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延汉简，广地南部永元五年至七年官兵釜硙月言及四时簿（编绳）。（氏子 /wiki/CC BY 4.0）
汉代国祚四百余年，文景之治民生富裕，汉武帝时国力鼎盛。但是从秦代小篆刻石到东汉隶书碑刻之间，西汉书法史却留下一段空白，直到汉简、帛书出土，才让后世一睹西汉书法，尤其是隶书的风貌。
汉代边塞遗址出土“居延汉简”
西汉碑刻几乎荡然无存的原因在于人为破坏。西汉末年王莽篡汉，改国号为“新”，继而大肆毁坏汉碑以巩固政权。后代仅发掘出十余块幸存的碑刻，但多属小品，不具代表性。
清光绪时期，一些战国晚期到魏晋的木简、竹简陆续于新疆、内蒙一代出土。1906年，著名的英国考古学家、探险家斯坦因等人进行中亚探险，在新疆民丰县北部尼雅遗址发现少量汉简，第二年又在一些甘肃敦煌的汉代边疆遗址内发现七百多枚汉简，这是近代第一次汉简出土的记录。
1930年，中国、瑞典学者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至甘肃、内蒙古一带考察。于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边塞遗址中，发现一万余枚汉简，因附近属于汉代张掖郡居延或肩水都尉辖区，故统称为“居延汉简”。
抗战期间，为了躲避战火，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沈仲章冒生命危险，千辛万苦将西北科学考察团存放于该所的居延汉简转移至香港大学，并加以拍照、编制图册。1965年运至台湾，典藏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3年以后，甘肃居延考古队在破城子、肩水金关遗址、新疆楼兰、青海大通等地大规模挖掘，又出土大量汉简，至今发现的汉简已高达四万多枚。
《黄帝四经》出土帛书。（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此外，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等处，亦出土大量帛书，包括著名的《周易》、《老子》、《黄帝四经》、《战国纵横家书》等。
边塞简牍是研究汉代历史的佐证
汉代已经有纸张，不过早期的纸张主要用途并非书写，而是用来包裹的。当时的书写材料，竹制的叫竹简（简称简），木制的叫木牍（简称牍），合称“简牍”，可用线绳、牛皮绳等编成书。
汉武帝为了防御西北边境，修筑道路、移民垦边、派兵屯田戍卫，并遍置烽燧、邮驿等。汉代边塞遗留下丰富的简牍，这些文书资料记录了大约从西汉中晚期到东汉初，当地军民日常生活各方面，包括经济、军事、法律、教育、信仰等活动的情形，为汉代历史研究的重要佐证。
汉代边塞简牍大多以麻绳编联成简册，以书写更完整的内容，先写后编或先编后写皆可。但是简牍长期积累下来，占据的空间很大，必须定期销毁。举例来说，根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学者邢义田以所内典藏的居延汉简，进行体积和重量测量，指出：用木简书写的《史记》，体积约28万4310立方公分，重量约48.1公斤。由此可见，数量庞大的文书档案室必须要定期销毁、整理。
为了充分利用资源，预计销毁的简牍会加以改制利用，或是移作其他用途。例如：作为练习写字的习字简、制成狩猎工具、上厕所用的厕简、当作柴薪燃料等。居延汉简出土时，由于年代久远，编绳松脱、腐朽，或是简牍被改制、销毁、再利用等原因，大多已经成为零散的单简了。
居延汉简生动活泼带有丰富书韵
居延汉简是用毛笔和墨直接写在简牍上的，与碑刻隶书风格完全不同。汉简书法已大量展现隶书“藏锋逆入”、“逆入平出”、“蚕头雁尾”等特色。虽仍是隶书笔法，但非常随意、放松，或粗或细，变化多端。结体自由，大小错落，经常特意加长一些笔画，显得生动活泼，富节奏感，带有一种天真浪漫的趣味。
在官方文书由秦代小篆转为汉代隶书的同时，民间对于规规矩矩的书写方式已有些不耐，在记录文字或互通讯息的时候，希望能更加快速便捷，也逐步形成隶书体的草写。晚期汉简书法已有了章草书体的开端，且逐渐形成草书、行书。因此，汉简帛书出土补上的这段书法史空白，体现出汉代书法亦是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转捩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