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邓小平与毛泽东。右图：赫鲁晓夫作报告，批判斯大林。（网络图片）
在苏联、和中共国的历史上，有两个政治人物颇具可比性，在相似的历史关头，这两个人物分别主导其所在国，起了不同的转折性的作用，这两个人就是赫鲁晓夫和邓小平。
当今中国大陆社会对赫鲁晓夫和邓小平的评价，与十多年前相比已经悄然改变：对赫鲁晓夫的评价更低；对邓小平的评价，却似乎比“六四”后的几年更好了，这评价随着岁月的流逝，浮漂着一层毫无来由脂粉，如今的中国人，无论老少轻壮，且不说普遍对改革“总设计师”主导的八十年代“计生”、“严打”这样杀婴、杀人运动毫无感触，就连“六四”北京那漫天的血腥气，也似乎因为时间的“久远”而产生了距离美……
大陆不少人认为：赫鲁晓夫是个傻瓜，他全盘否定斯大林动摇了共产党统治的权威、动摇了苏联的权威、诱发了布拉格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这是十足的引火烧身的蠢行；赫鲁晓夫弱化斯大林集权、实施分权和集体领导，给了勃列日涅夫、希斯洛夫等反对派充分活动的空间，造成自己被政变赶下台，这是典型的锯断自己所坐树枝的蠢猪行为……
这种观点在当今中共国官僚干部队伍中颇有市场。
大陆不少人认为：邓小平是具备大智慧的领导人，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三七开”，避免了统治集团的振荡和混乱，这是他比赫鲁晓夫聪明的地方；邓小平坚持的经济搞活、政治搞死的跛脚改革，既促成了经济繁荣，又避免了中共国像苏联那样解体，还保住了权力，这是他比戈尔巴乔夫聪明的地方……
这种观点在当今中共国官僚干部队伍中、在广东人、深圳人当中都颇有市场。
赫鲁晓夫与邓小平到底谁更聪明？
要客观地评价这两人，就必须分析在相似的历史关头两人的所作所为，并且由此引发的深远后果。
斯大林一死，赫鲁晓夫就带头串联苏联党政军头目，成功发动政变，清除了斯大林余孽贝利亚势力，剪除了克格勃系统过大的权力，从而制止了斯大林暴政在斯大林死后继续延续；具有划时代里程碑意义的行为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彻底否定：经过精心准备，1956年二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向大会代表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以铁的事实否定了斯大林的暴政、全面地揭露了斯大林的罪行。赫鲁晓夫这样做的本意是把斯大林和共产党区别开来，彻底根除斯大林的影响力，防止斯大林的暴政今后重现，以改良共产党的一党专制，顺便在对斯大林的“拨乱反正”当中树立自己的权威。赫鲁晓夫的行为代表了当时多数中央委员的真实意愿，因为斯大林的暴政不仅对老百姓是灾难，也使得特权官僚集团人人自危，他们也渴望告别这种恐惧的生活，而要想彻底摆脱这种恐怖，唯有彻底否定斯大林。
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本意虽然是想改良共产党的统治，却引发了意想不到的意识形态大地震：由于披露的真相如此触目惊心，自然启发了前苏联、乃至整个东欧民众对马克思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怀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类似政教合一的个人崇拜？斯大林何以能如此“滥用权力”？在所有的西方国家为什么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是什么为斯大林滥用权力大开方便之门？毫无疑问是体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党专政的体制！
赫鲁晓夫“愚蠢”地全盘否定在苏联和整个东欧引发了深刻的反思启蒙运动，这确实动摇了共产专制的根基，但也使得斯大林主义在苏联卷土重来再无可能，由于斯大林被批倒批臭，使得后任的苏联领导人，即使保守倒退如勃列日涅夫，也不得不继续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划清界限；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的举动，不仅将苏联人民从极权暴政下解救出来，也保护了自己，使得自己在失去权力之后，能够免遭斯大林式的“清洗”，得以安享晚年。是赫鲁晓夫，客观上抽掉了松动共产极权堡垒的第一块砖、铲起了埋葬共产极权的第一铲土，正是赫鲁晓夫的“解冻”运动，启蒙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可以说，如果没有赫鲁晓夫，前苏联、东欧共产阵营就不会那样快覆亡，中共的统治就会更稳固，人类的苦难将会更长久。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实事求是的英勇否定，必将人类历史上辉煌的正义之举而永载史册！
而中国的赫鲁晓夫邓小平“聪明”地对毛泽东“三七开”，这确实维护了中国的共产专制，但也使得毛主义在中国卷土重来至今仍有可能，由于毛泽东被“三七开”，使得后任领导人，即使开明如胡耀邦、赵紫阳者，也不敢公开否定毛泽东，不敢公开否定毛泽东思想，使得后来的当权者如胡锦涛、习近平之辈敢于再次高举毛泽东旗帜、蠢蠢欲动、不动声色地复辟毛式政治；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三七开”，不仅误导和压制了中国的反思启蒙运动，也不利于邓小平自己和自己家族的长久平安，以至于为了防止被清算，不惜动用军队开枪屠城，毁了通过改革开放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一世声望，把自己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住上。邓小平虽然抓住权力到死，他的子女、家族的命运却得不到保证，仍然有可能遭受毛式清算。
相比之下，赫鲁晓夫的开明是真开明、是实质性的动作、突破性的尝试，赫鲁晓夫的“愚蠢”是大智若愚；而邓小平的开明是假开明，是小恩小惠、“收放自如”，邓小平的“聪明”是小聪明、是大愚若智。
这就是共产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走上不同的道路的领导人人格素养上的根源。
当今中国大陆社会对赫鲁晓夫和邓小平的评价的这种变化，既反映了中共治下那种不顾原则、不择手段的成王败寇糟粕价值观在今天依然甚嚣尘上，也反映出因为信仰缺失而生的更加可悲的趋向：道德败坏、世风颓靡、国民的精神愈来愈卑琐化、市侩化、经济动物化——只要搞到钱就行，管他自由不自由、民主不民主……
不容乐观的现实说明了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紧迫性、艰钜性——中国的自由文化运动任重而道远。
（本文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