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垃圾分类加速 止不住焚烧炉这把火?(图)

作者:绿色情报员 发表:2019-07-21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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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ers sort garbage on the street in front of their workshop on February 1, 2007 at Lianjiao, Fosh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of China. (Photo by Cancan Chu/Getty Images)
中国作为垃圾大国,垃圾分类回收系统的建立却慢半拍。(图:Cancan Chu/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9年7月21日讯】中国是全球头号的垃圾大国,每年制造的生活垃圾高达4亿吨。7月起,上海启动强制垃圾分类,大刀阔斧解决垃圾危机之际,湖北武汉连日爆发大规模的反焚烧炉抗议。中国一面推动垃圾分类,一面大盖焚烧厂,垃圾引爆的环境问题依然深陷无解的泥沼。

“中国作为垃圾大国,垃圾分类回收系统的建立却慢半拍,或许因为政府和财团的距离太接近了。”环保团体“看守台湾协会”秘书长、垃圾政策专家谢和霖一语道破关键因素,垃圾筑起政府和民间的高墙。

谢和霖指出,填埋和焚烧常被视为最容易处理垃圾的方式,相较先进国家,中国废弃物相关法规起步晚,1995年才制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制法”,法令出台后,面临垃圾围城问题,废物处理的财团提出焚烧作为解决手段,大举兴建焚烧炉,反而未见强力执行垃圾分类和回收。

上海高调领头做垃圾分类,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都将陆续跟进。“事实上,这并不是中国垃圾分类的第一次大考。”台湾大学风险社会与政策研究中心的博士后研究员卞中佩说,最早可追溯至2000年,中国在八大城市实施垃圾分类试点,2002年为了北京奥运,在北京及其他城市推动垃圾分类,建立绿色奥运形象,2006年反焚烧炉运动后也提出分类作法,2016年习近平也曾指示垃圾分类,不过,几次下来都是成效不彰。

“焚烧和垃圾减量、回收,这两个方向是互相矛盾的。”谢和霖指出,一旦资源投入焚烧炉,相对排挤了资源回收,日后资源回收做得好,可能出现焚烧炉没有垃圾烧,等于投资效益减损,所以焚烧炉不能盖太多,此外,从末端处理来看,焚烧炉并非真正处理掉垃圾,它只是让大部分垃圾变成二氧化碳,然后排放到天空,再将有毒的物质浓缩,甚至排放出去,再次造成污染危机。

卞中佩分析,这次上海实施力度非常大,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垃圾无止尽增加中,第二个原因为焚烧炉产业把持垃圾政策,以至于垃圾分类、源头减量等政策,受到焚烧炉产业的暗中抵制,因此习近平不得不出手,发号施令推动上海垃圾分类。

在利益团体的绑架下,焚烧炉愈烧愈火。卞中佩说,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4年垃圾焚烧量为34%,2015年为37%,2016年激增为56%,焚烧量如火如荼攀升,完全依循焚烧炉产业的思维,焚烧是中国解决垃圾的最主要方式,而且是唯一方式,以上海和北京的填埋和焚烧比例来看,焚烧远超过一半以上。

翻开官方出版的《中国城市建设年鉴》,2015年中国总计有220座焚烧炉,不过,根据公益环保组织“芜湖生态中心”的统计,焚烧炉高达400多座。卞中佩认为,数字会出现落差,主要因为很多地方政府采用小型或民间焚烧炉,甚至有些是没有规管的焚烧炉,后端处理未达环保标准,因此没有通报列管、进入统计。

中国堪称全球最大的焚烧炉市场,焚烧炉产业的崛起,助力来自两大政策。卞中佩指出,第一个是市场化政策,国企、私企和外资透过BOT的民间特许经营方式,兴建焚烧炉,营运期约为30至50年,签约时已确保每吨价格,业者获利非常稳定;另一个政策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2006年和2012年分别通过上网电价补贴方案,尤其是2012年采全国固定价格,也就是烧了一吨、发多少电,每度以人民币0.65元保价收购,这等于是中央提出政策,鼓励二、三、四线城市采用焚烧炉,因此,2012年之后中国焚烧炉出现井喷式发展。

中国选择焚烧,解决垃圾问题,却也烧出弊端。卞中佩说,在焚烧炉业者的恶性竞争下,造成低价抢标,业者只好以低廉方式焚烧,节省后端环保处理,来降低营运成本,环保团体多次发现焚烧后的飞灰,一袋袋露天随意堆放,由于飞灰含有致癌物质二噁英,各国都采严格监管,中国地方政府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未来可能引发严重的环境危机。

失控的焚烧炉产业,让反焚烧炉运动遍地开花,近半年来,反对运动从辽宁、广东,延烧到湖北,七月武汉阳逻多次出现大规模抗争,大批武警强力镇压。无奈的是,这些反对声浪并达到有效制衡的作用,卞中佩指出,2006年到2012年,这段期间抗争活动曾对焚烧炉产业造成威胁,业者采取强烈应对,积极游说、拉拢官员,或是进入决策体系,形成盘根错节的产官学利益共同体。

“2012年之后的反焚烧炉运动,并未动摇焚烧炉的兴建和垃圾政策,焚烧炉甚至不减反增。”卞中佩说,以国外趋势来看,当政府下定决心提出有效的垃圾分类,焚烧炉产业便会萎缩或停滞,中国却是例外,光是四川、江苏和云南三个省份,2030年前要增加173座焚烧炉,再加上其他省份,成长幅度很可观。

台湾早期曾提出“一县市一焚烧炉”,政策却在民间抗争下大转弯。谢和霖指出,当初台湾一面推动资源回收,一方面兴建焚烧厂,几年后开始出现反对声浪,迫使政府在2005年、2006年停建十座大型焚烧炉,2000年之后资源回收快速提升,目前回收率高达五成,远超过美国和日本;上海实施垃圾新政,后端回收的建置、民众教育都应同步加强,中国应该将焚烧炉的资源转移到垃圾分类和回收体系的建立。

卞中佩认为,虽然中央直接下达命令,真正有所谓的垃圾专业、决策的官员都是支持焚烧,垃圾分类政策究竟可不可行,值得怀疑,而上海又能够持续多久,也令人忧心,如果上海失败了,等于再次宣告中国垃圾分类政策失败,中国因为垃圾产生的环境问题会更无解。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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