统一中国的遗志,保证北伐的顺利进行,国民党在北京等地查获苏俄赤化中国的大量档案证据之后,坚决采取了以上海“4・12事件”为标志的清共措施。

(原文有删节,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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