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书作者原为中共的老干部，参与过中共在上海的特务核心工作，本书内容完全是报导他亲身经历的事实，揭发上海中共特务内部的种种机密和种种惨无人道的罪行。他虽参与实际特务机要工作，却无法凶残狡狯，心灵上的矛盾使他认清中共反乎人性的残暴根性，因此愤而脱离中共。
一、毛泽东──特务的制造者
“我怎样当了日本的间谍”──这是范士白在摆脱了日本特务机关的控制后，向全世界发出的控诉，而范士白堕进日本特务机关的陷阱，开始还是自愿的，而“我怎样当了毛泽东的特务”？说来却是在半吓半骗下被迫成的。现在，我既然也摆脱了毛泽东特务机关的控制，难道我不应该向全世界来控诉毛泽东特务机关的滔天罪恶吗？
我从小酷爱文艺，美术，尤其爱好诗歌和戏剧，我所以在少年时代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完全是因为爱好文艺，美术，因而，参加了左翼文运团体，跟隐蔽在团体内的共党“文特”，“艺特”结了不解缘，致在不知不觉中投进了共党的组织。那晓得参加组织后不久，便在组织命令下被迫放弃了自己所喜爱的东西，而担任了勾心斗角的组织工作、和其他许多的冒险活动，精神上，十几年来都沉浸在矛盾痛苦中。而自一九四九年后，这种内在的矛盾底痛苦，更发展到了最高峰。
“诗人的梦儿又破碎了”！
当我在被迫环境下与组织断了关系一年多后，在一九四八年夏，我的爱人紫清先潜赴石家庄，运用她在抗大时与江青亲密相处的私谊，试探毛泽东能否使我们免于受组织底严重的追究和处分，能否帮助我俩恢复组织关系，后来，毛及有关部门，把我俩在上海的“监狱斗争”和“反管制斗争”的经过报告审核过，并级调查证实后，总算没有使我俩完全失望，总算答应了她，可以给我俩恢复组织关系而免予处分。但对于我尔后的工作方向问题，却说必须侍我亲回到组织报到后才能决定，一九四八年冬她方能潜回上海，所以我直到一九四九年春才回到党中央去──但这时已不是走向石家庄，而是走向北平了。
我到了北平后，除了拜访党中央负责组织工作的安子文和负责文运工作的周扬外，毛泽东和江青也于一个晚上，约了我俩前去，照例唱套党八股来批评了我几句后，就半吓半骗的来给我决定了工作方向：“根据你最近这一阶段的经历，决定了你今后应参加党的政治保卫工作，你必须放弃要求重过写作生活，像你这样曾担任过省委工作的干部，经过这短短的痛苦生活刺激便要求过清静的生活，便浮起你那已褪色的“诗人底梦”，是不应该的，在这革命虽然取得基本胜利，但更繁重的任务正等待我们去大力完成的今天，你这种观念是应该受批评的，你要到社会部去详细洽商工作问题，你要明白，政治保卫工作是最光荣的”。
当我俩在夜色朦胧中去出了中南海的大门，想起到达北平这一两个星期来，和过去一批文运同志的往还，尤共是跟诗人艾青，柯仲平等谈起的创作计画，日夜自描自绘的今后在文艺园地中栽培出芬芳的花朵底幻图，蕴藏在心深处，渴望了多时的，重过许多年前的充满了兴趣和美感的文艺工作者生活的梦儿完全粉碎了。
“我现在对组织工作和任何行政工作都不感兴趣了，毛主席要强迫我干特务工作怎能提得起劲来”！
我俩回到西单的党内同志底招待所，我感到了异常的失望，跟紫清研商通宵，最后，我还是决定再找有关的同志们积极进行活动，请求他们给我协助，向老毛反映，表示我重反文运工作部门的适当，希望他给我变更决定，我接二连三地找周扬，写信给在东北的丁玲，连党外的与我个人有点渊源的文艺界巨头沈雁冰，我也诚恳地拜托了，但结果，几天后我还是接到社会部约谈的通知。
“我要抗议，别人可以接受他“迫良为特”的一套，我却不能接受！”。
我接到社会部的通知后，怒不可遏地向紫清这样噜苏著，但我们怎样才敢向他抗议呢？辗转思维，唯有先装病来拖延时间，等待有关方面的充份反映，尤其促紫清再向江青求情，希望能把既定的决定改变。
但拖延了几天后，过去的青年诗人，跟我一块办过诗歌杂志，现在却当了中共底二流特务头子，身为中共中央社会部主任秘书，后来还当了情报总署办公厅主任的戈茅，却突然到招待所来访问我。
“噢，多年不见了，你还写诗吗？”我和他热烈地握着手，我还用从前一样的口吻对着他。
“紧张而险恶的工作，脑筋僵化了，“烟士披里纯”那里会涌出来呢？”他摸摸脑袋，微笑着。
“可是，我现在却打算避开这些紧张而险恶的工作，再站回文艺战线上为革命而写作，我正计画著，要把这十几年来多方面的斗争经历，对现实底深切的体验，反映在文艺作品上，尤其是形象化地刻画在戏剧上，歌唱在诗篇里，我要返回少年时代诗人底梦境里，你能帮助我达到这目的么”？
“恐怕组织不能同意你吧？”他的脸沉下来了。
“但是，我必须用尽一切努力来达到这目的！”
“你知道，关于决定你的工作问题，毛主席给社会部的指示是怎样的么”？他严肃地停顿一下“陈同志！毛主席要社会部从工作中去考验你，假如你经不起考验的话，你会招到不少的麻烦呢，我跟你是少年订交的老同志，公情私谊，比跟别人都厚，可是，我看到了关于你被捕后各方面所有对于你的报告，我一直在为你而感到头痛，你知道么？有人报告你动摇，有人报告你不能坚持“监狱斗争”，不能坚持“反管制斗争”的原则，而华东局社会部，还干脆地咬定你，你已经………”
“我已经怎么样？”我睁大了眼睛。
“我们是老同志，是无话不谈的”，他难为情地握握我的手。“杨帆同志根据各方面的报导，判断你已向敌人投降了，他后来对你的每一项报告，都称你做叛徒了，而部长当然也以你为叛徒而登记着，所以，当我知道你来到北平后，我还不便以私人资格拜访你──虽然我在部里为你不知费了多少唇舌解释，凭我个人对你过去底深切的了解，和一二年来我个人所收到对于你有利的，但非正式的许多报告，向李部长，邹秘书长提出了不少说明你没有真正变节的可能的理由，我这些意见，都曾附上关于你底问题的卷宗底副本，在紫清同志抵达石家庄时，送过组织部去了，现在，我是奉了部长命令，以处理公事底方式来慰问你底病和跟你谈问题的。”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社会部对于我的工作问题打算怎样处理么”？我沉郁地问他。
“根据部长底简略指示，和我的了解，可能很快派你回华东局社会部去工作，因为你在上海曾受敌人特务机关管制过，敌人曾委派你不大不小的职衔，你在上海有着相当优越的工作条件，因而，你要求变更工作方式，要求重返少年时代的诗人的梦境里，是不可能的，变更工作地区也是不可能的，假如你勉强坚持，可能还引起他人对你的误会，希望你今后好好的表现一下，不要辜负了毛主席给你这个考验的机会，希望你三天内能到部里去会见李部长。”
“不过，戈茅同志，有一点你是必须了解的”，我庄重地说“敌人委派过我职衔是不错的，但既非我请求，也非我愿意承受，我也未曾为敌人真出过一分力，在暴力管制下，他要委派我什么，我都无法拒绝，难道，这也算是我的罪过吗？我现在请求你再告诉我──以私人友谊资格提示我，假如我坚决不接受参加社会部工作的决定，组织可能怎样处理我呢，可能招到什么麻烦呢？”
“这个、这个……”他为难地摇摇头“你要守着秘密才行”。
“当然！我底守口如瓶的性格你还不了解么？”我底态度更庄重了，“据我们悠久的友谊，你该给我以忠实的提示！”。
“实在告诉你”，他低声的说，“前几天你托病不到社会部洽谈，李部长曾跟毛主席洽商过，毛主席已口头交代下，如果你经不起社会部的工作考验，那麽，就照着处理不稳分子的方式来舌制你，必要时，就严厉的处分你，陈同志，这是秘密，你不能叫紫清同志在毛夫人面前说出来，同时，我还可以告诉你，这种决定，你再请毛夫人及周扬同志设法改变都是徒劳的，请刘少奇同志设法改变也是徙劳的，难道，你还不明白，党早就决定过，毛主席早就指示过，凡是给敌人逮捕过的同志，都要交给社会部处理么，都要干情报工作么？虽然偶尔也有例外，但例外是很少而且是很特殊的”。
“但是，特务头子！”我在过分痛苦的震动中强作笑颜，像多年前一样，戏拍几下他底肩膊，“我提起情报工作便头痛，你看怎么办呢？”
“头痛也没办法呀，我从前不也是一样么？不干新华日报副刊编辑而干起情报工作来，打碎了诗人的梦，干起这一套紧张而艰险的工作，多么不习惯，但是，时间久了，就觉得习惯而愉快了，慢慢地，兴趣还特别浓厚起来了，我现在竟然觉得写诗真是有点无聊。却觉得恰如毛主席所说“政治保卫工作是最光荣的”！毛主席是最重视政治保卫工作的，他是全心全力来培养“保卫干部”的──他是我党的保卫工作底创造者啊，他是我党底保卫工作的祖师啊，你好好休养一下，三天内到部里面来，澈底解决你的工作问题！”
他越说越兴奋，最后又像过去跟我谈诗谈画时一样，亲切地拍着我肩膊，热情奔泻地鼓舞着我。我最后也觉得“形势比人还强”，只好又把自己的兴趣和理想，轻轻的搁在一边，黯然接受他底劝告了。
“好吧，后天上午十时我到部里去，请你们指示一切”。
当我放走戈茅后，和紫清呆对了半天，她才慢吞吞地叹息道“毛主席就是一个特务的制造者，就是特务的祖师，就是特务魇王！”
